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给阿尔贝蒂娜·泰弗农女士的三封信（1934—1935年）
一
亲爱的阿尔贝蒂娜：
因为小病（耳朵刚发炎，没什么），我不得不休息一段时间，我想乘此机会和你聊聊。如果没生病的话，我这几周都要工作，自愿以及被迫付出的努力让我苦不堪言。但阻碍我和你联系的还不止这些：我想要说的太多，却又无法表达要点。或许，我以后会找到合适的词语：现在，我想我需要另一种语言才能翻译出重要的东西。这种体验在很多方面都与我的预期相符，但却有一点不同：这是现实，而非想象。对我来说，它改变的不是我的这种或那种想法（许多想法反而得到了证实），而是无限地改变了我对事物的整体看法，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感知。我还是感到快乐，但想要内心松快似乎是永不可能了。但这已足够：人因为想表达而贬低了不可表达之物。
就可表达的事物而言，我对企业的管理模式了解了不少。它并不人性化：零碎的工作——包工制——纯官僚式地管理企业各部门与不同劳动程序之间的关系。注意力无法集中在值得的东西上，而被迫集中在一个每秒总是类似、仅有稍微变化的小问题上：在5分钟而非6分钟内做50件，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感谢上天，还可以学习些技巧，它们能不时地给这项关于速度的研究带来趣味。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切如何能合乎人性：因为如果零碎的工作不是包工制，由此产生的无聊感会湮没注意力，使人变得相当迟钝，还会犯下许多错误。如果工作并不零碎……但我没有时间将所有思考付诸笔头。只是，当我想到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声称要创造一个自由的工人阶级，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托洛茨基当然没有，列宁我也不认为——可能走进过工厂并对决定工人奴役或自由的真实条件有丝毫了解时，政治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阴险的玩笑。
不得不说，这一切都限于非技术性工作。在技术性工作方面，我仍有很多东西要学。我希望会有那么一天。
坦率地说，对我而言，这种生活相当艰难。加上头疼一直未能缓解，这段经历就更痛苦了——忍着头痛操作机器，真的很难受。只有在周六下午和周日，我才能呼吸，重新找回自我，再次获得在脑中运转思维碎片的能力。一般在这样的生活中，最难抵抗的诱惑就是完全放弃思考：我感觉这是唯一不再受苦的方法。首先是心理上不再痛苦。因为环境本身会自动消除反抗的情绪：带着愤怒工作会做不好，最后让自己受罚、挨饿；况且除了工作本身外，我们不能攻击任何人。工人们不能对主管无礼，况且通常也与后者无关。因而，他们对自己的命运，除了悲伤就没有其他可能的感受了。他们想干脆放弃任何不属于生活世俗常规的认识。身体上也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们更愿意陷入半昏睡的状态。我对那些设法建立自己文化素养的工人表示无比尊重。没错，他们通常很坚强。另外，他们的肚子里还得有东西。而随着合理化改革的发展，这样的工人会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技术工人是否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下去。我一分钟都没后悔过投身这段经历。相反，每当我想起它，我都无限感激。但奇怪的是，我很少会想起它。我几乎有无限的适应能力，我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身处工人阶级中的老师；我适应现在的生活，就好像自己一直注定如此（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是这样），并且应当永远持续下去，好像它是被不可抗力强加于我的，而非我的自由选择。
但我向你保证，当我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会去某个地方休息——也许到你家里。
我发现我还没提到过我的工友。下次吧。但这也很难表达……他们人很好，非常好。但要说真正的兄弟情谊，我几乎没感觉到。只有一个例外：一位工具仓库管理员，同样也是一位专业、优秀的工人。每当我因工作不好而感到绝望时，我都会向他求助，因为他比机器校准工（他们只是熟练工）友善聪明一百倍。由于工厂的组织形式，女工们经常会彼此嫉妒、相互竞争。在我看来，其中只有三四个很友好。至于男性工人，有些看起来很时髦。除了校准工外，我那儿很少有不是真朋友的。过段时间，我想换个车间，再增加些经验。
就这样，再见。快点回信给我。
S. W.
二
亲爱的阿尔贝蒂娜：
我想你误解了我的沉默。你似乎认为我不好意思坦率地表达自己。不，一点也不；仅仅是因为写作太过沉重。你的来信令我动容，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的心一直与你同在，和你一起，忠于友谊成为了我的本能。
但经历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一些事情，也许你还不明白，因为你太与众不同了。你看，你如此活在当下——我喜欢你这一点——以至于你也许想象不到什么是构想未来的生活，为此坚持不懈地完成某件事情，并因工作和个人意愿朝着某一方向生活下去。当我们如此这般——我就是这样，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一个人能对你做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对你施加痛苦，破坏你的活力以致工作能力。
我太了解（因为头痛）活生生地体会死亡是什么感觉了；看着时间在你面前流逝，你有一千次的机会去填满它，但一想到自己身体虚弱，又不得不让它空虚下去，仅仅是一天天地度过时间就是一项繁重的任务。
我本想和你聊聊自己，但已经没有时间了。这几个月的苦役劳作，我受了很多苦，但我一点也不想缺失这段经历。它让我亲身经历，用手指去触摸所有我过去只能想象的一切。在我经历了这一切后，我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身体上精疲力竭，精神上却愈加坚定（你会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到巴黎写信给我。我被派到布尔日了，那里很远。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见面了。
我亲吻你。
西蒙娜
三
亲爱的阿尔贝蒂娜：
真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觉得有些事情只有你和我明白。你还活着；你不会知道我有多么高兴……你理应获得自由。于生活而言，进步弥足珍贵，却几乎总是以难以忍受的痛苦为代价。
你知道吗，我刚刚有个想法。
我们俩在假期中，带着零钱，背着背包，顺着大路、小路和田野行走。我们有时在谷仓里睡觉，有时会帮人收割庄稼，以换取食物……你觉得呢？
你写的关于工厂的文字深深打动了我。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感受。这也是我最后不得不去那里的原因，曾经你的不理解令我很难过。但一旦进入工厂，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现在是这样感知这个社会问题：工厂——应该和你那天在圣沙蒙的感受一样，我也经常有如此感受——是一个我们经历了艰难、痛苦但仍能开心地体验真实生活的地方。并非是一个强迫服从，打碎属于人的一切，让我们弯腰、卑躬屈膝至机器以下的沉闷之地。
有一次，我在工厂就充分感受到了我过去在工厂外和你猜测的事情。在我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想象一下，我站在一个巨大的火炉前，炉子向外吐出灼热的火焰，热浪直扑我的脸上。火焰从炉子底部的五六个孔中喷吐而出。我站在炉子的正前方，旁边站着一个意大利女工，她的脸庞勇敢而坦诚，她把三十多个大铜环做好后让我放进炉子里；这些铜环是为了有轨电车和地铁准备的。我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让任何一个套环落到火孔里，以免被熔化；为此，我必须站在炉子的正前方，绝不能让扑面的炽热火熄和手臂灼烧（我现在仍有印记）的痛苦造成动作失误。我放下炉盖；等了几分钟；再把炉盖掀开，用钩子取出已经烧红的套环，必须非常迅速，否则最后取出的套环就开始熔化了，并且要更加小心翼翼，任何时候一个错误动作都有可能让套环落入喷火孔中。那么，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我对面坐着一位电焊工，他戴着蓝色的眼镜、面容严肃，在细心地工作；每当我的脸痛苦地抽搐时，他都向我投来悲伤的微笑，流露出友好与同情，令我感到无法言语的舒心。在另一侧，一队锅炉工正围着大桌子工作；他们如兄弟般团结协作，谨慎而不急躁；工作非常熟练，知道如何计算、阅读很复杂的图纸，以及运用描述性的几何学概念。再往前走，一个强壮的家伙用大锤敲击铁棍，发出令人头痛欲裂的声音。所有这些都是在车间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进行的，在那里我们感觉自己像在家一样，工头和车间主管几乎不会来这里。我曾经4次在那里待了2或3个小时（我每小时赚了7—8法郎——这很重要，你知道！）。第一次，一个半小时后，高温、疲劳和疼痛使我失去了对动作的控制；我再也无法放下炉盖。一个锅炉工（大家都是好人）发现了我（的异常），立马赶来帮忙。如果可以的话（或者至少在我恢复体力后），我愿意马上回到车间的那个小角落。在那些晚上，我感受到了吃自己挣来的面包的快乐。
但这在我的工厂生活经历中是独一无二的。对我来说，我，个体的人，在工厂工作，这就是意义所在。这意味着支撑着我的尊严感和自尊心的所有外部原因（我过去认为是内部原因），在两三个星期内，在残酷的日常约束下被彻底粉碎了。而且我不认为这导致了我的反抗行为。不，恰恰相反，世界上我最不期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就是——顺从。一头屈服的野兽顺从。过去我以为，我生来就是为了等待、接受、执行命令——我从来都是如此做的——，除此之外，我永远不会做其他事情。承认这一点并不使我感到自豪。这种苦难没有工人会谈论：它太痛苦了，甚至都不敢去想。当疾病迫使我停下来的时候，我深刻意识到我已沉沦到了什么地步，我对自己发誓，我将忍受这一经历，直到有一天我不顾一切地设法让自己振作起来。我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慢慢地，在苦难中，我通过苦役重新获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感。这一次，这种感觉不再以任何外在的东西为依据。感受到它的每一刻，我始终能意识到我没有权利得到任何东西，每一个没有痛苦和屈辱的时刻都应当是一种恩典，是幸运和巧合所带来的简单结果。
有两个因素影响这种苦役：速度和订单。速度：为了“达成目标”，你必须以比思考更快的速度重复一个又一个动作，这不仅禁止思考，还禁止做白日梦。你必须每天8小时站在机器面前，封锁自己的灵魂，关闭思想、感觉及所有一切。如果你感到愤怒、悲伤或厌恶，你必须将这些感受咽进肚子里，压抑至内心深处：因为它们会减缓节奏。快乐也是一样。订单：从上班到下班，你可能随时收到订单。你必须保持安静，服从安排。命令可能难以执行或存在危险，甚至无法执行；或者两个主管可能发出相互矛盾的命令；这并不重要：闭嘴、遵守。向主管说话的时候——即使是因为必要的事情，即使他是一个好人（就算是好人也有发脾气的时候），也总有可能被责备；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还是得保持沉默。至于如何排遣自己的烦躁情绪和坏脾气，你只能把它咽进肚子里；这些情绪不能用语言或手势表达，因为每一刻的动作都是由工作决定的。这种情况导致思想“蜷缩了起来”，缩成一团，就像肉体在手术刀前收缩一样。人们不能有“意识”。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针对非技术性工作（尤其是女性的工作）而言的。
经历了这一切，一个微笑、一句善意的话语、一瞬间的接触都比大大小小的特权阶层中最忠诚的友谊更有价值。只有在那里，我们才了解什么是人类兄弟般的情谊。但它出现的次数很少，相当少。通常，即使是伙伴关系也体现了那里无所不在的严酷性。
好，就聊这么多吧。关于这一切，我还想写的还有很多。
S. W.
我还想告诉你：从这种艰难的生活过渡到我如今的生活，我觉得我堕落了。现在，我理解了成为一名“永久的”工人是什么样的。我尽可能地振作。如果我对自己放任自流，就会忘记一切，沉浸在自己的特权中，而不去想它们是什么特权。别担心，我不会听之任之。除此以外，我已经在这一段经历中失去了快乐；我的心中因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苦涩。即使如此，我还是很庆幸经历了这一切。
请留着这封信——如果有一天我想收集我对这段工人生活的所有记忆，我可能会再问你要。不是为了发表（至少我没这么想），而是为了避免遗忘。当我们如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时，很难不遗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