第一章
宣传册不会告诉你的事
一提起大学，我们不禁想到可以直面海上风暴的坚固堡垒、知识灯塔。我们想起满是常春藤的校墙，想起花甲之年、身披呢夹克的教授，他们俯望着办公室窗外古朴的校园——新生正在那儿投掷飞盘。有了终身教授的坚守，这一切成为永恒。正如对地产本身的投入，使校园得以矗立数十年乃至数个世纪，成为当地历史最悠久的标志性建筑。橄榄球场上，校队间的德比大战一如往昔：俄亥俄州立对抗密歇根，伯克利对阵斯坦福，西点迎战海军，德克萨斯挑战俄克拉荷马。一届又一届学子从这里匆匆经过，扮演了校园生活里默默无闻的角色，而那些吉祥物、标志图案、听课席位和师资团队却未曾改变。
如果大学真的未曾改变，我们会看到，在一个近乎成熟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群落各自扮演可预期的角色。我们会看到，学生乖乖待在宿舍，宿管员严格执行宵禁命令。我们会看到，学术评议会（faculty senate）上，教师秉持“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精神提出不同意见，反对“权力平衡”下代表“执法者”与“立法者”的院长、教务长和校长。我们会看到，那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簿记员、场地管理员和厨师，为帮助大学顺利运行在幕后辛勤劳动。我们会看到，机智风趣的大二学生，在校刊上尽情展现诙谐笔触；还有那些充满创意的恶作剧和“混进”校园的啤酒桶，令辅导员和校警务长一边摇头一边叫绝。在某个早晨，不翼而飞的雕像（建校之父）会出现在校长的车位上，还被刷上了“劲敌”的标志色彩。
走马观花式的校园访问，让人产生一种时光穿梭的错觉——过去的美好再现，还能为当下所用。可一旦透过这层假象，我们会发现，这个生态系统和其中生存着的各种群落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我们会发现，有些教师其实并不授课，而一些棒球教练才是教书的那群人。我们会发现，经济资助、奖学金、学制（全日制或非全日制）以及专业热门程度的差异，让学生缴纳的学费几乎各不相同。我们会发现，过去分别隶属于学生服务和学术服务的各项职能，现在共存于各种办公室：学生课外辅导中心、本科生科研项目、海外学习项目、女性学生服务中心、国际学生服务中心以及性少数群体（LGBTQ+）服务中心等。我们会发现，身边总是不乏那些令人费解、半独立的科研中心、组织机构和各类公共或私人合作项目。我们会发现，一大批刚刚转入或即将转出的本科生，在他们成绩单的交接过程中，招生人员的负担加重了；在配合其他学校进行课程设置的过程中，教职人员的负担也加重了。我们会发现，技术无处不在且不断更新换代。
如果询问身边的人，我们还会发现，有相当多的教职、科研人员其实并不是正式员工：
2009年到2013年，我在大学里兼职教书。在某社区大学，我教的是大一研讨课和英语写作，每门3学分的课程，课时费为3200美元。课上会有10—15名学生。在某私立大学（录取率较高的那种学校），我教的是《世界文学及写作（上）》，课时费为2000美元左右，课上最多会有23名学生。两所学校加起来，我每学期尽量上6门课，暑假再多上几门。
在明德学院作家会议（Middlebury Bread Loaf Writers' Conference）期间，海伦回应了我的帖子，表示愿意谈谈自己的兼职生涯。在空旷无人的休息区，她在我对面坐了下来。我们聊了20分钟。在谈话过程中，她仿佛重新经历了一遍刚刚过去的那几年，整个人不断往后蜷缩，身形变得越来越小。
那时我要完成大量的阅读。我已经结婚了，但还没有孩子。我丈夫是住院医师，所以他经常不在身边。我要开1个多小时车去这两所学校上课。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丈夫又不能陪伴我。我开始做各种兼职：上课之余，我要帮一所顶尖院校筛选入学申请文书，要辅导学生功课，还要给一份不起眼的小报写稿子……我就这么东拼西凑打了好几份工。对我们家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所以我真的得这么做。
我们不妨来解读一下这段话。海伦每学期给100多名学生上写作精读课，每周至少讲授4门完全不同的课程。这意味着，她每周需要阅读和批改100多篇涵盖4种不同话题的论文。完成如此浩大的工作量，她至少得花60个小时，可能还远远不止——因为学期开始前要备课，学期结束后还要阅卷。最后，一个学期15周变成了“根本不作数”和“只作部分补偿”的20周。
海伦住的地方离其中一所学校有50英里，离位于另一个州的另一所学校有60英里，她的公寓刚好位于两者之间，离她丈夫工作的大学医院比较近。每所学校的每一门课，她一周都得上3次。学校排课并不顾及她的往来是否便利，如此一来，每周车程五六百英里，一学期1万英里也就不足为奇。
即使专业背景是英语，她也没机会把自己的想法融入教学，所有课程都是由别人根据她无从知晓的、更为远大的教学目标所设计。
当上课下课、批改作业、驱车奔波成为日常的全部，留给学生课外约谈（office hour）的时间也就不多了。当然，学校本来也没有为她提供办公室，就算有时间也无处可谈。于是，师生之间的课后交流、不经意的指点迷津只能借助电子邮件来实现——时而是简短的交谈，时而是学生精心构思的写作任务，她每周的工作时长也随之追加。
如此这般疲于奔命，她每年却差不多只能赚到3万美元，既没有健康保险、退休保障，也没有电脑软硬件的提供。微薄的收入迫使她寻找更多的兼职工作：筛选申请文书、进行学生课外辅导以及撰写新闻专稿。
这样的工作方式，注定了教师无法给予年轻人专注、耐心的指导。这样的工作条件，注定了学校无法吸引师生着眼未来，一起探索求知过程中的险途——以貌似错误的方式开始，却能在日后收获充满惊喜的回报。说白了，这样的工作方式，不过是以最低廉的价格提供产品的一种途径。
每年，全美近5000所大学向翘首以盼的11、12年级高中生送出无数光鲜亮丽的宣传手册，目的是吸引一部分人前来就读。校园一角，形象最佳的本科生，站在风景最美的地方；实验室里，样貌出挑的学生，紧挨着最抢眼的教师……这些都成为主打的宣传照。如果拍的是校园周边，景色必定美不胜收：群山环绕、森林遍布的环境，抑或充满都市气息、嬉皮风尚的咖啡馆。如果拍的是雪景，画面中出现的必定是滑雪者，而绝不会是手捧一大摞书、不慎滑进车库的倒霉蛋。
很显然，这些文件资料都是营销工具，就像汽车交易商为丰田凯美瑞（Toyota Camry）或福特猛禽（Ford F-150）车型所定制的广告手册一样。手册从来不会向车主透露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时，车辆排起的长龙队，或是车管局（Department of Vehicles）门口，司机们排起的长龙队——同样，招生材料也从来不会透露大学生活里那些不为人知之处。比如，一所录取率非常低的大学——也就是生源出众、师资一流的那种大学不会告诉你：你女儿的学术写作基础课程，其实并不是由这所大学的长聘教师教的。
至于不计其数的“普通院校”——那些宣称具备向上流动性（可以转入更好的大学）和高就业率的学校，它们的宣传手册也不会告诉你：你儿子遇到的大部分教师都是临时工；第一学年可能会有6—8门，甚至全部10门课程都是由兼职讲师教授的。宣传册也很少提及另一组相关数据：你儿子升读大二的概率只有75%，大学毕业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0%。在那些最依赖兼职教师上课的学校，毕业率也许还要低得多。
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一家大型企业，少不了非常上镜的教学楼和运动场，高性能的计算机系统，丰富的体育项目，得力的服务人员（财会、餐饮、经济援助），甚至包括设计出如此精美的宣传册的企宣团队——这些开支都是固定的，也便于兜售给渴望入学的家庭。悖论在于，大学所经营的业务，其最根本的特点为“承上启下”，即青年学生求教于治学严谨的学者。然而，这一本质特点却受最后一刻“按需而定”的影响，成为最不可测的经营要素。
在高等教育领域，阵容强大的“临时教师”被冠以五花八门的称谓：兼职教师（adjunct faculty）、兼职讲师（part-time lecturer）、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doctoral fellow）、实践类教授（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驻校艺术家（artist in residence）。它们掩盖了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隐性条件：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常常少得可怜，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文雅的措辞使人们越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我们不妨直截了当一些：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就像给优步（Uber）当司机，或是在“跑腿兔”网站（TaskRabbit）接单一样，本质上毫无区别。
缄默者的悲哀
在美国，有100万名大学兼职教师，就有100万种漂泊不定的人生。你只须在谷歌浏览器上用“兼职教师”（adjunct）、“博士后”（postdoc）、“临时工”（contingent）作第一关键词，“工作条件”（working conditions）、“危机”（crisis）、“滥用”（abuse）作第二关键词搜索，便可知晓。
也许你曾读过其中的一些故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指出：“大学虐待兼职教师罪不可恕！”(1)《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为这些“一次性的学者”发声。(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动研究与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Lab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发现，全体兼职教师中有25%的人领受某些形式的公共援助。(3)
让我们说些更具体的事例吧。
2013年秋，《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报道了玛格丽特·玛丽·沃伊特柯的死讯，83岁的她因无法负担癌症治疗费用，死于连电费也无力缴付的家中。她曾在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教了25年法语课，一年至少得教6门课的她，却从来没有赚到过2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医疗待遇或退休补助。(4)
2017年秋，《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报道了埃伦·塔拉·詹姆斯—彭尼的故事，她是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一位英语教授，一学期上4门课，下了课就睡在自己的车里。(5)
詹姆斯—彭尼说，课后她常把车开到停车场去批改作业。天黑时，她会戴上在“家得宝”（The Home Depot）买的头灯继续工作。晚上，她就把车开到某个居民区，这款2004版的沃尔沃就是她的栖身之所。为了避免被怀疑，她会保持车辆整洁。
一个月后，《卫报》（Guardian）再掀舆论高潮，报道了一位“已届中年”的兼职教师，为贴补微薄的零工收入而从事色情工作。(6)
最开始转向这份“边缘零工”时，她正处于日子特别艰难的时期——几年前，她的课时被砍去一半，收入也跟着骤减，这几乎把她逼到流落街头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过是一夜情而已，能有多糟呢？”她说，“事实也确实没那么糟”。
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也许你的街区尽头就停着这么一辆车。本书各章节将贯穿更多类似的故事，希望它们能带来一些正面的意义。
接下来要讲一个关于妮可的故事。在法国长大的她，曾于一所顶尖院校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金融方向）和艺术史博士学位。24岁那年，她走在了迈向学术巅峰的快速通道上——论文发表后的一年里，在欧美以两种语言出版了重要的策展读物。谈话之初，我能感受到她说起当年工作时的那种喜悦之情。
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探究，一种适合我的生存方式。我工作一直很努力。我喜欢教书，喜欢与人交谈。我很享受在课堂里的每一刻。
妮可的丈夫是美国人，为了让他去纽约攻读博士学位，她夫唱妇随地来到了美国，而她的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
朋友雇我在纽约一所私立大学当设计专业的全职教师。其他教师都来自哈佛、哥伦比亚等名校。但是学校倒闭了。2006年，我在位于另一个州的一所私立设计学院（从纽约过去要坐4小时火车）和当地一所社区学院担任兼职教师，还在一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教授暑期课程。此外，我有一份正式工作：驯马并教别人骑马。等于说，我那会儿做着一份全职和两份兼职工作。
同时，我一直做着艺术策展方面的工作，通过博物馆的人脉，我还担任私人研讨会的客座讲师。除此之外，我还给另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继续教育项目兼课，也给一些财力殷实的收藏者举办艺术史讲座。他们跟我说：“这太不像话了！我们出了天价，而你却一无所获！”所以呢，我现在会去别人家里当私教，所得的报酬是大学给我的5倍。
某国际知名博物馆会籍总监（Director of membership）在听过一次我的演讲后，表示非常喜欢，所以现在我偶尔会在策展人分身乏术时，去给他们做演讲。离开学还有两周的时候，我接到一所普通州立大学的电话，临时叫我去上课。我上学期（秋季）接了1门课，这学期（春季）有2门课，下学期（秋季）可能会有2—3门课。
这便是如今大学教师的生存状态。不管开车、坐公交还是乘火车，奔波在路上的他们永远不确定下学期迎来的是“丰收季”还是“干旱季”，永远活在承诺或将兑现的希冀之中——而这或将兑现的承诺让每个人都保持了缄默。
在那所离纽约较远的设计学院，我来回奔波了10年之久。我上了兼职教师能上的最多课时、最多学分。我告诉他们我想要一份全职工作，可他们却说没钱创设全职职位，于是，2016年夏天，在整整工作了10年之后，我辞职了。然后，他们又有了钱，可以提供一个终身职位，我就申请了。现在这所排名比较靠后的州立大学，将来可能也会开设终身职位吧……
妮可明知自己的“黄金时代”早就过了——那篇优秀的毕业论文已是15年前的事了，但她依然把终身教职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向。这个梦想虽然遥远，可她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未来，也越来越清楚她所工作过的这些地方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找兼职很容易，但正儿八经的工作都给了院系里有“背景关系”的人。对兼职教师来说，发表也是一件让人左右为难的事。做研究、跑档案馆，这些都要来回折腾，参加会议也是如此。但你不得不耗在暑期课程上，根本没时间也没经费去发表。我已人到中年，必须开辟另一片天地才行。
我认为，大学发展到最后是不需要什么终身教师的。有学生问我是否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总是劝他们打消念头。我这一代是牺牲品，因为都是别人在做决定。博士学位毫无价值，我一直在劝退那些想要以身试法的学生。如果你纯粹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并且拥有足够自立的经济实力，那你就去读吧，去读就是了。如果不是的话，请你放弃，马上放弃。
收了那么多学费，用在教师身上的钱却少得可怜！每一门课，学生可能一共付了6000美元，而你却只能拿到100美元。读大学不就是为了上几门教授开的课吗？不然花这么多钱是为什么？学费的大部分应该付给任课教师。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干什么都不挣钱。出书吧，就拿个10%的报酬；教书吧，就拿个微不足道的零头。所谓工作就是不断贬低你作出的贡献。而这竟是大家达成一致的共识、普遍接受的规则。我们花了10年时间做学问，得到的却是那些学了半吊子的人所挣的一个零头而已。
也许，这个体系走向瓦解才好。
问题来了：什么时候80会等于9？
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我有个朋友叫简，在位于纽约市的一所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同时还在波士顿的另一所学校兼课。她在单程4个小时的长途大巴上批改作业，也在她母亲位于纽约的寓所沙发上过夜（年届花甲的她早已过了一个学有所成的博士还睡在母亲家沙发上的年纪）。纽约这所学校有教师工会，也为兼职教师进行劳资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是，根据各人教学经验（总课时量）划分薪酬等级。据此标准，简签下的课时费大概是每小时80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来解析一下为什么“80美元/小时”实际上是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首先，80美元的课时费是以面授时间（per contact hour）为计算单位的。一门3学分的课程（即每周3小时、总共15周的课程）包含45小时的课堂面授时间，这就意味着简拿到的总课时费是3600美元。对一门3学分的课程，标准预期是学生每周课内学习3小时，课外学习6小时——包括阅读、作业、期末论文等。而我认识的每位教师为课程所花的时间远比他们的学生要多——准备下一单元的课程讲义、重读下一本参考书的某些章节、审阅和指导学生提交的论文初稿，以及写邮件以示鼓励、表扬或提出“不及格”警告等。我的亲身体会是，每课时的课外投入从来不会少于5小时。我们做个保守估计吧——简只要花3小时就能解决1小时课堂面授对应的工作量（事实上远远不止）。照这个标准，45小时的面授时间变成了180小时的实际工作时间。
所有的备课工作——设计最新的课程讲义、甄选阅读清单、与院系负责人商讨学习目标、与网络技术部门协调把各种资料上传到课程管理系统——这些都不包括在15周的标准工时内。这些都是义务劳动。我们再做个保守估计，将这些工作时间统统算作“用于课程开发的额外80小时”。然后就到了期末收尾工作——批改期末论文或试卷，再三斟酌期末成绩，收集、归档学生课业资料以便学校留存。这又是“额外80小时”的工作量，同样也不包括在标准工时内，同样也是义务劳动。更别提大学一视同仁的“邮件风暴”了，不管发件人是谁——教务处、院系领导还是人力资源部，基本处于“永不停邮”的状态。
这么一来，45小时面授时间纯属虚构，它掩盖了350小时实际工作量的真相，也许是400小时，也许更多。3600美元的税前收入，没有任何医疗或退休保障之类的福利待遇，来支付足足超过400小时的工作量，等于每小时实际只挣9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及我所居住的佛蒙特州当地的最低工资。
不难想象，等到简再上这门课时，如果她是那种行事草率、毫无责任心的教师，那么她的背包里会装着现成的课程大纲，只要改改日期就能接着用。她会拿出上学期的阅读清单，大可不必根据学生反馈筛选出值得一读的材料。她会免去论文形式的作业，代之以随堂测验，大大减轻自己课后阅读和批改的负担。她会按照一成不变的讲义照本宣科，因为学生是否认真听讲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出现这样一种“付出极少”的教学场景（很可能导致教学评估不及格、不再续聘的后果），那么简倒是有可能把实际工作量降至250小时/一门课，而薪资水平则将大幅提高至14.40美元/小时！
非常不幸的是，3600美元（3学分课程）已处于高位薪酬水平了。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报告显示，全美课时费的中位数为2700美元。也就是说，请把上述内容全部乘以四分之三再来进行解读。
一步步丧失的尊严
一条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职业道路，其不利后果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按需而作”的生存状态对一个人的打击折磨是多重的。
首先，这些临时岗位的科研人员或教职人员没有任何发言权。学术自由是学术生活的基础，但较真起来，这一基础对“临时工”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坎达丝是某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她讲述了自己和同事所遭遇的“封口”经历。
我想说，人们管博士后叫“特殊的地狱模式”，可更要命的是——“老板”就是那个恶霸。我之前也和愚钝不堪的人共事过，但在这里，我们饱受言语上的骚扰和贬低，对方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口吻跟你说话。他们觉得我们一无是处：“博士后干不出什么好事儿。”我们的确接手了那些最低端的活儿。我想申请资助，想做一些有利于学生的事情，这时我老板会立马提醒我——她可以让我变成临时工，这样我就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他们还打趣说，博士后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奴役，这种充满内涵的段子成为这儿的家常便饭。
在研究生院时，我整天教书育人，那时真觉得自己属于这个群体。但在这儿，他们把博士后当吸血鬼，好像我们这群人只知道索取、索取、不停地索取，我们要榨干他们所有的资源一样。可是，我们也带来资源啊……另外，所有的资助项目都特别在意等级秩序。就连介绍成员组的时候，带头人也总是被介绍成“某某博士”，而博士后就不配这么称呼似的。我心想：“我明明也是博士啊……”
眼下，坎达丝的职业前途几乎完全仰仗于她那位博士后导师的热情举荐，因此她必须忍受日复一日的羞辱，也许有朝一日，忠诚的付出能换来回报。
下面这则故事的主人公，有着相似的“自我审查”精神。她叫安妮特，是某大型院校的一位兼职教授。毕业于顶尖名校的她，已有将近40年的教龄。
兼职教师体系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大家会把“荣誉感”当作一种补偿。所以就会出现那种好比“蒙混过关”的情况——学生们区分不出来，还是管你叫“教授”。他们的支持和尊重足以宽慰你在学院不受待见的处境。他们对你毕恭毕敬也是一种诱惑，让你很难公开这一切：自己其实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力。
如果安妮特下个学期还想重返校园，那么她很清楚，谨慎对待自己的处境是为获得续聘所付出的部分代价。
有时候，必须谨慎对待的还不只是“不受待见”的处境。一份翔实的文献披露了学术界发生的大量性骚扰事件，包括受访者在事件发生时的职位。(7)在将近3000名受访者中，绝大多数人当时是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人员、兼职教师或访问学者——全都受制于那些手握大权、能够左右他人学术前途的人。直接反抗或向上举报会使自己顿失所有资助，名誉也可能受到牵连，或者不再被同行看好。因此，保持沉默才是上策。
尽管报酬很低、福利全无、需保持沉默，可他们的悲惨遭遇还没有结束！对他们而言，职业安全感也是完全缺失的。新闻里报道过成千上万因工厂和商店倒闭而瞬间失业的人，原有的一切戛然而止，确实是最沉重的打击。大学是不会发生这种意外的：基本上会等合同一个个到期，再让“临时工”一个个走人。有些人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兢兢业业干了10年之久；有些人学术成果有目共睹，备受同行推崇举荐；尽管如此，只有等到新学期伊始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他们才敢确定自己的“饭碗”还在。下面讲一个埃莉诺的故事。她在某大学一干就是11年，大多数时候一学期要上2—4门课。
基本上我都要等到学期结束前一个月才接到下学期的上课通知。但是，不等到注册完毕，无论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我永远也不确定是不是所有课都能开出来。有时候报读这门课的学生人数不够，课程被迫取消；有时候直接在课程大纲里把这门课给删了……我之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开学还没多久，因为注册人数少就把我的课给取消了，或者他们把两门课合并起来，就砍了我的课。永远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你不能指望教书能提供可靠的收入来源。
好的，现在尽管报酬很低、福利全无、需保持沉默，还要一直提心吊胆，担心下学期会不会比这学期更不济。可面对这一切，每个人却还是奋不顾身，满心期待承诺会有兑现之时——只要我们好好干活，迟早会和“主人”平起平坐——满怀这样的期待回到原点。
再举一个丽贝卡的例子，在某研究型大学兼职了13年之久的她，曾以为这是一条通往学术殿堂的必由之路。
我得到某研究型大学这份工作时，真有一种“成功跻身”这个行业的想法。工作几年后，系里有一个非终身制（Non-Tenure-Track，NTT）的全职职位，我是最终候选人之一。后来，我意外发现还有一个最终候选人已经在这儿干了整整25年。我当时真的慌了。我们家很缺钱，我对这个职位也很感兴趣，但一想到我会抢了她的饭碗，就觉得这很不公平。我就这么惴惴不安地担心自己万一应聘成功了该怎么做。最后结果是，我们谁也没得到这份工作。但整个过程让人感到心神不宁，也有一种梦想破灭的感觉，到头来只留下一丝苦涩的滋味。
保罗是一位拥有10年教龄的兼职教师，曾是所在院校开设的3个不同职位的最终候选人。此外，他在别的学校也至少入围了两次。他曾见证一个职位如何由“长聘”变成“临时”，甚至就在招聘过程中发生了这种变化。
游戏规则突然就改变了。就在应聘过程中，说好的职位不见了，或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们会偏离自己的初衷，跟他们一开始写的职位描述毫不相干。在课程专业初具雏形、还在包装完善的阶段，他们广发英雄帖，选择权在他们手里。一旦找到了“合适”的、能给这个课程专业提升形象的人选，就会把票投给他，而不管当初职位描述上是怎么说的。
说好的长聘职位，变成了“先签一年，可能续聘”。招聘广告上明明写终身制（Tenure-Track，TT），但在招聘过程中却莫名其妙变成了逐年续聘（Year-to-Year）。
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了：报酬很低、福利全无、需保持沉默，每学期必会经历的“职业不安感”以及毫无诚意却又让每个人信以为真的承诺，就像主人假装扔球时，那条狗总是信以为真。在我们国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中，大部分人将来的命运正是如此，而大部分学生将来所要面对的也正是这一部分为人师者。
参差不齐的教学水平
可惜，妮可的预言没能实现，这个体系并没有走向瓦解。对兼职教师的依赖已经不是个案，而是成为高等教育体系标准化运作的一大特点，其目的就是为了向阶层差异巨大的人群提供品质差异巨大的服务。吃一顿双人晚餐，在纽约的米其林三星Masa餐厅得消费1500美元，在佛蒙特州的野蕈坊餐厅（Hen of the Wood）需要花费150美元，而在任何地方的塔可贝尔餐厅（Taco Bell）15美元足矣。不过，在预定席位（或开车取餐）时，我们至少心里清楚“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大学教育貌似也将多层定位的教学服务产品提供给了学生，但却没有明示他们究竟买到了什么，或者说，没有明确告知为什么有些学生得到的是“精英导师团”的关注，而有些学生却只能约见拿着最低工资的“临时教书匠”。不难想象，师生的命运最终是相互交织的：无权无势的学生最容易遇见的是无权无势的老师。对大学教师群体的压迫现象，在社会底层的发展势头最快，因为处于底层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最不关注这些问题，也最没有能力作出任何抵抗。
所有业内人士都对此心知肚明。某二级州立学院的兼职教师占了全部教师的将近三分之二，该校学生服务中心主任告诉我：“我们正陪女儿参观大学。她是个好学生，我们学校并不适合她。”
沃尔玛公司的接班人不用亲自跑到沃尔玛门店购买让他们家族发财致富的产品；同样，有些人经营着工薪家庭、中产家庭会选择的大学，但只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更高端的学府。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当过大学教师，后来到一所私立大学当了教务长，那里兼职教师的比率是40%；再后来，她当上了另一所大学的校长，那儿的兼职教师有60%之多。她儿子选择了一所全美顶尖的文理学院，该校教师只有15%是兼职的。另一位朋友是一所普通州立大学某专业课负责人，这所学校的兼职教师比率高达55%。她儿子参观的都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当我听她谈起自己为儿子择校所做的准备时，我对她所说的话感到惊讶，那是40年前我父母在我给自己择校时绝对不会说的话。
我们想想这里面有哪些学校是适合你的。
我知道学费很贵，但我确定他们有助学金。
我会在3月请一周的假，到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学校。
我先跟招生办的人聊一聊，就知道问题是否可以解决。
你该见见系里的老师，以后可能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做研究。
他们在7月有一个暑假新生接待周（orientation week），你会喜欢的。
你开学前，我们会给你买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
今天，这些话不足为奇，数以百万计的家长都会说出同样的话。但也有数以百万计的家长抽不出时间去参观学校，也不可能在扣罚薪水的情况下，再拿出一周时间参加暑期新生接待活动。他们对于自己可以和大学哪些部门进行周旋是缺乏了解的，对于如何评估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也知之甚少。文化积淀是需要世代接力的，有不少学生或许非常聪颖、上进，但是他们出身并不高。在校门口迎接他们的只会是那群最势单力薄、最无所依靠的教师——他们没有能力帮助学生继续前行。
没有凶手的犯罪
最可怕的问题来了。兼职者的人生故事固然骇人听闻，我们却找不到始作俑者。你会说，教师的“斗争史”与罪恶的管理者或保守的立法者脱不了干系，但这样的问罪逻辑经不起仔细推敲。真实的情况恐怕还要更糟。
我们的首要任务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利用所有的资源打造最佳的体验？提升教育质量的投入方式多得不计其数……我们当如何取舍？你必须清楚什么可以做交易，什么不可以。如果一个宿舍楼面只住了80个学生，而不是100个，我还是会配备宿舍管理员，还是会提供经济资助以及图书馆。在招生数量波动的情况下，大学在哪方面最可上可下呢？那就是教室。
——泰瑞，某小型私立学院策略规划副校长
谁应该念大学？他们在大学里应该收获什么样的经历？我们的信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其结果是高等教育领域出现各种“按需而定”（contingency）的现象，这意味着我们愿意在最重要的教育环节上进行妥协。正是无数善意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难以料想的悲剧最后却发生在师生的身上。高校“按需而定”盛行，尤其是那些生源资质平庸的普通院校。招生数量在变，经费数额在变，消费者（学生与家长）的需求在变，全美教育与就业趋势也在变，这些都是“按需而定”的依据。我们感到惊讶的并不是眼下大部分教师处于“按需而定”的职业状态，而是大学里到底还有多少长期聘任的固定教师呢！
本书旨在揭示学生和即将入行的教师如何进入不同层级的教学体系，以及不同层级的教育分别提供了什么样的职业机会与人生际遇。这将帮助那些正在择校的家庭了解他们即将进入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又由谁来指引子女的学术成长之路。同时，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大学的重心已经转向资源配置而不是教师聘用，也能帮助研究生认识到，对于教师的职业发展而言，他们一味追求的高学历是否至关重要。
这是一本我父母当初考虑送我去念大学时应该读一读的书，也是我当年打算报考研究生院时应该读一读的书。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解答这些根本问题：大学是什么？大学教育是什么？作为大学主体的师生，为何有人过得甚是安稳，而有人却始终前途未卜？
(1) Frederickson，“There is No Excuse for How Universities Treat Adjuncts” .
(2) The Economist，“The Disposable Academic” .
(3) Jacobs，Perry，and MacGillvary，“The High Public Cost of Low Wages” .
(4) Kovalik，“Death of an Adjunct” .
(5) Martichoux，“High Cost of Living Forces San Jose State Professor to Live in Car” .
(6) Gee，“Facing Poverty” .
(7) Kelsky，“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Acade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