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1989年1月，在书店中可以买到一千多本法语的革命主题书籍，为即将来临的革命二百周年作好了准备。这之后出版的和翻译成其他语言的（目前英语是其中最重要的）书，至少也有几百本。还有必要再多写一本书，继续增加这个数字吗？本书的辩解是，它基于1989年在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分校的梅森·韦尔奇·格罗斯讲座编写，而时值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主题。不过，解释算不上正当理由。我有两个理由。
第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著作的主题是相当偏斜的，尤其是在法国。意识形态、时尚和现代媒体宣传的力量相结合，使得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基本上被那些——简单地说——不喜欢法国大革命及其遗产的人所主导。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大革命第一个百年纪念日，反对大革命的文章可能比支持大革命的文章多得多，不过，听到法兰西共和国的（社会党）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如此迎接二百周年纪念日还是不免让人惊讶：“因为它让很多人相信，革命是危险的，如果可以不革命，那就更好了。”[1]这种令人敬佩的看法，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表达出了广泛的共识。普通人想要革命，这按理说是不寻常的，更不要说闹革命了。不过，人们还是会想到这样的时刻，人民表现出想要赢得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刻——1789年是一个。在1989年罗卡尔先生如果把心思从巴黎向东偏离的话，无疑还能想到其他几个时刻。
关于目前情况的新奇之处在于，如今，对大革命的记忆被那些大革命的反对者所排斥，自1815年左右以来的法国革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心传统被排斥，并且大革命被一个新的“修正主义”历史学派（revisionist）在学术上证明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囚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收监[历史学家组成的]旧卫队，马克思的头颅被暴徒插在长矛上，高高举起。”一位反动的历史学家如此评论，虽然他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但他正确地抓住了时代的情绪[2]。）
在研究方面确实有惊人的进展，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而且主要是由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学家进行的，这一点，《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的读者可以证实，该杂志发表了大多数创新学者的文章。[3]但是，认为这种新的工作需要把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废掉是错误的，认为反对革命的意识形态运动建立在这种新的研究基础上更是错误的。它们相当于对新旧史学家通常承认的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此外，关于革命史学的各种有时相互矛盾的“修正主义”版本，并不一定比旧版本更能揭示对革命历史作用和后果的理解。只有部分修正主义者认为它们更胜一筹。的确，一些新的版本已经出现了过时的迹象，未来还会有更多加入其中。
本书是对旧传统的辩护和解释。写这篇文章的一个理由是我对一些攻击者感到恼火。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是，它涉及的是一个出人意料被忽视的主题：19世纪和20世纪的遗产不是革命本身的历史，而是革命被接受和被解释的历史。大多数该领域的专家（我不是其中之一）都太接近于1789—1799年的事件，或者仅仅着眼于由他们选择的日期来定义的革命时期，而不太关心之后的事情。然而，法国大革命这样一组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很快就被普遍认为构成了19世纪的基础，因此，大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就是那个世纪对它的评价，就像莎士比亚在后世转变为英国最伟大的文学天才是莎士比亚历史的一部分一样。19世纪研究、抄袭、比照，或试图避免、绕过、重复或超越法国大革命。这本小书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论述这个吸收其经验和教训的过程，当然，这些经验和教训远未穷尽。讽刺的是，就在法国自由派急于与雅各宾派的过去保持距离，宣称大革命对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莫斯科新当选的人大（the Congress）代表却在观察1789年与1989年的直接关系。
然而，研究19世纪对革命的接受和解释的学生，一定会对那个世纪的共识和至少一些现代修正主义研究之间的冲突产生兴趣。即使我们允许历史学家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或者允许朴素的无知和想象力的缺乏，这仍然需要解释。修正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法国历史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当然更没有带来什么好的变化。事实上，它是“不必要的”，这并不是说它是可以避免的，而是说它以不成比例的代价取得了不太大，甚至是负面的结果。很少有19世纪的观察家和更少的历史学家会理解这种论点，更不用说接受它。我们如何解释19世纪中叶聪明而有见识的人——科布登（Cobden）或历史学家西贝尔（Sybel）——理所当然地认为大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的经济增长，并创造了一个庞大而满足的农民实业者（peasant proprietors）群体呢？[4]从目前的许多研究中，人们不会得到这种印象。尽管同时代人的印象并不因其自身而具有权威性，而且可能会被严肃的现代研究所否定，但也不能把它们当作单纯的幻觉或错误。以今天衡量经济萧条的标准来看，很容易证明，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初的几十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世俗的萧条时代，更不用说是“大萧条”了。然而我们仍然必须解释，为什么本来对经济现实有健全感觉的理智的人，坚持认为是这样。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新旧观点之间（有时非常大）的分歧呢？
一个例子可能有助于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在今天的经济史学家中，认为英国经济或任何其他经济在1780年到1840年之间经历了一场“工业革命”，已经变得不时髦了，这并非因为伟大的生物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拒绝非连续性，“没有一场大的，会使社会的某一阶级永久受益的社会重构，是由革命带来的”；而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和经济的转型，甚至是其纯粹的数量上的增加，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够大、也不够突然，所以不值得这样描述。事实上，很容易表明，从计量史学家的争论来看，这并不是什么“革命”。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工业革命”这个19世纪20年代进入英国和法国的词汇，以及为了“工业”这个新概念而发明的词汇，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在社会问题作家看来已经是“不需要解释的现用术语”？[5]此外，很明显，聪明、有见识，又在技术和制造业方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都（或希望，或恐惧，或满意地）预言了通过工业途径对社会的全面改造：托利党人罗伯特·苏蒂（Robert Southey）和社会主义者、制造商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甚至在滑铁卢之前就预言了；还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他的眼中钉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博士，以及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和科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显然，当时的观察家们不仅仅是对蒸汽机和工厂系统的戏剧性创新表示敬意，也不仅是在反映由连续不断的欧陆游客所证明的，像曼彻斯特或默瑟尔（Merthyr）这类地方的高社会知名度，最重要的是，他们被这些地方所体现的革命的无限潜力以及他们所正确预测的变革速度所震撼。简而言之，怀疑论的历史学家和当时的预言家都是正确的，只是各自着重于现实的不同方面。一方强调1830年与20世纪80年代之间的距离，而另一方则强调所看到的新的、有活力的东西，而不是在其眼中迟早会被移到历史边缘的过去的遗迹。
同时代观察家和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大革命评论家之间，以及继续在他们的轨道上前进的历史学家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之间，也有类似的区别。问题是：他们中的哪一个对19世纪的历史学家更有用？在这里不能有什么疑问。假设我们想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预言无产阶级（1847年工业革命的孩子）革命要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世纪40年代困扰着那么多观察家；为什么1848年革命后法国临时政府中有革命工人的代表，政客们短暂地考虑过新共和国的旗帜应该是红色的还是三色的。仅仅告诉我们西欧的现实与它在激进派圈子里的形象相差多远的历史，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1848年的资本主义远没有走到最后一步，而是刚刚开始跨步前进而已——事实上，连社会革命者也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确实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尽管从数量上看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得很弱，以下观点却被所有人认真对待：法国，乃至任何地方的政治，都变为了企业家和工薪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或者说共产主义可以把自己视为让资产阶级社会恐惧的威胁。但这的确是认真的，而认真对待这种观念的不仅仅是少数头脑发热的年轻人。
扎根于当代背景的历史解释——既是知识性的，也是社会和政治性的；既是存在性的，也是分析性的——对于想要回答关于过去的问题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回答关于现在的问题时可能亦如是。通过档案和等式来证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理解人们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革命时代、一个已经搅动了大陆并将继续搅动它的变革过程中经历和生活过这一点，我们将对1789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一无所知。我们所有人在审视过去的历史时，都不可避免地写出了自己时代的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穿着过去的服装打起了今天的战役。但是，那些只从自己时代的历史中出发来写作的人，是无法理解过去的历史和由此而来的东西的。他们甚至可能在无意中把过去和现在都篡改了。
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如果我们想了解英国历史学家J.霍兰·罗斯（J.Holland Rose）所说的，“所有历史上最可怕和最重要的一系列事件……19世纪历史的真正起点”，我们就不能忽视1789年以来的两百年。并且，虽然我也认为那场革命对人类及其历史的影响是有益的，但政治判断不如分析来得重要。毕竟，正如丹麦伟大的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在他的《当代法国的起源》（Origins of Contemporary France）中，对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对大革命慷慨激昂的抨击所提出的建议一样：一个人对地震说教（或者赞同地震）有什么意义？
E.J.霍布斯鲍姆
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和伦敦，1989年
注释
[1]刊登于《世界报》（Le Monde），1988年1月11日。
[2]摘自约翰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的文章，《周日时报》（Sunday Times）图书增刊（1989年5月21日），第69页。
[3]由于本作者对政治修正主义持怀疑态度，且与本刊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不能指责我对革命历史研究的新出发点缺乏兴趣。
[4]参见E.J.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资产阶级革命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Bourgeois Revolution”）一文，摘自《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第56期，1号刊（1989年）：第10—11页。
[5]“已经会自如使用了”（“schon mit einer gewiss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gebraucht”），摘自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马克思主义和工业革命》（Marxisums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斯图加特，1983年出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