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法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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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之外的刑法学者在进行比较刑法研究时,通常会深度探讨所谓的“美国规则”。[1]本书作者希望澄清并明确的是,在刑法领域实际上并不存在“美国规则”。因为美国并没有统一刑法典。美国各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联邦体系均有其各自的刑法规则,所以美国有内容各不相同的52部“刑法典”,美国也只有各州刑法、特区刑法、联邦刑法。

美国刑法理论中所研究的刑法规则,只是尽最大可能所得以确认的各州刑法典中具有或者接近特定共识的基本规则。但真实的情况是,美国刑法几乎是具有无尽多样性的领域,在具体的规则中很少能够形成共识。这种惊人的多样性与不同司法管辖区刑法规则的分歧实际上给绝大多数美国刑法学者造成困扰。

当前理论上选择的解决方案是尝试分析“多数规则”,即美国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形成的共识性刑法规则。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锁定“多数”。以面对不法侵害时的防卫权为例,正当防卫司法认定的“多数规则”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实践分歧是非常显著的:(1)触发行为主体得以使用防卫性力量的不法侵害的构成要素;(2)防卫行为必要性的时间要素;(3)使用防卫性力量的程度;(4)初始侵害实施者是否有权以及何时可以触发防卫机制;(5)煽动初始侵害行为的法律效果;(6)互殴过程中的防卫识别;(7)针对非法拘捕能否进行防卫;(8)在使用致命暴力之前是否必须对不法侵害行为进行退让。美国各州刑法典对于上述每个问题都存在巨大分歧,归纳正当防卫多数规则实非易事。[2]进一步加深问题复杂性的实践困惑表现为,不仅各个司法管辖区对正当防卫中的具体问题存在争议,而且各州刑法典对于正当防卫具体规则的排列组合模式不尽相同,最终导致正当防卫法律规定的差异性在内容与结构双重层面呈现出极端多样化的特征。这意味着刑法理论上归纳的正当防卫“多数规则”是具体规则理论抽象后的一种排列组合模式,实际上并未被任何司法管辖区所采纳。[3]这种抽象却非现实的“多数规则”不仅是正当防卫中存在的现象,在其他美国刑法问题中也是如此。

刑法理论至今没有系统性地针对美国各州、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刑法中所呈现的差异性规则进行类似于地图测绘式的勘探,即本书所称的“美国刑法地图”研究——详细分析美国52个司法管辖区对应的52部刑法典的差异性规则。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此类项目工作量巨大(每个刑法规则专题需要调查分析52个司法管辖区的刑法文本及其判例),另一方面是规则分歧非常复杂(每个刑法专题项下附属着诸多具体的问题及其对应的分歧与争议)。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刑法地图”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刑法规范与司法判例为什么会对特定刑法问题形成如此复杂的分歧与争议?难以形成共识的原因是什么?针对相同问题的不同刑法规则各自的利弊是什么?不同司法管辖区是否了解各自刑法规则之间的差异?“美国刑法地图”研究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尝试解决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困惑。这不仅是美国刑法问题,放眼全球刑法比较研究,其实际上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刑法规则差异在一国刑法理论与实务中的集中呈现。

本书旨在秉持一种问题意识,即提出美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规则重大差异性问题,以宽领域、全景式、多维度的方法列示相关刑法问题与规则,针对刑法实践探索理论启示,同时指引刑事立法实践完善规范文本、刑事司法机构优化裁判规则,尤其是鼓励那些身处允许法院创制刑法规则的司法管辖区的法官,完善司法判断规则。[4]

本书相对全面且纵深性地分析了美国刑法不同地理区域与制度架构下的数十个重要刑法规则,包括但不限于刑事责任的分配原则、罪刑法定、犯罪人矫正、死刑、精神病辩护事由、重罪谋杀、因果关系、转化故意、同意、未遂、共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职务行为、豁免、风险创制的犯罪化、法定强奸、家庭暴力、跟踪与骚扰、违反儿童照管义务、商业欺诈、敲诈勒索、淫秽物品与信息犯罪、毒品犯罪、枪支犯罪、掠夺性定价、有组织犯罪、操纵竞技体育赛事等等。各州刑法规则的分歧的范围显然不局限于此,上述问题只是一些代表性的示例。事实上,美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唯一共识就是美国刑法规则不存在共识。同时,本书描绘与分析的每个特定刑法规则中具体问题的差异点,也不是该领域所有分歧与争议之所在。我们通常选择的只是各州刑法中在特定规则中最典型且最重要的问题或者问题组合之一。

对于本书每章所分析的特定刑法规则,我们归纳了所有美国司法管辖区所采用的规范立场并将相同模式的立法与司法规则置于同一组。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归为一组,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具体规则仍然存在些微的差异,我们会在相应的注释中予以说明。此外,我们的理论分组类型(通常在三组到七组左右)实际上不同程度地低估了各州刑法的实践差异水平。

本书每章都展示了一张各州针对特定刑法问题所采用相应规则的美国地图。这部美国刑法地图大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差异性刑法规则的地理或者制度原因(政治观点分歧、城乡差异、贫富差距、西海岸与东海岸的地理差异等)。本书尝试探索刑法规则差异的具体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美国刑法地图研究期待打破刑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通过跨学科的启示推进政治学、犯罪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类学科及其研究方法与刑法研究形成跨学科交叉,探索犯罪与刑罚问题存在广泛规则差异与分歧的更深层次原因。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对于解构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法规则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注释

[1] 例如,“美国规则”中的救助义务与不作为刑事责任问题。参见Peter M.Agulnick and Heidi V.Rivkin,Criminal Liability for Failure to Rescue: A Brief Survey of French and American Law,8 Touro Int'l L.Rev.93,95(1998);Christopher H.Schroeder,Two Methods for Evaluating Duty to Rescue Proposals,Law & Contemp.Probs.,Summer 1986,at 181;Jay Silver,The Duty to Rescue: A Reexamination and Proposal,26 Wm.& Mary L.Rev. 423,424(1985)。上述文献都主张基于“美国规则”不存在救助义务的来源。相应的,“美国规则”中关于正当防卫的部分经常探讨退让义务与坚守立场问题。参见Garrett Epps,Any Which Way but Loose: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Violenc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Retreat Rule,”Law & Contemp.Probs.,Winter 1992,at 303,305;Jeannie Suk,The True Woman: Scenes from the Law of Self-Defense,31 Harv.J.L.& Gender 237,243(2008);Joseph E.Olson and David B.Kopel,All the Way Down the Slippery Slope: Gun Prohibition in England and Some Lessons for Civil Liberties in America,22 Hamline L.Rev. 399,465(1999)。相关规则通常经由判例而得以全面阐释。参见Cooper v.United States,512 A.2d 1002,1005(D.C.1986);Gillis v.United States,400 A.2d 311,312(D.C.1979)。

[2] Paul H.Robinson,Matthew Kussmaul,Camber Stoddard,Ilya Rudyak,and Andreas Kuersten,The American Criminal Code: General Defenses,7 J.Legal Analysis 37,51—57(2015).

[3] Paul H.Robinson,Matthew Kussmaul,Camber Stoddard,Ilya Rudyak,and Andreas Kuersten,The American Criminal Code: General Defenses,7 J.Legal Analysis 37,50(2015).

[4] 参见本书第四章有关罪刑法定原则的论述中列示的司法管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