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者序

到2013年出版第四卷为止，迈克尔·曼教授经过30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四卷本长篇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以其独创的社会权力理论，完整绘制出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的社会变迁史。这是他将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的最大贡献。在第一、第二卷中，曼对人类文明的起源、罗马帝国的兴衰成败、欧洲的动态发展、争夺德意志、现代国家的兴起等历史阶段作了精彩分析。在第三卷，曼继续运用他的IEMP模型（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阐释20世纪前半叶全球的权力中心（主要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与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还不断与学界同行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对话，充分展现作者对文献史料的娴熟把握，也体现出历史社会学家不同于正统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最典型之处。本书有些章节聚焦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但更多的章节是广泛运用比较分析，把历史叙事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下文试图集中帝国、革命、战争等20世纪前半期的几个关键议题，归纳曼的核心观点并加以简单评论，以飨读者。

一、帝国

在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一书中，有关帝国的内容几乎占据一半的篇幅。近代以来欧洲人为何如此擅长成为帝国？他们得益于什么？如何解释欧洲帝国的扩张？曼指出，目前的帝国扩张理论都存在局限性。这些帝国理论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核心地区为基础，另一类是以边缘地区为基础，前者的影响远远超过后者，所以，曼主要的对话对象是前一类理论。

在以核心地区为基础的帝国理论看来，帝国扩张为核心地区的某些利益集团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地位与文化等各类形式的回报，表现为稳定的利润、地位、精神归属等。这种解释模式包括约翰·A.霍布森（John A.Hobson）、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美国例外论。霍布森认为，近代帝国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发达国家需要把国内剩余的资本投资到海外殖民地以获取利润，证据之一是英国外贸和投资在这段时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列宁完善了霍布森的观点，指出发达国家不仅需要为过剩的资本寻找出路，而且，资本主义越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就越高，竞争也越残酷。发达国家的经济越来越趋向于集中与垄断，国内的垄断需要保护国外领土即殖民地的市场。[1]列宁认为，欧洲列强抢夺并瓜分非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紧密联系。

但在曼看来，霍布森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正确。虽然帝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但其原因并不是霍布森与列宁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竞争，而是有其他因素。

首先，各帝国之间在国际经济领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尤为密切。英国虽然早已不是制造业的领头羊，但它拥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储备货币和最庞大的银行体系。各帝国都认可大英帝国储备货币和金融制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和最有保障的，英国的信任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外国银行都以低利率的短期储蓄形式把利润寄存在英国的银行。外国和殖民地银行所寄存的资金差不多占英国银行资金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英国银行利用这些资金，给边缘地区的国家投放长期的、高利息的贷款，就像如今美国一样。所以，资本主义的金融世界并不喜欢越来越剧烈的帝国竞争。[2]

其次，霍布森与列宁都没有认识到，贸易与金融主要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流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流动只占很少份额，另外，白人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间做贸易。英国殖民地的贸易与资本只有一部分是流向非白人的殖民地。大量贸易资本都流向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的白人殖民地。在帝国的宗主国核心地区并没有剩余的资本迫切需要输入殖民地。

最后，各个帝国学会利用外交手段，成功协调争夺殖民地的竞争过程。比如在1885年，列强们签署了《柏林条约》，允许大国占领非洲领土，只要它有能力控制其边界。

曼对保守派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社会帝国主义理论基础也提出了批评。社会帝国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向海外扩张可能转移国内的阶级冲突。有些政治家也赞同这一点，因为有时候似乎行之有效。曼认为社会帝国主义无法解释英国、法国、美国等主要帝国的现实。当美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转向海外帝国主义时，精英群体内部的各种争论只是偶尔得到大众的回应。在英国，工人阶级很大程度上对帝国没有兴趣，而且，英国殖民者的流动也在走向衰落。不过，曼承认这种理论大致可以符合日本帝国扩张的现实。日本转向帝国主义时，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自己没有多少选择机会，向海外扩张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唯一防御战略。

在欧洲人在近代成功建立世界帝国的问题上，曼的观点是，当代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解释人类历史问题方面忽视军事权力的重要性。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恢复军事权力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位置：“在这一卷中，我主张，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史都是不同寻常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带来了全球帝国的政府，就像一场传染病一样蔓延到美国和日本。20世纪和21世纪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军事权力的关系。”[3]欧洲人成功建立帝国的原因应当从欧洲文明的特点中去找，特别是从军事权力关系入手。曼在第一卷将欧洲看作是一种多权力行动者（multi-power-actor）的文明。这种文明由许多相互竞争但形态各异的行动者组成。多权力行动者的体系必然导致无休止的战争。战争是欧洲国家政权生与死的关键。如果一个政权没有提升其军事权力，就可能难以存续。在欧洲，军事权力的路径依赖已经经历一千年的历史。

在战争方面，欧洲与东亚国家呈鲜明对比。东亚地区在1590至1894年间出现300年的和平时期，仅仅出现过野蛮人对中国的入侵以及五次相对较小的两国间战争。在此前的200年间，中国只出现过一次与越南的战争。日本自1637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都禁止使用火箭炮。相比之下，欧洲列强在1494至1975年间的75%时间里都一直卷入国家之间的战争，完全没有战争的时期不会超过25年。据查尔斯·A.蒂利（Charles A.Tilly）估计，欧洲政权的数量在80至500个之间，几个世纪的战争之后，到1900年为止只剩下25个政权。东部的赢家是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君主，西部的赢家是西班牙、法国、英格兰。[4]

英格兰人所建立的大英帝国是这些帝国当中最为成功、成就最大的。曼选择了大英帝国作为典型个案。英格兰人发动第一波帝国战争，其目标是征服苏格兰和爱尔兰，以此作为海上帝国的实验。布鲁斯·P.伦曼（Bruce P.Lenman）的《英格兰的殖民战争（1550—1688）》（England's Colonial Wars，1550—1688）和《不列颠的殖民战争（1688—1783）》（Britain's Colonial Wars，1688—1783）指出，第一波殖民战争是英格兰在不列颠群岛内部发起的；第二波是新兴霸权的不列颠帝国对其他大洲的殖民。这股殖民主义浪潮不断加剧，因为苏格兰人与爱尔兰人有着更为强烈的动机，试图尽快摆脱贫穷与弱势地位。从1871年到1914年，英国人一共打了30场殖民地战争，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至少打了不下100场战争。

曼也强调其他一些因素在大英帝国扩张中的作用。英国的精英们除了拥有优越的海军权力之外，还有其他的有利因素，包括政权在国内有效征收赋税，继承侵略性的战争传统与军国主义文化，引领农业和工业革命的潮流，这使它在国内生产力方面处于领先水平，为其军国主义提供了经济权力。所有这一切都让一个小小的海岛称霸全球，从集约性权力走向扩散性权力。缺乏这些军事、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任何一个来源，都可能无法实现其全球扩张。到1920年为止，大英帝国霸占了世界陆地的四分之一，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欧洲帝国的成功直接激发了美国人与日本人建立帝国的野心。曼指出，美国走向帝国主义与西班牙在美洲半球的衰落有着直接联系，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则与中国的衰落密不可分。它们之所以走向帝国主义，无不关联到欧洲列强建立的帝国及其所带来的国际地缘政治压力。帝国无论是崛起的还是衰落的，都接受了欧洲人创造的弱肉强食生存法则。但在生存危机方面，日本人的感受要比美国人深得多。日本人认为，如果一个像日本那样资源匮乏的国家错过这样的机会，它就可能被迫遭遇同样的奴役和压迫。

美国例外论是用来解释美帝国崛起的重要理论。但在曼看来，美国走向帝国道路的进程与其他帝国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军事权力被美国人残忍地用到了土著人身上。美国的扩张进程中，绝大部分的土著美洲人被杀害，幸存者处于国家的生活边缘。颇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所谓的进步主义时代在种族平等方面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是倒行逆施。实际上，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其他帝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方面，美国例外论是符合实际的。虽然巴西是在美国之后的二十年才完全废除奴隶制度，但其奴隶制度的种族构成因素从来没有在美国那么突出。在巴西，虽然肤色始终与阶级关联在一起，但它并没有把巴西黑人拆解为一个孤立的等级。澳大利亚土著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与美国黑人之间也不尽相同，因为前者绝大多数与白人社会不生活在一起，而且，前者有着更大的权力。[5]

美国例外论还主张有两个方面不同于欧洲，一是缺乏社会主义，二是弱政府。这两个观点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中提出来的。但曼指出，在缺乏社会主义方面，美国和其他所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在弱政府方面就更不符合实际。美国政府在帝国扩张、实施种族主义政策与镇压工人运动等方面表现出强大力量，其利维坦巨大无比，令人震撼。美国的基础权力渗透到其所有管辖范围，其指挥和执行命令的能力很强大。美国各届和各级政府消耗国民生产总值（GNP）的7%，而英国政府是8%，法国是9%，德国是10%。[6]这说明美国政府的功能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

总而言之，曼认为欧洲人成功建立帝国的直接原因是胜人一筹的军事权力，而不是文明、科学革命或者资本主义处于更高的发展水平。曼对欧洲帝国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的评价是，帝国对殖民地的当地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殖民地人民应该感谢英国的农业与工业革命、科学与植物学，而不是它的帝国。虽然英帝国与其他帝国比较起来是相对温和的，但如果没有帝国，殖民地人民以及这个世界的状况应该会好得多。

二、两次世界大战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世界体系理论家的研究结论是，此次大战是关于霸权的争夺：崛起的德国寻求从衰落的英国手中抢夺世界体系的霸权。曼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认为，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实际上是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经济权力的竞争并不像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那样导致战争，因为它需要的是国际和平与合作，并且基于合作关系而得到提升，而军事权力则可能因为关系破裂而得到强化。当破裂的关系走到战争边缘时，就会明显严重损害经济。具体而言，英国与德国之间在经济上处于密切的合作状态。正是由于德国的联邦银行和其他主要的中央银行之间积极合作，英镑才能够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英德两国之间的贸易也不断增长，两国的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事实上，整个19世纪大西洋沿岸的经济在战争之前的十年时间出现大幅度上升。况且，德国领导人也并不想成为霸主。他们仅仅是想削弱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获得自己应有的位置。

在曼看来，这场战争并不是一场物质取向很强的战争。从根本上讲此次战争和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资本主义在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威胁，也几乎没有一个资本家在战争之前是好战分子。资本家主要关注的是获取利润，他们倾向于稳定的而不是高风险的利润。资本家很少过多地卷进外交政策，更不喜欢战争，有些资本家甚至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实现和平，避免战争。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曼的解释是，这次大战就是欧洲人特有的军国主义文化的产物。这种军事文化倾向于发动无休止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战争在欧洲这个尚武文明的社会是一种正常现象。战争被看作是正常的、合法的，国家被认为具有生存与安全方面利益，并且可以要求普通的男性公民用他们的生命来加以捍卫？除了军国主义文化之外，其他一些意识形态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也对士兵有较大影响，比如野蛮的假想敌人、地方性社群的压力、受尊重的地方名人对压力的强化、男子汉气概、冒险延续了欧洲人传统的开战方式：奥匈帝国和德国两大强国攻击塞尔维亚和比利时这两个小国，后者的主要保护国开始支援。这种进攻方式体现了欧洲军事帝国主义史上至关重要的路径依赖。

曼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并表明，军事文化对于大战的影响至关重要。战争对士兵的影响最大。他们在面临巨大危险时为什么去战斗？

如果说一战的物质取向不强，那么，二战的物质利益动机更少，而更明显的是意识形态色彩。这次战争是帝国间最后一次席卷欧洲的战争。将二战的起因问题归结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点几乎不存在争论，曼认为，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这段时期，整个欧洲和北美都弥漫着强烈的反共产主义与反苏主义，这让英、法、美等国的所有政治家们丧失了最起码的工具理性，他们拒绝与苏联结盟遏制纳粹，反而将苏联推向了纳粹。意识形态上的价值理性让工具理性显得暗淡无光。

英国和法国右翼势力的立场一直将共产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认为西方获得安全的前提是通过对希特勒做出让步，给予他在东欧的自由处理权，以便让他先进攻共产主义。正如英国前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所说，如果在欧洲有战事，最好是“看到布尔什维克和纳粹之间发动战争”，而与苏联联盟抵抗希特勒，可能会制造一场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战争。一战的结果是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爆发，二战则可能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在其他地区爆发。他们虽然无比厌恶纳粹主义，但更害怕革命。1937年2月，斯大林提出与法国建立军事同盟，但是，法国总参谋部拒绝了这一提议。斯大林转而与希特勒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最终联手，共同对付西方。

曼认为，斯大林宁愿与恶魔共舞以保卫他的帝国，而张伯伦、达拉第和绥靖者们并不情愿。这些保守主义者们在地缘政治上比法西斯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政权更加偏向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缺乏基本的工具理性。曼的这一说法似乎不确切，张伯伦等人至少是愿意与希特勒这个恶魔共舞的，只不过希特勒不愿意合作。希特勒本人似乎比西方人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教条，更缺乏工具理性。比如希特勒在征服乌克兰时就犯下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1941年，许多乌克兰人厌倦于斯大林的统治，热烈欢迎德国国防军进入他们的国土。但是，他们发现希特勒对他们实施更残酷的剥削以及更恶劣的暴行。到1944年，他们又欢迎苏联红军的重新占领。曼指出了西方政治家们前后矛盾的立场。西方人一方面期待希特勒进攻苏联，让两个国家相互厮杀，最好是彻底消灭共产主义苏联；另一方面，当希特勒真的进攻苏联并很可能获胜时，他们却又完全不可接受希特勒占领苏联这个结果，转而全力与苏联结盟对付希特勒。

根据曼的分析，决定两次世界大战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两个集团的经济实力，而德国及其盟国从来都不如其对手。一战的参战双方在经济实力方面有着明显差距。英国与法国的GDP在1914年至1918年间得到提升，战争带来充分就业，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财富出现再分配。但德国的经济问题却相当严重，而且军费远高于其他的经费开支，同时还遭受到英国有效的贸易封锁。结果，德国民众普遍缺少必要的食物供应。二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经济实力。曼指出，尽管德国人拥有更优秀的士兵，军官有更多的战争主动权，部队更为精干，转移速度比对手更快，对战争更加专心，参战与后勤人员的比例更高。然而，军事优势无法弥补经济劣势。苏联在军事上的投入比纳粹更多，更有效率。苏联已经转变为斯大林所谓的“一个统一的军营”。美国的经济基础更为雄厚，技术更发达，投入规模更大，从而获得了非凡的军事扩张成就。美、苏这两个国家都建立大规模的生产系统，大批量生产系列品种先进的武器。德国原本指望速战速决的局部战争，却成为一场自我毁灭的持久的世界大战。

三、两次革命

俄国革命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革命视为各种结构性因素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托洛茨基、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等革命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补充了一些短期策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列宁的革命理论。列宁的革命公式很简单：一方面是下层阶级极力要推翻旧的秩序，另一方面是上层阶级的抵抗变得软弱无力。至少需要具备这两点革命才能发生。

第二种解释革命的理论源自结构功能主义，该理论强调革命形成的原因是“社会紧张”、“结构失衡”和“政见分歧”。但是曼认为这些条件不易操作，而且即使广泛存在这些条件，也难以发生革命。当代许多学者都采用列宁的公式。有学者确定了爆发革命的四个必要且充分累积的因素：（1）一个宽容、容忍的国际环境，外国势力不干预或者纵容反叛者；（2）一场导致国家行政能力和强制能力陷于瘫痪的政治危机；（3）广泛存在的农民反抗斗争；（4）城市反对派精英进行的反抗活动。

曼认为，这种观点没能抓住德意志帝国给俄国带来的惨烈战争与毁灭性破坏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曼的分析更多是强调军事权力因素的影响。对革命而言，权力必须通过暴力夺取。社会内部的军事与准军事力量平衡不仅最终决定革命的成败，而且决定了是否能阻止激进分子产生革命的想法。列宁多次提到俄国是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从军事方面看来，的确如此。

曼还比较了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更多是军事权力因素。他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德国革命的失败是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重要分歧，这与布尔什维克形成鲜明对比；统治阶级仍然团结一致而且很务实；他们通过与社会主义改良派妥协，求得生存；德国没有农民反叛的传统，也没有农民不满的任何迹象；最主要的是，反叛者没有武装。这意味着革命者无法到达革命的第一阶段，不能成功占领首都和政府机构。曼的结论是，军事原因以及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成为德国革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成功，曼也强调军事权力因素的重要性。他归纳出三种已有的主要解释。约翰·福伦（John Foran）提出第三世界革命的普遍性理论。他认为，在20世纪所有成功的社会革命中，除了中国革命，还有墨西哥（1910—1920）、古巴（1953—1959）、伊朗（1977—1979）、尼加拉瓜（1977—1979）。这些革命之所以成功通常有五大因素：依附性强的经济发展；经济不景气；一个镇压式的、排他性的以及人格主义的政权；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及对“不干预革命”的世界体系。[7]第二种是民族主义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共产党人虽然在江西失败，但却理解土地革命的意义，认识到教条主义无法动员广大农民，唯有转向抗日战争才能激发民族主义意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反殖民主义的社会革命，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至今仍被人民记住的原因。[8]第三种是阶级冲突解释。这种理论认为，农民之所以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是因为共产党可以解决乡村社会的根本矛盾：总体不平等的土地占有、财富和权力关系。[9]

曼认为，上述理论都没有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活动。共产党人离开上海到江西之后，他们的革命就转变成一场战争，并且持续了二十年。共产党为了生存必须军事化，其最重要的斗争形式是军事斗争。分析中国革命必须强调军事权力关系的核心地位，甚至比俄国革命更重要。没有军事权力，共产党人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控制都可能付之东流。最大的讽刺是日本和美国这两大凶狠的反共势力，无意间让共产党在一个最多人口的国家赢得胜利。这就是诸多权力相混合所导致的出乎它们意外结果。

四、大萧条

大萧条的理论解释主要是由经济学家们提出来的。货币主义者关注联邦储备银行所犯下的货币政策错误。在危机初期，美联储持续不断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美国大量的银行倒闭，这使得危机变得更加糟糕。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货币力量是大萧条的首要原因。当银行倒闭的时候，假如美联储采取正确的政策，通过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紧急的基金，或者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策债券，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供应更多的货币，将会缓和紧缩的严重性，极有可能提前结束大萧条。弗里德曼还提出了一种“伟人”理论：假如担任十四年纽约美联储主席的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在1928年还没有去世，仍然是联储的一个主导性的人物，这次大萧条也许就不会发生。[10]曼认为上述观点没有说服力。假如斯特朗在1929年仍然在位，其策略不出美联储现任主席之右，因为他们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理论。

也有经济学家们认为大萧条的原因在于生产领域，因为经济衰退是从生产环节开始，而不是在证券市场、银行或者是联邦储备银行开始。在大萧条时期，所有国家对货币和通缩的打击只使经济总量下降大约三分之一，而对生产因素的打击贡献了三分之二。迈克尔·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ein）把此次金融危机视为各工业领域恶化的结果。里克·索斯塔克（Rick Szostak）认为技术创新导致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20年代，创新型工业增加了产量，但并没有增加就业，也不需要大量投资。杰勒德·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与多米尼克·列维（Dominique Lévy）补充了管理创新因素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因为企业普遍实行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包括电气化的流水线以及流水线式的购买、销售和研发过程。

曼认为，为了解释这次大萧条，应当将生产问题和货币体系的问题结合起来，将地缘政治的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全球农业萧条、金本位带来的国际性后果、通缩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关系等，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在一起，加剧了经济的衰退。缺少任何一个因素，这次大萧条的程度都不会如此之大。缺少二三个因素，大萧条就根本不会发生，只可能出现近似于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与这些经济学家们相比，曼认为他提出的社会学解释更为宏观和全面。

曼扩展了分析的范围，关注金融市场、财政与货币政策、技术与工业结构、阶级与意识形态结构、地缘政治压力与民族主义等领域所有内容。曼充分运用四种社会权力的来源。在他看来，这个时期的权力关系正在经历四种主要的结构转型。第一，农业作为传统的经济支柱正在没落，因全球性的生产过剩而陷入萧条。第二，工业正在经历快速的技术变迁，老工业已经不再扩张，而新工业却仍然弱小；创造性的破坏正在发生，但是速度太慢。第三，旧体制下的阶级仍然控制着发达世界的金融，意识形态上坚持金本位制度；与此相对立的是，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要求得到更多的社会权利；他们只有等到大萧条来临才有权力挑战这种意识形态教条。第四，地缘性的经济实力正在转型，英国的霸权受到削弱，几个主要的民族经济体之间出现调整，但现在既没有出现另外一个霸权国家，也没有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性合作。和平条约的废除引发大国之间相互冲突，各大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内在逻辑的系统性危机。这四个巨大转型有其自身的因果链，而大萧条的危机恰恰是这些转型相互冲撞的结果。[11]

在这四种权力关系中，曼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权力的影响。他用相当大的篇幅，分析美国及其他国家制定错误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制定的错误政策并不是偶然造成，而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曼指出，当时美国几乎所有政客都坚持金本位制和通缩政策。绝大多数官员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会自动解决投资过度的问题，需要保护黄金储备，认为这样会引导私人行动者，使市场可以自我调整。胡佛为国际性合作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主动引导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增加投资。但到了1937年夏天，市场仍然没有自我调整，而胡佛也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只是通过平衡预算降低利率，鼓励投资，维持金本位制度。其他发达国家也是类似改革。银行官员们竭力维持货币与黄金挂钩，采取紧缩的政策防止资本外逃。事实表明，越早抛弃金本位制度，经济越早复苏。

金本位制度几乎成了一种宗教。坚持金本位的不仅仅是政治家，还包括熊彼特、罗宾斯（Robbins）、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在内的相当多经济学家，他们都反对扩张政策，唯有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凯恩斯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眼里，固守金本位制度体现出节俭、纪律和责任的美德。金本位涉及传统的规范和价值以及对事实的信仰。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相信，黄金是“道德的、有原则的、文明的”，与“受到调控的货币正好相反”。金本位“仅次于神圣的教义”，它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新古典主义学说的信徒们顽固信守金本位，继续实行通缩，一直到大萧条陷入危机的谷底。

五、法西斯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

西方学术界一般都把德国法西斯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等而视之，但曼运用社会权力的四大来源对此作出明确区分。他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危机连环爆发，似乎表明资本主义出现普遍的文明危机，转而寻求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克服与应对这些危机的产物。这两种体制都将人民大众带入权力剧院的舞台中心，通过一党制对人民大众进行积极的动员。共产主义者最初认为，政党可以自下而上起到积极动员的作用，掌权之后就反转为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法西斯主义在掌握政权之前是同时运用两种方式，掌握政权之后同样转为自上而下。

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斯大林镇压的对象是国内的阶级敌人，甚至是党内的敌人。法西斯主义政权只镇压别的种族与民族，对内部却更多同志般的友谊。共产主义者充满理想，而法西斯主义者把民众暴力视为必要的道德。共产主义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更为关注经济关系，而法西斯主义更多关注意识形态和军事权力关系。其历史理论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一个最终的乌托邦，还不如说是拥护强弱、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持续斗争。无论法西斯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并非偶然所为，也不是原始主义的死灰复燃，而是有预谋的“现代”行为。

法西斯主义

在解释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问题上有两种主要观点。“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学派”抓住法西斯主义的世俗救世主义特征，强调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信念，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是一种“政治宗教”，具体表现在“民族重生的神话”中。但在曼看来，这种解释往往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无从解释为什么这种神话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唯物主义”观点倾向于解释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原因，但是过于简单。它认为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的资本主义危机有着密切关联。

曼提出一种更加理论化的综合解释，认为这四大权力来源在法西斯主义的兴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把法西斯主义界定为通过军国主义追寻一个至高无上的、实行种族清洗的民族—国家主义。这种界定包含四个主要的部分。一是种族清洗式的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法西斯主义者支持建立一个有机的、统一的和纯洁的民族，因此必须清除其他民族。法西斯主义将欧洲之外的种族主义应用到欧洲人自身，甚至运用到一个民族内部，对国内其他种族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二是国家主义。从政治层面来看，法西斯主义者把国家权力看作是“道德工程的担当者”，通过法西斯主义精英和法团主义者实现经济、社会以及道德发展。法西斯主义者声称，西方社会滋生物欲横流和颓废主义，因此需要通过调动价值观、规范和风俗“再神圣化”。三是至高无上性或超越性。民族—国家主义可以超越并克服社会冲突。法西斯主义者拒绝保守主义的观念，即传统社会秩序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反对自由和社会主义民主观念，认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社会的常态；拒斥社会主义观念，认为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实现社会和谐。四是军国主义。他们追求军国主义的内外政策，将整个国家带向毁灭性的战争。为了谋求实现“帝国梦”，他们比早前的帝国采取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过编造关于国内外敌人的民族神话以及侵略扩张的正当性，得到合法化并将四种权力资源融合在一起，本质上是专制的，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令人不解的是，曼认为法西斯主义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的邪恶及其敌人的善良，或者文明必然战胜野蛮，而是在于其敌人的人数更多，装备精良。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很可能会坚持更长的时间，而且其他欧洲和亚洲的右翼专制主义者也是如此。

苏联共产主义

阿奇博尔德·布朗（Archibald Brown）概括出共产主义一党制的六大主要特征。两个政治特征是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以及“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允许公开讨论政策问题，但决策一旦做出，就必须在全党和社会坚定不移、按部就班地加以贯彻；两个经济特征是生产方式的非资本主义占有以及国家主义经济。两个意识形态特征是建立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合法性及其在全球层面建立的共产主义运动。[12]

曼对上述概括作了补充。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总体化的意识形态，它蕴含对“阶级敌人”的痛恨以及对一种世俗救赎目标的承诺。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将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以及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可以动员起相当大的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斯大林不具有克里斯马型特征，是革命意识形态而非领袖得到党员的忠诚。然而，曼认为苏联政权并不是极权主义的，而是多头治理的。曼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批评要远比法西斯主义温和得多。他一方面列举了斯大林犯下的种种错误，另一方面却不无同情地指出导致这些错误完全不能归于斯大林本人，应当考虑苏联当时面临的险恶处境。他还较为具体地指出斯大林的成就。

大多数学者认为，如果列宁活着，他一定不会支持在党内实行恐怖行动，也不会支持大量的驱逐行为，苏联的暴行主要归结于斯大林及其圈子。然而，曼的观点是，无论由谁来领导，苏联政权将必定是政党领导，而且，一党统治从本质上来说与多元主义是不相容的。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只有一个政党，很少存在多元主义。曼认为，暴政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共产主义政权都建立在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它们的险恶生存处境迫使它们必须以最激进的方式、最快的速度推进工业化。“共产主义的最根本问题在于其政权建立在一个农业社会之上，但其毫不动摇的意识形态目标却是快速工业化。这一目标的实现只能是从通常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手中攫取更多的盈余，然后，降低工资水平，因为只有抽取农业和工资的盈余才能为工业发展建立投资资本。快速工业化要避免极端的强制行为是不可能的，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理想的一种颠倒。经济理想践踏政治理想，而政治理想却是人们期待从实践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政权中得到的。问题只是有多少暴行将伴随这种强制，而且，暴行程度千差万别。”[13]列宁肯定比斯大林更好，但也很可能已经被他的理想牵入到强制工业化、专制主义中。

曼充分肯定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经济成就。两次大战期间，西方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衰退。苏联置身于大萧条之外。从1928年到1970年粗略的统计数字来比较，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系数大概是4%，除了日本及其殖民地以外，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从出生开始计算的平均寿命统计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结果。1900年到1950年间，苏联人平均寿命延长了两倍，从32岁延长到65岁——增长速度超过任何其他国家。[14]苏联成功背后有一个原因：国家计划在后发国家，至少在工业化阶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多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都具有两大优良品质：比较诚实而且由衷地致力于经济发展。这些优点并不仅仅体现在高层，而且体现在整个大众政党，腐败行为较少，经济剩余更多地被用于再投资以及公共物品供给。右翼法西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政党并不是如此。

曼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苏联共产主义还算不上两次大战期间世界上最坏的政权。斯大林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应当受到批评，但却是一个在经济上合格的成功者（除了农业）。布尔什维克最显著的失败不是在于经济权力，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他们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个可怕的独裁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绝对倒置，最糟糕的事情是犯下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暴行。

六、简评

曼把所创造的IEMP模型继续运用于第三卷，充分表现出历史社会学家所特有开阔视野，驾驭繁杂史料的高超能力。他对20世纪上半叶重大历史进程的卓越分析既简练又富有说服力。在这一时期，民主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自我毁灭的种族主义之间出现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斗争；资本主义的创造力与破坏力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强大；两次毁灭性的全球大战以及原子弹对全世界构成的巨大威胁。他认为，要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从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政治的这四个权力来源入手，尤其是要关注军事权力的来源。曼对军事权力的重视充分体现在他对帝国以及对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独到分析中。

作为一名批判的社会理论家，曼在理论分析中经常表达其深厚的人文关怀。在曼的书中频繁出现“暴行”一词。他详尽列举了帝国主义所犯下的无尽灾难与暴行。在殖民者最初到达当今属于美国的大陆时，那里原来差不多有400—900万土著的美洲人。到1900年为止，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只剩下237000人，超过95%的当地人丧生。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在1787年“第一舰队”时期超过30万，但在1921年的人口统计中只剩下72000人，丧失75%。并且，国家越是民主，暴行就越多。“殖民者的政治组织越具有代表性，屠杀的人数就越多，即民主的种族屠杀。从1871年到1914年，英国人一共打了30场殖民地战争，在这些殖民地战争的死亡中，欧洲人达到280000至300000，而被征服地区丧生的民众大约在5000万—6000万，其中90%是平民。”[15]

曼驳斥了帝国统治有利于殖民地人民的谬论。帝国年代的最突出特点出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不平等，即“大分流”。白人人种走上工业化道路，而其他种族却没有——除了日本人之外。在帝国的国家范围内，大众生活标准和寿命不断改善，但绝大多数殖民地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能得到改善。英国统治期间加深了大众饥荒。1876—1878年的饥荒大约有六百万至八百万人饿死，1896—1897年和1899—1900年两次饥荒差不多饿死2000万人。在政治权力关系方面，帝国核心地区与白人控制的殖民地不断改革与民主化，但非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却长期不被允许建立代议制政府。直到一战爆发，甚至在地方层面，都没有任何殖民地发展出甚至是有限的选举权。[16]总而言之，帝国对殖民地的当地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在进行深度描述和概括总结方面，曼表现出非常杰出的能力。不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该书在实证分析上也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导致在逻辑上还存在简洁性和准确性之间的矛盾。这是所有宏大历史社会分析在方法论上无法摆脱的传统困局。[17]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曼在解释一战起因时，有时倾向于前者，有时又倾向于后者。他一方面认为，一战在欧洲的爆发对于欧洲人而言似乎并无反常之处，这是因为，欧洲人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军事文化，这种文化将战争视为常态；另一方面，曼又强调欧洲的战争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是因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导致战争爆发，可以很容易向别的方向发展。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容易犯错误。“我们应当批评包括英国以及法国在内的政治家，他们在外交上缺乏耐心，愚蠢地把各国带入战争。当战争陷入僵持时，他们再一次犯错误，没有运用外交谈判来获得一个折中的和平方案。”[18]

另外，对于美国在一战的作用问题上，曼的观点也有不足之处。他过于强调美国参战对于战争结局的影响。他认为，没有美国的参战，德国也许还会继续打下去。这样，当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意识到双方不可能获胜时，就进行谈判，而谈判的结果也许更有利于和平。于是，欧洲就有可能避免纳粹上台、二战以及其他大量事件的发生。但是，曼又不止一次指出，决定此次大战胜负的因素主要是两大集团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这场总体战争拖垮了德国及其盟友，而英国与法国的经济却反而在战争中不断增长。

日本是被迫选择帝国道路的吗？曼的观点表现出前后不一致。一方面，他认为日本别无选择。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自己没有多少选择机会。他们相信，向海外扩张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唯一防御战略。俄国、英国和美国之间不断挤压日本其他的替代性方案。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日本走上帝国道路是诸多偶然因素导致的。日本帝国的兴起和衰落及其国内的军事准法西斯主义都不是先天注定的。对日本而言，本来完全可以不涉足四个地方：1910年的朝鲜、1931年的中国满洲、1937年的中国关内以及1941年的珍珠港。客观上讲，1910年后日本人的不安全感大幅下降；1931年的满洲问题是军队自发的升级行为，尽管反映了日本国内特别是国家权力平衡方面发生的变化；在1937年全面侵华的推动下，日本转变为一个能够独立自主采取行动并创造约束性的军事法西斯主义；“珍珠港事件”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无异于杀鸡取卵。

综观全书，曼在著作中体现出来的广博的学识、勤奋专注的治学态度、作为一个历史社会学家的勇气和智慧都值得推崇和学习。尽管该书存有某些疏漏、矛盾和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他对于帝国、革命、世界战争、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方面作出的杰出分析，将会产生深远和积极的影响。另外，应当指出的是，曼的有些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这些观点我们不能苟同。

七、翻译说明与致谢

本书的译介背后有一个故事可以与读者分享。本人在2010年译完托马斯·埃特曼的代表作《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之后，决定不再从事翻译，因为身心交瘁，太辛苦了。或许是受该书的启发，或许是作者邀请我赴纽约大学继续从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2011—2012年度我在美国访学的全部时间与精力都耗在历史社会学领域，收集并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但由于之前对该领域的研究缺乏系统关注，知识基础比较匮乏，所以，埃特曼教授建议我围绕当今在该领域执牛耳的人物展开系列访谈，在前沿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再展开自己的扎实研究。此可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就开始了我艰辛而快乐的访谈工程。经过反复讨论访谈对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得到诸多帮助之后，我最终确定并联络到十余位历史社会学家，其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stein）、迈克尔·曼、西德尼·塔罗（Sindney Tarrow）、裴宜理等人在国内学术界早已有相当大的影响。接下来的环节就是，大量阅读每个访谈对象的主要研究成果，针对性地编写出个性化的访谈问题，联系好访谈的时间地点，提前几天把“问卷”发给对方，面对面交流一个多小时，之后整理出英语录音原稿，返回给对方修改，再翻译成中文。这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部分成果也在一些报刊连载，受到学术界同行的关注。这个访谈经历在我整个治学生涯中具有重要位置。

但由于没有经费支持，一开始只考虑在美国东部地区访谈。但西海岸的迈克尔·曼恰好到纽约参加研讨会，在克雷格·卡尔霍恩教授（Craig Calhoun）的帮助下，我就在他下榻的华盛顿广场酒店（Washington Square Hotel）成功做了一次访谈。在访谈过程中他提到第三、第四卷即将出版，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许诺，愿意联系出版社并组织人员，尽快推介给中国读者。前两卷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社的徐晓明编审积极响应我的提议，联系并落实版权事宜，让一切都比较顺利。但拿到样书时才发现两卷恰好16开本的一千页，中文版肯定远超出一百万字。出版合同又规定只有一年的翻译时间，译者的工作量与压力可想而知！但一诺千金，只好搁置手头其他任务，赶紧组织人员开工。幸好堂兄郭忠华教授愿意承担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他丰富的经验与认真的态度为翻译的保质保量提供了保障。

在本人负责的第三卷中，由我译出前言部分与第一、二、三、四章，余宜斌译出第五、七章，刘兵飞译出第六章，茅根红译出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与结论部分。由于本人在完成初稿翻译时突然接到一个更为重大得多的课题，需要在若干年内投入所有时间和精力才可能得以完成，不得不把全文统稿与校对工作以及译者序的主体部分全部交给余宜斌负责。对四位好友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尤其是余宜斌的耐心和细心，使该书稿能如期提交给出版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重点参考了第一、第二卷的中文版，吸收了一些专门术语的先行译法，使四卷本在核心概念的译法方面尽力保持一致。尽管译者在主观上竭尽努力，一再检查与校对，但由于能力与知识的局限，译本肯定仍然存在不足与缺陷。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本人与作者始终保持电邮联系，不断交流原著作中存在的疑难与错漏，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幸好，遇到的问题都得到作者详细而令人满意的答复。比如在原著第70页，曼认为美国比欧洲更带“封建色彩”。他的进一步解释是，美国劳资关系在法律上还保留浓厚封建制特征的主—仆结构，并不是欧洲那种明显资本主义特征的自由工薪劳动者。在原著第77页，“男人的性功能都很差，但女人可以在道德上让男人坚挺。哎，禁酒令被证明是失败的，而男人是根深蒂固的软弱和罪恶。”这句话本身难以理解，进一步沟通才理解曼幽默的背景：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男人酗酒风气很严重，女性运动的兴起把禁酒令写入法律。但男人继续酗酒，削弱了禁酒令（这就是道德上的软弱）的约束力，1929年又废除了禁酒令。再比如，在原著第120页曼似乎是无知地把青岛与山东并列在一起，实际上他是指一战前夕德国在中国的控制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全书中达几十处，都得到一一解决。不仅如此，作者在本卷还出现多处的年代错误，幸亏有邮件沟通，才不至于以讹传讹。

这表明，译者需要进一步明确作者所指的历史语境才能准确理解其意图，才能避免翻译的“硬伤”。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有些译著的质量遭到质疑，一方面是因为非专业内的译者没有真正理解原作者的意图与语境；另一方面是受制于出版商追求利润的工具理性，容不得译者去深究作者的意图与语境。所幸的是，本书正是有作者的认真答复，才可能提高翻译的质量，作者专门为第三、第四卷撰写的“中文版序”又为本书锦上添花。在此对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郭台辉

2015年1月1日

注释

[1]Mann,M.,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3，Global Empires and Revolution，1890—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34.

[2]Ibid.,p.41.

[3]Ibid.,p.13.

[4]Tilly,Charles A.,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00—1990，Oxford:Blackwell 1990，p.26.

[5]Mann,M.,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3，Global Empires and Revolution，1890—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79.

[6]Ibid.,p.61.

[7]Foran,John,Taking Power:On the origins of Third World Revol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8]Johnson,Chalmers,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3—5.

[9]Selden,Mark,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77，120，177，276.

[10]Friedman,Milton&Anna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418.

[11]Mann,M.,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3，Global Empires and Revolution，1890—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241.

[12]Brown,Archibald,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9，pp.105—114.

[13]Mann,M.,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3，Global Empires and Revolution，1890—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362.

[14]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OECD，2001，table 1—5A.

[15]Mann,M.,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3，Global Empires and Revolution，1890—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37.

[16]Ibid.,p.48.

[17]史焕高：《权力与国家：评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载《政治与法律评论》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Mann,M.,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3，Global Empires and Revolution，1890—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