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我比较看重的一部著作《明治维新史再考》在中国翻译出版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谨向负责出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翻译者张宪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我四十余年从事历史研究的集大成，其主题就是彻底改写迄今为止有关明治维新的原有学说。具体地讲，我的课题有如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如何把十九世纪发生的明治维新置于更广的全球史的背景中加以定位。过去，这一革命大多被视为一个孤立现象，同时代的日本人试图从王政复古中探索其核心所在。然而，十九世纪以后的外国人把“革命”等同于打倒王政，这样维新就很难理解，也无法解释王政复古之后发生的废除身份制以及引入西洋思想与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了。明治维新中的死亡者约为3.2万人，而在拥有同样规模人口的法国发生的法国革命中的死亡人口为155万人，明治维新中的死亡人数尚不及其零头。为何明治维新能以比较小的牺牲废除了处于统治阶级的武士的地位？这不仅对于理解明治维新，对于理解外国的革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十九世纪的日本人是怎样处理与外界的关系的。在原有学说中，大多认为德川公仪（指德川将军）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于1853年迎来了美国使节，结果被迫屈辱性地打开国门。然而，在解读十八世纪末以后的对外关系史料时可以发现，德川政权的首脑们在美国使节来到日本的六十余年之前，就开始思考如何与西洋建立关系，并以“锁国”“避战”与“海防”的三个主轴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正因为有了这些准备，当危机到来时，德川政权一方面回避战争，另一方面使“锁国”向“开国”转变。如果要对这一过程蕴含的普遍意义加以概括，可以提炼出“对长时段危机的预测与应对”这一命题。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经过人一辈子那么长的时间才会显现的问题？今天，人类面对着地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枯竭等长期性重大问题。历史上存在着与这些问题同类型的实例，十九世纪的日本就可以视为这样的例子。(1)
第三个问题是，体制的变革是如何实现的，本书提出了与原有学说不同的解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明治维新时，通常是按照由外部压力引发的“开国”，到“尊皇攘夷”运动的兴起，再到“倒幕”、“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直至“文明开化”这一叙事模式展开的，并认为主导了这一变革过程的是萨摩与长州的下级武士。对这一叙事模式后半部分的王政复古，笔者没有太大异议。不过，前半部分的幕府时代则另当别论。过去，人们大多以“尊王攘夷”导致“尊王倒幕”的单线发展关系解释这一段历史，认为以长州为首的几个藩的下级武士则是其中的主角。然而，史实并非如此。真实情况是，大大名介入将军继嗣问题，点燃了幕府末期动乱的导火索，其主角是水户（将军家的亲族）与萨摩（外样大名），其中既无长州势力也无下级武士。在江户时代的制度中，德川政权内部的当权者仅限于中小规模的大名，大大名则被排除于政权之外。大大名们对这一状况的不满在这个时候开始爆发，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引发了德川政权与大名、德川政权与禁里（即京都的朝廷）、德川政权与知识阶层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不断扩大蔓延，最后导致德川政权无法复原直至崩溃。而长州等势力以及下级武士以“尊攘”为旗号进入政界，则是这之后的事。欲真正认识幕末的政治，不能仅仅看“尊攘”，还必须考察这一时期以“公议、公论”为共识参与政治的运动。
第四个问题是，实现王政复古之后，如何处置军队？明治时代初期通常被视为以建设“文明开化”为目标的时代。然而，王政复古之后的头十年，直至1887年发生的萨摩内乱被镇压时为止，日本充满着滑向暴力的诱惑。戊辰内乱（1868年）结束之后，各大名的军队基本上已经被解散了。不过，其中也有反倒被加以维持并强化的，这就是参与镇压了戊辰内乱的长州、萨摩、土佐以及佐贺的军队。政府不仅没有任用这些有功之臣担任中央政府的官员，反倒试图缩编军队。面对这一状况，军人们期待再次发生内乱，希望有机会夺取天下。政府好不容易镇压了萨摩的叛乱，之后，才正式开始进入建设的时代。完成革命之后，应当如何对待建立功勋的军队，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本书着重概述了德川日本的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内容，下面对日本近世的政治制度与官职制度作一解说。(2)
德川国家是由二百余个大名领国构成的联邦型国家，位于国家中心的，是连同将军的直属家臣“旗本”领地在内共占全国粮食总收获量四分之一的德川将军家系。德川将军家系由姓氏为德川的直系三个家系的“大大名”（御三家），和不拥有领地、居住在江户城中，但拥有推举将军继位人资格的另外三个支系（御三卿）构成。御三家依其所在领国名称分别称为尾张家、水户家和纪伊家；御三卿则依其所居住的宅邸地名分别称为一桥家、田安家和清水家。此外还有以松平为姓氏的德川一族的大名，以福井藩的松平家为首，共有17个家系。不过，上述的德川家系不能担任德川幕府决策核心集团首班的“老中”一职，发生紧急事态时，只有御三家有资格直接向将军陈述意见。德川政权内阁成员中，“若年寄”一级官员的权限比老中要小，只从小规模的大名中选拔任用。构成幕府政策决定中心的是老中，主要是从中小规模的大名中选拔任用。
这是一个通过制约与均衡达到稳定的制度安排。德川直系的几个家系构成了德川政权的核心集团，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争夺将军继位权的篡权者。一方面，第三代将军之后逐渐确立了长子继位制，但某一家系无直系长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时依据的规则只是以德川直系的六个家系为候补者，并尽可能考虑血缘的亲疏程度。因此，将军家与德川家系之间、德川直系各家系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另一方面，只能从中小规模的大名中选拔任用掌握政策决定权的老中。近世初期也曾有过领国规模比较大的谱代大名掌握政策决定权的例子，但因为担心他们篡夺权力，之后就逐渐演变成从没有反抗能力的中小规模大名中选拔任用了。这一做法的原理可以概括为“享禄者不掌权，掌权者不享禄”。
领国规模最大的“大大名”们拥有古代被称为“国”的广阔领地，他们是拥有领国的“国持大名”。他们大多不属于亲藩大名或谱代大名，而属于外样大名，像幕府末期打倒了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的萨摩藩或者长州藩那样，他们的领国大多位于远离江户的偏远地域。幕府末期，这些大名已经拥有了单独发起军事行动的能力，同时对国际关系也显示出强烈关心并熟知外国事务，但被排除于有关日本整体的政策决定过程之外，因而逐渐产生强烈的不满。
近世国家以德川将军与规模大小不同的大名们结成主从关系的联合国家为主干，有关日本整体的决定由数名老中作出，老中们来自中小规模的谱代大名。发生内乱或对外危机时，老中们可以向大名们发出出兵命令，以大名联合力量应对。
以天皇为首脑的朝廷自九世纪迁都至京都以来，象征性地居于将军之上，并向将军颁发各类称号与官职，但从未有过参与内政外交决策的发言权。朝廷虽然也拥有规模不大的领地，不过与大名不同，这些领地被交给将军管理。京都的朝廷遵守着由将军为其特别制定的法规，违反了这一法规的朝廷官员将受到将军的处罚。近世日本的王权由这样错综的上下关系构成，不过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至十八世纪末，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只有一个王权，随着对日本古代历史与神话研究的深入发展，开始有人认为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王权，有关王权的想象力再进一步向前延伸扩大。佩里来访的五年之后发生的以朝廷为中心力量的宫廷政变，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王政复古，都与有关王权的这一想象力的深入人心有关。
至于德川幕府，处于顶端的是征夷大将军，将军下面是四至五名阁僚“老中”，他们在被称为“御用部屋”的办公地点按照每月轮值制度轮流担任主持者召集会议，集体讨论处理政务，决策全国性问题以及与将军家系内部有关的事务。老中还负责监督京都的公家以及各地大名，具体任务由监察官“大目付”执行。老中们的席位座次依其任职时间先后排列，实权掌握在一至二名专门负责财政与民政的“胜手挂”老中手中。“胜手挂”是下面要叙述的“胜手方勘定奉行”的上司。老中次官“若年寄”则在另一地点办公，他们时常参与议事，但意见大多不被采用。若年寄通过监察官“目付”监督直属将军的家臣“旗本”。老中下面有“三奉行”与“远国奉行”等，他们均为各个官厅的首长，负责领导处理实际事务。“三奉行”中包括负责管理寺院与神社等宗教团体的“寺社奉行”（五人），负责管辖德川政权所在地江户治安的“町奉行”（二人），以及勘定奉行（四人）。以在江户城大厅中的席位座次体现出来的形式上的地位而论，由大名中选拔任用的寺社奉行的地位最高，由高级旗本担任的江户町奉行位于其后，但掌握最高实际权力的是勘定奉行。这里也体现了“掌权者不享禄”的惯例。勘定奉行的职责不仅限于财政方面，还通过派驻地方的代官管辖德川将军的领地，或处理与外国的事务等，总之除了一些琐碎或特殊事务外，几乎涵盖所有政务。
勘定奉行分为“胜手方”和“公事方”二人。公事方专门负责诉讼仲裁，除此以外的事务均由胜手方勘定奉行管辖。幕府的决策中枢由处理实际政务的官厅，以及胜手挂老中统辖的胜手方勘定奉行所组成。勘定奉行的下属包括“勘定组头”（十二名），其下属分为勘定（全部约为二百五十名）、“支配奉行”（全部约为九十名），分别掌管各自事务。这些官员的身份在直接由将军过目任命的“御目见”（即拥有直接谒见将军的资格）一级家臣中也属于比较低的。但勘定奉行一职工作难度大，为争取担任这一官职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勘定奉行处理政务的办公处被称为勘定所，在江户城内与城外各有一处。在勘定奉行下面另外设有监察官“勘定吟味役”，负责对勘定所工作的监察。勘定吟味役的地位比勘定奉行低，但拥有向老中直接陈述意见的较大权限，共为六名，三名负责接受诉讼，另外三名负责对财务支出情况的监察。
在江户的中央官厅，设于政务次官若年寄下面的监察官“目付”（十名）为重要官职。目付负责监督在江户城中的官厅里官员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法规范，弹劾行为不轨者，并拥有直接向老中乃至向将军上报的权限。目付下面设有高级监察员“徒目付”（约五十名），由身份为“御目见”之下的武士担任，此外还有监察员“小人目付”（约一百名）。目付负责审查各个部门送来的文件，至幕府末期，幕府家臣中的有能力者被任命为这一官职，监察管理旗本的工作渐渐退于次要，制定政策或上报成为主要工作，并开始主导改革。
构成幕府中枢的官职大致如此。当遇到重大问题时，官员们常常分为几组接受老中的咨询，分组的方式不确定，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上述各官厅逐一分别接受咨询；第二，寺社奉行与町奉行各为一组，勘定奉行与勘定吟味役为一组（略称为勘定方），大目付与目付为一组（称为监察方）；第三，在芙蓉间（江户城大厅里绘有芙蓉图案的房间）拥有工作间的官员（胜手方勘定奉行、勘定吟味役、胜手方的大目付与目付、远国奉行）为一组，属于评定所的几个部门的官员（寺社奉行、町奉行、公事方的勘定奉行与勘定吟味役、公事方的大目付与目付）为另一组。至幕府末期，芙蓉间的官员提出过不少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意见，而评定所方面的官员则倾向于保守。
幕府还有被称为“三番”的军事官员，即“大番”“御小性组”以及“书院番”，不过，这些官员只是担任将军以及各地城堡的警戒任务，不是战斗部队。德川国家的战斗部队始终由大名们负责组织。大番主要负责前往京都和大阪担任二条城以及大阪城的警戒任务，后二者则负责江户城以及将军外出时的警戒任务。这些部门的长官地位很高，但没有实权。例如，当时普遍认为由胜手方勘定奉行转而担任大番长官“大番头”实际上是降级任用。
此外，在幕府派往各地的官员中，有由大名担任的大阪城代和京都所司代，还有由旗本级武士担任的远国奉行，例如京都町奉行、大阪町奉行、长崎奉行以及浦贺奉行等。这些职位通常是任命两名官员，派往京都和大阪等大城市的官员两人一起前往当地任职，派往长崎、浦贺时，则一人前往当地任职，另一人留在江户负责与江户中央政府的联系工作，每年轮换一次。在德川幕府的直辖领地还安排有代官，负责行政与征收租税工作。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走了一条与中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不过，对于日中两国国民来说，认识这其中的差异并互相学习，是一个重要课题。本书对此若能尽微薄之力，作者此生也就圆满了。
三谷 博
2023年5月
(1) 详见《黑船来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017）一书。
(2) 这里作一专题说明，希望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本书所描绘的幕末时期的复杂政治过程。以下文字摘自《黑船来航》中文版序言，略有修改，经三谷博老师许可后载于此处。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欣然同意转载。本书正文第二章也有关于近世日本的政治组织和决策过程的内容，请读者对照阅读。——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