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类何以共生？经由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看起来并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回答这一问题。从目前局势来看，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小概率并不等于不会发生。人们通常相信除非存在绝对强权或者均势，否则人类不仅难以共生，甚至难以共在。然而，不论是绝对强权还是均势，都是不稳定的，因此当利益相关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争端、冲突乃至战争势必兴起。但这并不意味着“缔约”就是实现永久和平、共生的出路。在资源匮乏或资源分配不公的现实条件下，和平契约易于被毁或者遮蔽实质的冲突。由此而言，思想是重要的，但它若不能与现实相适应，或者若现实不能与之相适应，它就是无力量的。

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交往摆脱了地理屏障，从区域进入世界，诞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得以扩展至世界其他地方，人类历史叙事从国别史过渡到世界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释放了人类的生产力，人类以几何增长率生产出远超以往社会的产品资源，但是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些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平等，基于资源争夺的斗争规模更为宏大。由此而言，人类共生的出路，其一主要由自由主义者提供，即在资源中等匮乏的限制下，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其二主要由批判自由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即主张通过极大发展生产力，使人类摆脱资源中等匮乏的限制。经由20世纪在实践与理论上的激烈竞争，自由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人类共生议题上都修改了其原先主张的方案。就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大体上放弃了自由市场会自动产生均衡的基本主张，转向对自由市场施以一定干预，以便将不平等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其当代形式主要是由著名左翼自由主义者罗尔斯阐释的，即基于政治领域的公平正义的重叠共识，一个正义而稳定的人类社会可能得以长治久安。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大体上放弃了以革命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转向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或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辩护，以便揭示人类冲突的深层根源及展示人类共生的可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式至少有两个不同版本：一个版本是由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G.A.科恩阐释的，即他基于当代科学理论关于增长有极限的判断，认为即便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自然承载力也是有限的，因而社会主义同样需要考虑在资源中等匮乏条件下的公平正义议题，并从政治哲学维度批判罗尔斯等人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以拯救社会主义的正义价值，但他尚未完整地建立其社会主义正义理论。(1)另一版本是由当代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哈贝马斯阐释的，即他在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合法性基础上，经由对韦伯、罗尔斯等人的合理化论题的批判考察，系统地阐释了从工具—目的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转向及意义——人类基于主体间性的交往共识而可能得以共生。(2)

以上这两种出路的当代形式，从不同维度阐释了人类共生的可能性。但这都只是理论图式自身的期许。这些期许作为理论图式逻辑体系的推论，其最终是否成立，不仅取决于逻辑体系的自恰性，还取决于逻辑体系所试图表达的现实世界发展的趋势性，后者是一个涉及数以亿计的人类个体行为的交互关系网络，它处在变化之中。由此，在评估阐述人类共生议题的诸理论图式上，我们既需要评判其逻辑体系是否具有无逻辑矛盾的自恰性，也需要评判其逻辑体系是否符合现实世界发展的趋势性。

本书的题旨性问题是在理性多元主义形塑的世界中，人类应当如何行为，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以便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围绕这一问题，笔者主要从行为方式和平等原则这两个关键方面来展开论述，其内容涉及了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出路的当代形式，但研究结论不是否定或肯定其中之一，而是将之“拆解”，并把由“拆解”而获得的理论元素在新图式中予以“组合”。“拆解”与“组合”的阶段性成果，构成了本书的各个章节。以下笔者阐述各章主题，以此展示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主要观点，而后再对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