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核战略与核政策时，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那些问题就让我感到困惑。对于“核军备竞赛是危险的吗？”这个问题，我当时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主张冷战期间的核竞赛具有严峻威胁的大多数观点存在内在矛盾。辩论中对立一方的观点——主张美国为了维护安全有必要进行核军备竞赛——也不尽如人意。其中，尤其需要研究的是美苏关系中军事竞争与政治互动之间的关系。
有关军备竞赛的思考促使我将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作为理解国家何时应该竞争、何时应该合作的方式。为了考察军备竞赛是否危险，我们需要对可供国家使用的替代选择进行评估。军备竞赛可能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不进行军备竞赛会使战争变得更有可能发生。我在本书中建立的理性理论可以让我们将国际环境的影响与国家所选择的战略的影响区分开来；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理论评估军备竞赛本身是否危险，或者国家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不是真正的根源。更广泛而言，我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国际环境对国家战略的影响，证明国际无政府状态并不导致竞争性国际战略的一般趋势；在各种物质和信息条件下，合作是一国获得安全的最佳选择。
多年来，我在《国际安全》和《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文章写出来都能够自圆其说，所以我没有考虑再写一篇文章。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写一本关于国际关系宏理论的著作。当我决定将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整合成一本专著时，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迅速就能完成的项目。最终，这本书又花费了我几年时间去写作，并且涵盖了我从一开始并未设想的许多观点和章节。
我在学术上最应该感谢的莫过于芝加哥大学，我从这所大学赖以成名的学术能量和学术强度中受益良多。在芝加哥大学，“国际安全政策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PISP）为教师和研究生们提供了互动、相互学习以及合作共事的理想平台。在这段时间，我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鲍勃·佩普（Bob Pape）一道执掌“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他们对这项事业的付出、对我们所应对的理论与政策问题的深切关怀，以及他们的友谊让我备感珍惜；我相信，我们在十多年前建立的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巨大成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之初的一些年里，与多位专注于国际安全研究的芝加哥同事（如吉姆·费伦、亚历克斯·温特、史蒂夫·沃尔特）的密切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
在我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许多人都对我给予了帮助。我已经对那些在我写作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时提供帮助的人表达了感谢，在此我就不再重复。如果我在此遗漏了在这本书以及相关未发表文章写作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士，我提前致以歉意。
2008年春季，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学院（Harris School）“政治制度研究项目”就我的书稿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天的研讨会，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查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鲍勃·鲍威尔（Bob Powell）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开始阶段提出了卓有见地的评论和批评，启发了当天的讨论。感谢他们花费宝贵时间读完我的书稿，并且前往芝加哥参加讨论。我也感谢当天出席讨论会的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们。这本书的写作也得益于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包括“国际安全政策项目”、芝加哥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研究项目”、哈佛大学奥林研究所的国际安全研究小组、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国际安全研究项目。此外，我还要感谢参加“军事政策与国际关系研讨班”的研究生同学们，他们对一些章节的前几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对于全部书稿的评论，我要感谢安迪·基德（Andy Kydd）和史蒂夫·布鲁克斯（Steve Brooks），他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书面意见；同时还要感谢乔恩·卡弗利（Jon Caverley）、马特·埃万杰利斯塔（Matt Evangelista）、达拉赫·格兰特（Daragh Grant）、罗斯·凯拉尼克（Rose Kelanic）、内吉恩·佩加（Negeen Pegahi）和约翰·舒斯勒（John Scheussler）给予的出色指导。对于书稿部分章节以及相关未发表文章的评论，我要感谢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史蒂夫·布鲁克斯、巴里·布赞（Barry Buzan）、贾森·卡斯蒂略（Jasen Castillo）、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亚历克斯·唐斯（Alex Downes）、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马特·埃万杰利斯塔、吉姆·费伦、斯文·费尔德曼（Sven Feldmann）、迈克尔·格罗斯尼（Michael Glosny）、劳埃德·格鲁伯（Lloyd Gruber）、特德·霍普夫（Ted Hopf）、塞思·琼斯（Seth Jones）、保罗·卡普尔（Paul Kapur）、李东生（Dong Sun Lee）、查姆·考夫曼、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约翰·米尔斯海默、西隆行（Takayuki Nishi）、鲍勃·佩普、鲍勃·鲍威尔、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约翰·舒斯勒、兰迪·施韦勒（Randy Schweller）、戴维·西罗基（David Siroky）、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杰克·斯奈德、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Wallander）和亚历克斯·温特。他们的反馈和建议帮助我明确自己的观点，并且提出新的观点。我要感谢乔恩·卡弗利和乔恩·舒斯勒出色的研究支持，还要感谢内吉恩·佩加帮助我改进最后一稿的表述和清晰度。
这本书吸收了我在下列文章中的观点：《军备竞赛何时危险？理性军备对阵次优军备》（When Are Arms Races Dangerous？Rational versus Suboptinmal Arming，《国际安全》第28卷第4期，2004年春季号）、《什么是攻防对比以及我们如何对其进行测量？》（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国际安全》第22卷第4期，1998年春季号，与查姆·考夫曼合著）、《安全两难再探》（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世界政治》第50卷第1期，1997年10月）、《乐观的现实主义者：合作作为一种自助手段》（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国际安全》第19卷第3期，1994/1995年冬季号）、《军事战略的政治后果：对螺旋模型和威慑模型的扩展与完善》（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世界政治》第44卷第4期，1992年7月）。这些材料的使用已获出版社许可。
我的儿子亚当让我放慢了写作这本书的进度，令我感激的是，他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我的妻子卡萝尔在这个项目上给予了我比以往更多的耐心和支持。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