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厅要来了

与地方创生相抗衡

文化厅，不久就要迁至京都了。在京都，大家都对这次搬迁很感兴趣。可能其他地方的人对此不太熟悉，那么我就从这里开始我的话题吧。

中央机关向地方迁移，这种规划早已成为政策课题之一。说来也是，现在的日本将过多的政治职能集中于东京。所谓的“东京一极集中”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端。首都过度密集化，地方日趋空洞化，这就是日本难以摆脱的现状。事已至此，便出现了要将一部分中央机关分散到地方去的呼声。

始于2006年的安倍政权，也提出了这一建议。让地方重新焕发活力，让中央机关的迁移成为地方振兴的起爆剂。建议同时付诸实践，搬迁事业开始运作。也就是所谓的地方创生事业。当下，这些计划中看上去可能实现的只有文化厅的迁移。

还有几处其他的中央机关也曾经商讨迁出东京，但是都处于中止状态。即便消费者厅直到近期还在探索全面迁移至德岛，却也于2019年夏季发布声明，表示暂时推迟计划。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家以“研究据点”为名的地方办事处被先行安置在了德岛。

中央政府宣扬的地方创生的口号，最后只有在京都才得以实现。不管怎么说，现在就是这样一种形势。然而，即便是京都，到底有没有贯彻执行地方创生，也实在令人怀疑。事实上，作为文化厅迁移目的地的京都，是拒绝“地方创生”这个标语的。

中央政权把文化厅迁移当作“地方创生”事业的一环，但京都不是“地方”。京都市役所的态度是：“把文化厅迁址京都这件事说成是‘地方’创生，实在令人不满。起码应该说成‘地域’创生。”不，不光是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京都这一标语的用词确实被改成了“地域”。在所有相关材料中，只要出现了这个词，都由“地方”改成了“地域”。对委员会以及集会的称呼，也改成了“地域”。

事实上，在京都的街头巷尾“地域创生”的标语已经随处可见。我每次看见它们的时候，都会思考以下问题。位于东京的中央政府如何看待京都的这种态度？另外，京都又是如何坚持要使用“地域”一词的？此外我还希望能有人告诉我，这样的改动耗费了多少京都市的税收，或者是否搭进了京都府的税收。改动标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需要和中央政府不断交涉，还要反复开会。应该有不少员工会因此需要在东京—京都两地间往返奔波。如此这般，得历经多少周折才改动得了标语。

最终，听说中央政府也接受了改成“地域”的提议。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京都的街头巷尾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地域”的字样。中央政府也应该在用词这一问题上做了妥协吧，比如：“将文化厅迁移至京都这一方针的内容，与一开始毫无变化。京都始终坚持的也不过是改变‘地方’这一称呼，就这点要求的话，我们依从地方——也就是京都——又有何妨呢？”

不管怎么说，我不太理解京都市与京都府的这种执着。

没错，京都市，以及京都府都是地方公共团体。在这些机关里工作的人员也都是地方公务员。平日里也会向京都市民或者京都府民呼吁要让地方自治更加充实。就连东京这样的首都，也是一个地方自治体。

那么，京都又为何会将迁设文化厅当作“地方创生”表示如此的反感呢？到底是什么让人不快呢？我对此深表诧异。

东京的中央政府将文化厅下移至京都，人们感到不悦大概正是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吧。毕竟在京都这个自治体里，总会有员工把去东京出差称作“东下”。京都的这一做法，大概是希望中央政府可以放弃将京都看作地方的态度吧。刚才也已经说过，作为“地方创生”的一环，消费者厅迁移的候选地定在了德岛。京都可能也是对此有所介怀，京都希望可以不要把自己和德岛之流共同归为“地方”。当然，这种说法对德岛来讲实在有失礼貌。

我们也知道大学大多集中在首都东京，学生也都向东京的大学聚集，而地方则很难留住年轻人才。在说到“东京一极集中”所带来的危害时，我们也频频提及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2017年现政府推出了新的政策：今后十年，东京二十三区的大学原则上不可以增加招生名额。这可能也是为了缓解地方萧条的措施之一吧。这条限制招生名额增加的计划只束缚住了东京的大学，对于地方上的大学是否要增加招生，却完全没有提及。东京以外的大学，想要增加招生名额的话，没有关系，没有人会指责它们。

另一方面，京都认为自己不是地方。那么地方可以获得的恩惠，麻烦京都不要有所觊觎。京都也应该像东京一样，在今后十年中不可以增加大学的招生名额。不过，如果京都的大学不喜欢这样的限制，京都的文教局也不会强硬实行。招生名额的限制，只需要针对东京的大学，他们一定会这样搪塞。如果排斥了“地方”这一定位会造成损失的话，那么京都好像也可以心甘情愿地被当作“地方”对待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京都到底还是排斥“地方创生”这一名称。而中央所宣扬的其他的“地方创生”事业，还不像会实现的样子。中央唯一确定下来的迁移计划只有文化厅的京都迁移，而这个京都还拒绝被称作“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倍政权所倡导的地方创生事业至今尚未开花结果，很有可能是京都在不经意间拖了中央政府的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