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邓肯多夫。修道院日常生活。致克斯特林的书信。虔敬主义的灵魂考验。一个抗拒“尘世”的灵魂的自我宣言。对自我迷失的畏惧。自由主义的毛尔布隆。初恋史。品达的飞翔和克洛普施托克的伟大。以诗人身份降生。
1784年10月1日，荷尔德林顺利通过第一次地方考试，进入邓肯多夫的修道院附属学校，尽管学校离市中心仅7公里远，但仍然遗世独立，自成一个世界。那些在花园里度过的、充满幸福憧憬的诸神时光已经消逝，他觉得自己被深锁进了古老修道院的灰暗围墙之内，被各种严苛规则束缚了手脚。校方只允许学生在假期回家，也不欢迎家人前来修道院探望。参加礼拜仪式，而且一天多次，这是必修的日课。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吃饭时喝不到红酒。教学在监管下进行，即便使用培养学生虔诚感的教材，也会警告学生不要走向奢靡主义，不要陷入神秘主义或主观臆断的泥潭。独立自主地进行思想上的研究，这是校方不愿意见到的。学生最好是勤读《圣经》，但也要避开“某些”地方。“轻浮不端”的小说，比方说歌德的《维特》[1]，是禁止阅读的。此外，还要求学生行为举止守贞而庄重。饮茶或者喝咖啡也会受到警告，因为这些饮料会让人高度兴奋。按照校方规定，学生还应该远离修道院附属学校里的家务工具和农业器械，因为他们不宜跟服务业人员打交道：毕竟还得注意自己未来的阶层声誉。去酒馆也是一大禁忌，就像打牌、打保龄球、高声喧哗和在公众场合跳舞一样。出身优渥的学生则被警告不要“情感充溢”，不允许献“不合时宜的殷勤”，甚至不能发出“任何空洞无物的欢呼”。在修道院的围墙之内，一切都该简约而内敛地进行，就是不能“世俗化”。在那里可以感受到一种虔敬主义的精神风貌，它首先对所有“世俗的”事物持怀疑态度。
这一切都是为了凸显生命中的重要转折，以及与不得不抛在脑后的过去之间的界限。尽可能地避免回忆在家的时光，不要形成情感上的依赖！此外，虔敬主义者还把希望寄托在教派皈依上面，其目的是，用保卢斯[2]的话来说，把一个内心深处焕然一新的人“引渡”过来。而这一点要在修道院附属学校里发端。不光生活方式要跟僧侣的一样，外面穿的衣服也是如此——按照学校章程的规定，学生“在修道院内外”都不能穿“世俗之服”。（KA 3，595）虽然规则的执行有时候会松动一点，但也只是在校督的背后进行。学生们依附于一个性格“悭吝、阴险而又厚颜无耻”之人的恩慈，其中一位后来这样回忆。不过，即便没有这个暴君般的人物，日程安排也充斥着专制和蛮横：每周59课时，每天的作息时间表从早上5点排到晚上8点，其规定苛刻得令人难堪，除了中间两次1小时的休息时间里可以自由活动，其余时间都要集体安排，而且接受监管。这样缺乏独自做梦机会的生活使年少的荷尔德林尤其深受其害，另外让他饱受折磨的是，这里没有让他可以敞开心扉的老师。
因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还能向备受爱戴的尼尔廷根副主祭克斯特林求助，这对他来说不失为一大幸事。在保存下来的荷尔德林书信集中，第一封就是写给克斯特林的。
少年荷尔德林将克斯特林认定为灵魂引渡者和告解神父。从信中可以发现，荷尔德林已经参与了一些虔敬主义自我观察和灵魂探索方面的练习，而这条独特的纽带将亲密和猜疑两个对立面联系起来。他写道，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他也收获了诸多积极的感动，但很可能这些并非真实，而只是源于他多愁善感的天性，因此还可能会被视为情绪多变的证明。另外，他也无法相信自己内心深处对自然的感受。他热爱自然，而这种享受自然的孤寂之感难道不是与人类相抵触的吗？他突然发觉，在这样纵情享受自然的时候，他更倾向于蔑视人类。这样与人类为敌的性格不是一种傲慢吗？如果他出于愧疚而尽力友好地对待普通人，这可能也不合适，因为这其中隐藏着取悦世人、而非上帝的努力。他就这样不断变换自己的感情，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颇为高妙，以至于旁人其实并不相信他出现了精神危机。他肯定切实感受到了在自然中独自享乐的需求和面对人群产生的恐惧不安，但他是否确实将此视为一桩罪行，尚还存疑。因为这封信给人的感觉太超脱了，几乎就像是虔敬主义灵魂探索的样本。他写道，打算给他爱戴的克斯特林敬献对以下棘手问题的看法，即如何把自己处事行为中的睿智与仁慈，以及宗教结合起来。（1785年11月；MA II，393）
如果说这封信透露出一直潜藏在虔敬主义者心中的罪恶感，那么两年以后，也就是荷尔德林给友人伊曼努尔·纳斯特[3]写信时，那种感觉已成过去：那么请告诉我，朋友，为何我要……让人将自己最无辜的行为描述成罪过。（1787年1—2月；MA II，398）
在致克斯特林的书信中有一个附注，它暗示了在以后的岁月中也将困扰荷尔德林的一个问题：最小的麻烦都将我的心从自己体内驱逐了出来，（MA II，393）他这样写道，由此承认了他易受影响的性格：他不得不一再与外部状况和影响作斗争，以维护自我所有权。恐惧折磨着他，他可能会迷失自我。他感觉自己不得不发起自卫，抗击那些将自己从体内驱逐而出的力量。这一感觉状况逐渐演化成对古希腊伟大英雄的热爱：他们是荷尔德林的榜样，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休憩。尽管他们也承受糟糕之事的折磨，但不会迷失自我。自我迷失是最糟糕的，这一点对于15岁的荷尔德林来说已被证实。
但如何维系自己的心灵呢？通常意义上，虔敬主义的回答是这样的：与上帝开展对话，进行祷告，追随基督——这与“尘世”和所谓的“世人”形成对立。虔敬主义对彼岸与此岸进行了严格区分——前者关乎宗教，后者则是世俗，这一点继续影响着荷尔德林，但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一个独特转变：对抗“世俗”的灵魂自我宣言逐渐付与了诗歌。在1784年从邓肯多夫发来的书信中，他说正专注于创作《诗歌的一千种草稿》。他在这些诗歌中生活、编织，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依托和暂时的宗教寄托，让他在这个备感荒凉的地方免受日常生活遭遇的折磨。这一时期的诗只有寥寥几首保存下来。其主题几乎都与灵魂避难相关，或者关乎内心和谐的瞬间——大多都是在远离人世、与优美或崇高的自然界打交道的时候：从癫狂愚人讥诮的世界，/尽力谋求虚空的影影绰绰，/那些决不热爱浮华世界的眼花缭乱景象的人/逃向您，他们只对美德情有独钟。（MA I，10）
在邓肯多夫住了两年并通过第二次地方考试之后，荷尔德林进入毛尔布隆的修道院附属学校。在同一级、即所谓的“进阶班”的29名学生中，他排名第六。他的成绩还没有在尼尔廷根上学时那么优异，可能是当时饱受邓肯多夫生活状况的折磨所致。
在毛尔布隆，教室和宿舍也都位于昔日的一家修道院里。这里的建筑让人心生敬畏，但氛围要比邓肯多夫那里的友好、自由。这里一周只排19个课时，剩下的时间按照革新后的教育原则用于自学。监管也不是非常严苛。学生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只要他们能足够聪明地弄到读物。当时最新的“狂飙突进”文学在学生中间传开；荷尔德林首次读到了席勒的《强盗》。他也设法弄到了卡尔·莫尔[4]献给众人拥戴为弑暴君者——布鲁图斯[5]的颂词的编曲，而且想在钢琴上练熟，以便向席勒致敬，这对我胡乱弹奏的三脚猫功夫来说实在困难。（荷尔德林1787年1月致纳斯特的书信；MA II，396）考虑到当时声名如日中天的席勒还是一位遭受公爵排斥和迫害的作家，那么荷尔德林对席勒及其《强盗》的赞赏就完全可以看作反叛不恭了。不过，荷尔德林并不了解的是，在1785年首刊的《莱茵塔利亚》中，席勒发出了何等强劲的声音，跟自己的戏剧《强盗》一道走上了法庭。席勒秉承自我批判的精神，控诉剧中卡尔斯学校里的生活因为受专制所限而缺乏现实主义因素，唯独对热情高涨的“对诗歌艺术的热爱”自视甚高。按照席勒的看法，只有将诗歌激情与懵懂无知结合在一起，才能将那些远离生活的“强盗”搬上舞台。席勒还认为，《强盗》代表的是“顺从与天才违背自然地交媾而产下的新生儿”。（Schiller V，855）因为毛尔布隆修道院里的状况跟卡尔斯学校里的情形可能大同小异，都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所以修道院附属学校里的学生大概也会惺惺相惜，容易受到席勒凭幻想创造出来的“强盗”反叛形象的感染。
于是，“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就这样跨越了毛尔布隆的修道院的高墙。荷尔德林尤其受到这一精神的影响。因为他对那些英雄事迹充满了诗兴上的热情，有时甚至受到同窗的嘲笑，对此他又向新朋友伊曼努尔·纳斯特——莱翁贝格[6]的文书助理大吐苦水。但他也会自怨自艾。他写道，如果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更多的欢乐、怨怼和好斗性，也许就能更强劲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实生活中的弱点让他怀疑自己对诗歌的热爱：是啊，最好的人，正是那些本该予我慰藉之事，最沉重地悬于我的头顶。（1787年1月、2月；MA II，399）让英雄事迹诗意化，这成为一种替代行为。在克洛普施托克[7]《弥赛亚》的启发下，他设想自己是住在冥府里、比撒旦本身还臭名昭著的反叛魔神安杜马利[8]：……冥府的国王，你也绝望吧，/只有安杜马利仍然高高在上。（MA I，13—14）题为《夜晚的漂泊者》的一首短诗跟《强盗》中的一个场景有明显的相似之处[9]，其中也不乏强劲之音：
喔！那只枭鸟！它何等啼叫，
它的恐惧哀号何其聒噪
吞咽——啊！你垂涎被吞咽的尸身
你这靠近的枭鸟，来吧，来吧。
看！它在静听，喘息的死亡——
那强盗在四周鼾声作响
强盗的鼾声，它倾听，倾听，在梦中倾听
我[10]误以为是枭鸟，睡吧，睡吧。（MA I，13）
一边是夜晚中的怪物和冥府里的英雄，另一边是英雄主义的光辉形象，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对士兵们演讲时所说的那样：
你们，色雷斯[11]之子，你们的手
只触摸过胜利的强劲武器，
看吧，看敌人如何为金子所困
而你们，弟兄们，能更好地被金子装点，
你们这些不愿示弱为奴的人，
它提醒你们鼓足勇气，争取胜利。（MA I，16；诗行57—62）
这里用鄙夷的笔调写到了盲目服从的怯懦，而柔弱却是在同一时期写给纳斯特的书信中描述自己的性格时谈到的。那是一封写于深夜的信，荷尔德林特别标注，目的是凸显其重要意义。跟平时一样，他在信中抱怨粗粝的周围世界，但接着就来了一段清醒的自我分析：对此你也不必讶异，不管何时，我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支离破碎、互相抵牾。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我的孩提时代，心间就生发了这样的性格的萌芽，迄今仍然是我最可亲的部分，一个蜡质的柔弱之所。正因如此，我才会在某些情绪中为任何事情哭泣。但是在我的整个修道院求学期间，也正是我心灵的这一部分遭到了穷凶极恶的践踏……因此，除了柔弱的那部分，我心中也平添了可悲的粗野的苗头，以至于我经常暴跳如雷……即便那时我几乎未曾遭受屈辱。哦，你的内心并非如我的一样。我的心是这般恶毒——昔日我也拥有一颗善良之心，但他们从我这里夺走了它。我不得不经常惊奇的是，你怎么有此念头，会把我称作你的朋友。这里无人与我相亲相爱。现在我开始与孩子们交朋结友……（1787年1月；MA II，397）
他珍视心中柔弱的一面，但也受到它的折磨，因为这部分让他变得极易受伤；他会很快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陡然间怒发冲冠，甚至可能心怀恶意，但很快又会后悔不迭。这一来来回回、起起落落让他孤立无朋。不过，他有点夸大其词了。他并没有如此形单影只。他在毛尔布隆也有朋友，就像后来那样，有男男女女想要靠近这位外貌出众，而且才华横溢的人。在图宾根修道院里就有人说，当荷尔德林在饭厅取食物的时候，就像是“阿波罗”从室内走过。
有一种孤独是天生注定的，还有一种是主动找寻的。前一种让人痛苦，而后一种可以享受。因为这一享受，荷尔德林喜欢偏安一隅。又一个小时在幻想中溜走了，（荷尔德林1787年2月致纳斯特的书信；MA II，398）他写道。他还写道，在属于自己的别处感觉更为舒适，有了诗歌梦想宽大羽翼的安全庇护，他对其他人就只会心生遗憾，不过这一感觉也持续不了多久——直到他发现自己因为本性的一部分仍是这个寻常世界的一分子。
他一再回溯自己那部分蜡一样柔弱的本性。他描写道，自己是如何用温暖情感和献身精神打开内心世界的，接下来却遭遇冰冷的淡漠，而那种态度经常就是平日里的漫不经心。谁全身心付出的话，就会感觉自己被每一个不那么热心的反应排斥，即便几乎未曾遭受屈辱。在此，荷尔德林首次描写了冷漠带给他的震动，这一点在以后的书信和诗歌中还会经常提及。我冻僵了，盯着环抱我的天穹发呆，精神崩溃之前不久，他在从尼尔廷根发出的最后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这样写道。（MA II，596）
这一清醒的自我分析，出现在荷尔德林致可能是他毛尔布隆学习期间最好挚友的书信中，即写给毛尔布隆修道院管理者的侄子——伊曼努尔·纳斯特；两人当时的友谊跟他后来与卡尔之间的一样深厚——卡尔即是他同母异父的弟弟，本来想上大学，却做了书记员。伊曼努尔与年少的荷尔德林结交，目的是保持跟自己深以为憾地被迫退出的教育界之间的联系。
荷尔德林写给纳斯特的书信一方面颇为私密，但在某些方面又并非那么真诚。原因是，荷尔德林进入修道院附属学校不久后爱上了露易丝·纳斯特，她是修道院管理员之女，也就是伊曼努尔的堂姐；这段地下恋情持续了一年之久——他们的幽会在修道院花园的一个隐秘角落进行，之后荷尔德林才向其好友坦白。起先荷尔德林甚至给其友人编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一如他在恋爱关系建立两个月后的1787年1月致友人的书信中所写：我是这里唯一的一个……没有到过……女生宿舍的男生。（MA II，397）近一年后，也就是1787年11月，荷尔德林才下定决心向朋友说出实情：友人将会很快知晓有一张可爱的小嘴，那里是我一切喜悦、一切忧愁和一切悲叹的源泉。（MA II，410）
伊曼努尔是否因为荷尔德林这么晚才向他吐露自己的恋情而受伤，这就不得而知了，毕竟写给他的信件都没有留存下来。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荷尔德林对纳斯特的一段恋爱经历的关心，其高度的热情昭然可见，就好像要做出一点补偿似的。
至于荷尔德林与长他两岁的露易丝之间的通信，只有寥寥几封得以留存。有一次，两人在环抱毛尔布隆的某座山上散完步后，荷尔德林写道：当我……在唇上还能感受到你的香吻时……我心中就感到一种不可言说的熨帖。（1788年4月18日；MA II，421）他们约好在同一时间共读席勒的《唐·卡洛斯》[12]，认为这样就会两相靠近。荷尔德林写道，现在自己心中有诗溢出。每当散步的时候，他都会随带一面写字板，记录下自己的诗句，然后又擦掉。他献给露易丝的诗有几首还是保存了下来，《致施特拉》就是一例。诗中展示了一个饱受怀疑折磨的恋人形象：你这好人儿施特拉！你误以为我会幸福，/当我处于山谷之中，孤寂一人，/在被你遗忘的情况下跋涉，/而你的生活跃入转瞬即逝的欢欣？（MA I，41）于是，恋人可能会心生欢喜而不把这一幸福归功于他的念头折磨着荷尔德林，这后来也成为许珀里翁与狄奥提玛之间不幸爱情的中心母题。此处它已经初见端倪，不过还没有那么戏剧化。但是，在另外一首致施特拉的诗中，情况的进展则像是一出闹剧。诗人沉湎其中，用文字编织出了死亡幻象：施特拉！啊！我们承受了太多痛苦！死亡何时/到来！冰冷的死亡呵，请你降临！将我俩带走！（MA I，19）露易丝已经接受了死亡的浪漫主义观念，但后来还是显露出了较强的生活和处世能力。在荷尔德林离开毛尔布隆时，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上帝！时光何其流转/现在充满欢欣，而后痛苦弥漫/……/忧伤别离已经暗中守候，/有如盗贼觊觎吾等幸福。”（MA II，416）
刚开始露易丝希望恋人给出明确的解释，想要得到类似订婚的承诺，让自己在荷尔德林搬去图宾根神学院后的空窗期也好有个寄托。在一封信里，可以窥见离别对两人关系的影响。在快速的祈祷之后——“噢，上帝，亲爱的天父，从你的手边，劳燕分飞的时日也会流逝而过”（1789年新年；MA II，435），接着就出现了明显的暗示：“过不了多久，我的朋友中又会有一对永结良缘。”1788年秋，毛尔布隆求学时期行将结束之时，荷尔德林的母亲终于知道了儿子的这段恋情，对这个出身高门大户的女孩并无异议。毕竟，纳斯特家族也属于“体面者”。
荷尔德林和女友分别之后，毛尔布隆和图宾根之间的两地书还持续了一段时间。1789年1月底，荷尔德林还写道：哦，亲爱的上帝！那是什么样的至乐时日啊，我们永结同心，相依相守地度过一生。（MA II，439）有一段时间，两人还梦想着拥有共同的将来。对露易丝来说，这些梦想有一定的真实成分，因为她可以确信荷尔德林之母对她的首肯：“这让我多么高兴啊，你亲爱的慈母，哦，请允许我把她称作自己的母亲，她对我们的关系如此美言，你会想念这个可亲的人。”（1789年3—4月；MA II，445）不过，有时她也会心生疑窦，于是她就走去墓园，洒落“数行珠泪”。
露易丝忧悒的预感被证明是有道理的。1789年4月，她收到了荷尔德林提出分手的信件。他寄还了跟她交换的戒指以及她发送的几封书信，另外又写道：在我跻身与你相配的地位之前，我都不会向你求婚，这是而且一直都是我不可动摇的打算。（MA II，446）此处指的不是市民阶层的位置，比方说母亲希望的牧师职位。他皈依的永无餍足的雄心壮志仅仅体现在诗的创作上面。他全部的自我意识也植根于此。只有借助诗，才能获得与她匹配的地位。假如这一雄心壮志无法满足，他也就不能跟她非常开朗、欢欣和健康地相处下去。他，连同他对世界的哀告，只会成为她的负担。他言辞激烈地警告她当心他的坏脾气，建议她寻找一个与她更般配的如意郎君。荷尔德林在信中说，她不必因为那些表示忠诚的誓言就觉得自己已经心有所属。如果她不利用好自己的机会，无论如何他都不愿对此承担罪责。接下来，他又给她描绘了看见她站在未来夫君身边、并成为你俩朋友的情景。（MA II，446f.）
失望而又愤怒的露易丝向荷尔德林的母亲求助，表达了对她儿子的责备，正如惯常的做法一样，用自己的悲伤向他施压。他辩驳说所有的事都已经跟露易丝达成一致。他哭泣着，同时又冰冷地推卸自己的一切责任：我不得不听取一个我极为珍视的人的责备，她谴责我做出了她自己也认为大有必要、让我做了数千次挣扎的改变；我不得不认为，是我让那个姑娘每天那么悲伤——哦，亲爱的妈妈，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却无法承受！（1789年春；MA II，451）
荷尔德林向母亲隐瞒了他壮志未酬的文学雄心，这其实就是他跟露易丝分手的真实原因，但她肯定已经对他的母亲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他就可以对此做出暗示，其方式是特别强调沉浸书海的作用，把它称作这个让人不快的情境下唯一的慰藉。
荷尔德林对待这一雄心壮志极为严肃，以至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中经常提及这一主题：再见了，你们已逝岁月的黄金时辰，/你们那些渴望荣耀和名声的孩提梦想，/再见了，再会，你们这些玩伴，/你们为那个男孩哭泣，他横遭轻慢！（MA I，79；诗行33—36）
跟很多孩子一样，荷尔德林也曾梦想闯出一番冒险的英雄事业。现在，他梦想的是扮演享有盛名、头顶桂冠的诗人的角色。诗人的雄心壮志不仅是白日梦幻，而且被视为人生规划，这在《我的决心》一诗中吐露出来：
哦，朋友们！朋友们！你们是如此忠诚地爱着我啊！
是什么让我孤独的目光变得如此暗淡？
……
是追求男性完满的热切渴望？
是略微吝于百牲大祭[13]的酬答？
是稍稍偏向品达[14]的飞翔[15]？
还是拼命追求克洛普施托克的伟大？（MA I，43f.；诗行1—2，9—12）
只要尚未企及品达的飞翔和克洛普施托克的伟大，生命对荷尔德林来说就是一种痛苦，他就只能沮丧地愧对友人。只有写出成功的诗作，他才算是真正地降生于世。
此处可以窥见一个母题，它在荷尔德林的后期诗歌《致命运女神们》中被发挥到极致：
只愿赐我一个夏天，汝等强者！
还要一个秋天，让颂歌圆熟，
以使我那餍足于甜蜜演奏的心
更甘愿地亡故。
在生命中未获其神圣权利
的灵魂，她在下界也不安息；
可一旦萦系我心的
神圣事业，诗，被我完成，
那么欢迎你，哦，冥界的沉寂。
我会满意，即便是我的弦歌
不会引领我向下；一朝
我生如诸神，就无须更多。
（MA I，188）
尽管年轻的荷尔德林深受“狂飙突进”文学的鼓舞，但并没有被其狂野风格感染，他更多的是以克洛普施托克为榜样，尤其是效仿以创作崇高风格的颂歌和赞歌而知名的古希腊诗人品达。吸引荷尔德林的不是表现力和主观性，而是崇高与客观之美。荷尔德林所言的品达之飞翔借用了一句流传已久的隐喻化表达，以此来描述它具有的崇高水准。对荷尔德林而言，克洛普施托克代表的是兼有诗人和牧师身份的一类群体，他们能创作出新的诗篇，使之能与旧诗并驾齐驱。对青年时代的荷尔德林来说，他写诗时关注的不是在自己内心深处探寻精神地狱，而是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充盈着超出个人崇高灵魂的世界。对他来说，仅有私人层面的东西太过狭隘。这位年轻的诗人暗地里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无数的诗歌初稿，构想出了一个公共空间；其诗围绕人性和神性的宏大主题展开，在语言修辞上殚精竭虑，同时又披上了严格的诗歌形式的外衣，而相关形式恰好继承了品达的文风，以及由克洛普施托克推动复兴的哦得体诗[16]和颂歌传统。
在这期间，荷尔德林学会了引人注目的诗歌创作技巧，掌握了复杂的诗句次序、诗歌韵律、诗节形式。这里也包括一丝不苟的诗风，以及转而对客观性和超个人性的关注。诗歌语言也不该就那样简单而又毫无阻隔地从主观感觉中涌流而出，而应该突破既定形式的阻碍。仅有表达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进行升华。这一点是年轻的荷尔德林从克洛普施托克那里吸收而来的。“创造咏歌[17]时，我们无法自拔，”荷尔德林在克洛普施托克那里读到如下句子：“创作曲令[18]时，我们在快乐的哀愁中消融。”尽管消融的意愿有时符合荷尔德林的心境，但是跟他对诗人这个身份的印象并不一致。按照荷尔德林的理解，诗人应当提防柔弱的性格特征，应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因此，年轻的荷尔德林秉承克洛普施托克的精神，赋予“咏歌”比“曲令”更高的地位。克洛普施托克认为，诗人在咏歌中的“主要职责”之一在于，“从一个伟大的思想匆匆转到另一个”。诗人从一座山峰飞向另一座，而对深谷置之不理，无论那里如何风景宜人、花团锦簇。（转引自Gaier，25）
荷尔德林对这些“深谷”并未完全置之不理，他降落到山谷里，至少是短暂地品鉴了那里的美景，但随后又被更高处吸引：呵，你们真美啊，你们这些美好的万物！/花田被珍珠装点，熠熠闪光；/但更美的是人的心灵，/当它从你们那里攀升，飞向神的时候。（MA I，27；诗行17—20）
青年荷尔德林肯定感受到了成为诗人这一使命的召唤，但他自问是否要以此为职业；不久以后，在拜访大名鼎鼎的舒巴特[19]时，他也向对方提出了这一问题——对方来自符滕堡，是行动主义诗歌理念的自由诗人和殉道者，曾被公爵囚禁了十年之久。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舒巴特打听了荷尔德林的财产状况和收入情况。靠写诗无法生活，而为了写诗又必须活着，舒巴特向这位有点羞怯地站在他面前的年轻诗人这么解释道。他建议诗人不要对牧师一职心生畏惧，因为它可能给予他一份有保障的收入，进而允许他在工作之余写诗。舒巴特认为这不是问题，但荷尔德林的意见相左。假如他要服侍的新教上帝不是他信奉的那位神，那么他真的还能成为牧师吗？他陷入了巨大的怀疑之中。
1787年复活节假期，他应该是首次对母亲承认了他对牧师职业的反感，因为他4月份再次回到毛尔布隆时给她写了一封信，让她无须再为他担心，理由是他进行了新的思考，而她现在可以放心的是，我再也不会产生脱离自己阶层的念头——我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乡村牧师可以对这个世界如此有用，可以比什么都不知道更加幸福。（MA II，404f.）
荷尔德林遵从自己的想法，一年后转学去了图宾根神学院。进阶的庆祝仪式在1788年10月21日举行。但是在这之前的最后的暑假期间，他收集了自己在修道院附属学校求学期间所作的诗歌，并完成了他做出决定之前就已经创作出来的诗歌的誊清稿。从那时开始，这一手稿将会伴他左右，提醒他乡村牧师可能真的不是自身愿望和志向的目标。
注释
[1]《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近年也有新译名“青年维特的痛苦”出现，参见[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青年维特的痛苦、亲和力、小散文、叙事诗》，卫茂平、胡一帆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2]Paulus von Tarsus，在《圣经》国度之外传播耶稣福音的重要使徒。
[3]Imanuel Nast（1769—1829），来自莱翁贝格，当地市政厅的文书人员，荷尔德林曾经与他交好并通过他结识了自己的初恋，即伊曼努尔·纳斯特的堂姐露易丝·纳斯特（Luise Nast，1768—1839），详见后文。
[4]卡尔·莫尔（Karl Moor）是席勒的处女作、戏剧《强盗》（Die Räuber）中的男主人公。
[5]马可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凯皮欧（Marcus Junius Brutus Caepio，公元前85—前42），又译布鲁图、布鲁特斯，晚期罗马共和国的一名元老院议员。作为一名坚定的共和派，他联合部分元老参与了刺杀恺撒大帝的行动。
[6]Leoberg，地名，今属巴登—符腾堡州，因为一年一度的马市远近闻名。
[7]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感伤主义诗人，主要以宗教为创作题材，《弥赛亚》（Messias）是其主要代表作，其诗作充满感情，突破了早期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束缚，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先声。
[8]安杜马利（Adramelech），又译“阿德拉梅莱克”，魔鬼元老院议长兼撒旦服饰总管，貌似半人半驴，古代亚述等地用童男童女祭祀此魔。参见蒋梓骅等（编）：《鬼神学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在宗教长诗《弥赛亚》中，克洛普施托克将阿德拉梅莱克描述为“比撒旦更歹毒”的恶魔。
[9]这里指的是席勒剧本《强盗》中第四幕第五场中的一个场景，即赫尔曼前去拜访塔楼中的老莫尔，而附近有强盗们扎营酣睡。赫尔曼说过如下台词：“听！听！枭鸟叫得多么凄厉……”“……再听一次——我总觉得像有人在打呼。……呼！呼！呼！——”。参见[德]席勒：《强盗》，张玉书译，载《席勒文集II·戏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4页。
[10]指的即是诗题中的“夜晚的漂泊者”，此处突然改用第一人称。
[11]色雷斯是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其范围古今变化很大。古代指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爱琴海到多瑙河之间的地区，从14世纪到19世纪属土耳其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全部划归希腊，1922—1923年的洛桑会议又把其大部分地区划归土耳其，小部分仍归希腊。古色雷斯人常被描述成好战的斗士。
[12]席勒于1783—1787年完成的一部悲剧，写的是16世纪西班牙宫闱的故事，这是席勒青年时代的最后一部剧本，标志着他的创作从狂飙突进时期进入古典时期。
[13]指的是古希腊时代一次用100头牛（或其他牲畜）向众神献祭，或花费昂贵的祭祀，也指大规模杀生献祭。参见晏立农、马淑琴（编）：《古希腊罗马神话鉴赏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吝于百牲大祭的酬答”，意思是指过于促狭小气，不愿承认和首肯他人应得的声誉和功绩。
[14]Pindaros（德语Pindar，约公元前518—前422或438），一译品达罗斯，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尤以写在奥林匹亚等地举行的体育竞技会的胜利者的颂歌见长。诗歌风格庄重，词藻华丽，形式谨严，对以后欧洲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被尊为欧洲古典主义诗歌“崇高的颂歌”的典范。
[15]自品达自喻为鹰以来，其他诗人也纷纷运用这一比喻，并把鹰的飞翔作为评价诗艺高低的标准。“大胆的飞翔”和“疲惫的飞翔”分别指高超的和低劣的诗艺。
[16]对哦得体诗（Ode）来说，固定的哦得体诗格律是不可或缺的，荷尔德林的哦得体诗被视为此类诗体在德语中最完美的体现。参见杨业冶：《“啊，给我们翅翼”——荷尔德林的古典格律诗》，载王秋荣、翁长浩编：《西方诗苑揽胜》，语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17]“咏歌”（Gesang），此处参考刘皓明的译法，强调这一诗歌体裁所含的、尤其是品达所指的强烈音乐意义，参见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424页。
[18]“曲令”（Lied），在克洛普施托克看来是相对于崇高的颂歌而言较为轻柔者，此处参考刘皓明的译法，参见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423页。
[19]这里指的是大舒巴特（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1739—1791），德国诗人、音乐家、风琴家、作曲家和记者。他因为写作而不断受到惩罚，并在恶劣的监禁条件下度过了十年光阴。他的诗作有800多篇，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浓厚的民间风格，代表作有《鳟鱼》《海岬之歌》《菩提树》等。他大胆批评宫廷和教会，其坚强的精神鼓舞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对席勒年轻时期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