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直到我们再次相见
在锡安山南坡，圣经时代耶路撒冷的遗迹旁，有一座小型的新教公墓。通往墓地的小路穿过松树、柏树，橄榄树、柠檬树，以及粉色和白色的夹竹桃树丛，一直延伸到某扇黑色的铁门，铁门周围蜷曲着一根优雅的葡萄藤。坟墓散落在梯田似的山丘上，怕是有一千座之多；古老的石头从红色的银莲花中探出头来。在不远处的山顶上有一处遗迹，它被犹太人尊为大卫王的墓地；山顶上还有一个房间，天主教徒认为“最后的晚餐”就是在此处举行的。他们还相信，在附近的某个地下室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长眠于此。这座山对于穆斯林来说也有类似的意义，山上有几座坟墓被他们视为圣地。
19世纪40年代，塞缪尔·戈巴特（Samuel Gobat）主教建立起了这座公墓，供热爱耶路撒冷的人士使用。然而，在那些埋葬于此的人当中，很少有人是在这座城市出生的。他们大多是外国人，几乎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墓碑上镌刻着用英文、德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古希腊文撰写的墓志铭，一块墓碑上甚至还刻着波兰文。1
当第一批死者被安葬在这里时，巴勒斯坦还是奥斯曼帝国下属的一个相当偏远的地区，当地没有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什么公认的规范。时间慢慢地流淌着，骆驼的脚步和传统的束缚决定着这座城市的节奏。世纪末，外来者开始涌入，该地似乎便从黎凡特地区的恍惚状态中苏醒过来。无论是穆斯林、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他们都被一股强大的宗教和情感力量吸引到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有些人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而有些人则永久地定居下来。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持续近百年的革命，一场混杂着预言和幻想、创业精神、先锋理想及冒险主义等元素的多元文化革命。幻想与行动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来自各国的骗子和怪人齐聚一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充满干劲和勇气，人们有胆量去尝试各种第一次。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新来的人们沉醉于一种集体错觉，即认为一切皆有可能。
1908年，一个美国人为巴勒斯坦带来了第一辆汽车。他驾车纵横驰骋，游遍全国各地，在当地引起一阵轰动。一位荷兰记者来到加利利地区，梦想着教当地居民说世界语。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教育家在里雄·莱锡安（Rishon LeTzion）——一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建立的小型实验性定居点——开办了一所幼儿园，这名教育家同时也是第一份希伯来儿童报纸的编辑之一。有人开始生产冰淇淋——此人名叫西姆哈·惠特曼（Simcha Whitman），他还在特拉维夫开设了第一家小卖部。一个名为阿巴·科亨（Abba Cohen）的人成立了一支消防队，而另一个出生于柏林的企业家筑成了第一座蜂房。一位乌克兰指挥家成立了一家当地的歌剧院，另一个来自安特卫普的商人建立了一家钻石抛光厂。一位曾在苏黎世求学过的俄罗斯农学家在当地种植上了桉树，而另一位来自维尔纽斯（Vilna）的实业家则在当地创办了第一家钉子厂（即巴尔泽利特［Barzelit］钉子厂）。俄国医生阿尔亚·莱奥·博伊姆（Aryeh Leo Boehm）建立了巴斯德研究所，而一个名叫斯密亚蒂斯基（Smiatitzki）的波兰人则将《爱丽丝梦游仙境》翻译成了希伯来语。2巴勒斯坦阿拉伯名士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梦想着建立一所阿拉伯大学。与此同时，他还在为一本阿拉伯语技术术语词典出版所需的经费四处奔波。3除了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人外，该国的其他阿拉伯人来自土耳其、摩洛哥、波斯、阿富汗及其他六七个国家。这里还有或被释放或从主人那里逃出来的前黑奴。4
数万人从东欧和中欧来到这里，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中有勇敢的反叛者，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寻找新的身份。其他人则是因为贫困或被迫害而选择逃离，多数人是作为难民非自愿地来到这里。A．D.戈登是一位长着白胡子的农民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当地的托尔斯泰。他在加利利地区传播福音，号召人们从事手工劳动并回归自然。他来自乌克兰，是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一场带领犹太人走向独立的政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一个狂热且疯狂的年轻女子，身着阿拉伯服饰，在加利利山区奔波驰骋，她的名字叫玛尼亚·威尔布什维茨（Manya Wilbushewits）。玛尼亚来自俄国，在那里，她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了共产主义。在巴勒斯坦，她是集体农场的创始人之一，这种集体农场是基布兹（Kibbuts）的早期雏形。她同时还是以色列国防军前身哈舒迈尔（HaShomer）的首批成员之一。5一些犹太移民在由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建立的农村中开始了新的生活；另一些人则决定在地中海的岸边建立一座新的城市，它的名字叫特拉维夫。
基督徒则带来了其祖国的帝国主义愿景，他们大多被吸引到了耶路撒冷。领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说：“因此，巴勒斯坦，特别是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巴别塔。”6的确如此，基督徒们全都试图以他们自己的精神和形象来塑造这座城市，耶路撒冷仿佛是一个国际沙盘。俄国人用“洋葱圆顶”来覆盖他们的教堂，就像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一样；意大利人在当地建立了一所医院，并在旁边竖起了一座像佛罗伦萨韦奇奥宫（Palazzo Vecchio in Florece）一样的塔楼。在锡安山上，德国人以亚琛（查理大帝治下的首都）的大教堂为灵感，修建了一座教堂。位于城市南部的德国殖民区看起来就像黑森州的一个小镇——几十栋红瓦屋顶的小石屋，形成了一个主要由圣殿骑士团成员组成的社区。埃丝特尔·布莱思（Estelle Blyth）是耶路撒冷圣公会大教堂设计师的女儿，她写道：“怪人在巴勒斯坦是安全的。”这一建筑结构的灵感来自牛津的“新学院”大楼（New College）。7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律师在距教堂不远处安了家。这位律师和他的教派成员们共同建起了耶路撒冷的美国殖民区（American Colony），他们梦想着在全世界传播爱、同情与和平。8
美国殖民区的各大创始人也埋葬在戈巴特主教的公墓里。离他们不远处埋葬着一位德国银行家的儿子，他曾资助了连接雅法和耶路撒冷的第一条铁路。附近还有一位波兰医生的坟墓。他在先知街开设了第一家儿童医院。葬在这位医生一旁的康拉德·希克（Conrad Schick）在上述同一条街上所造的建筑使他成为了现代耶路撒冷最伟大的建筑家。在他的家乡瑞士，希克曾做过布谷鸟自鸣钟。在公墓更高的一个平台上埋葬着一个英国人：威廉·马修·弗林德斯·皮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他被一些人尊为现代考古学之父。他在埃及做了很多工作，也在巴勒斯坦进行了考古发掘。他晚年在耶路撒冷定居，并于近九十岁时去世。在他下葬之前，这位考古学家的遗孀把他的头颅从身体上割了下来。头颅被放在一个装有福尔马林的罐子里。在用木箱打包后，威廉的头颅被送到伦敦进行病理学检查，目的是找出其聪明才智的秘密。(1)9
在这座新教墓地里，埋葬着许多为巴勒斯坦而牺牲的外国人，其中有许多士兵。在英国委任统治(2)时期数十年的冲突中，他们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敌人和战友并肩而葬。阿道夫·弗洛尔（Adolf Flohl）是一名德军飞行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了保卫本国盟友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役，并于1917年11月中旬被击落身亡，此时距离英军挺进耶路撒冷并控制巴勒斯坦还有不到四周的时间。在离弗洛尔之墓的不远处埋葬着一位英国警察，他是N．E．T.奈特（N．E．T．Knight）巡佐。奈特于1948年4月被杀，此时距离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还有不到四周的时间。这些人共同见证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怖的时代。
将欧洲推入20世纪的那场大战也改变了巴勒斯坦的地位。七百多年以来，这片土地一直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1917年，作为英国进军中东计划的一部分，它落到了基督徒手中；事实上，许多征服该地的英国士兵都把自己比作十字军。然而，即使英国人控制了巴勒斯坦，他们的帝国也正在走向衰亡；当他们在三十年后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英国刚刚失去了皇冠上的明珠——印度。巴勒斯坦不过是一个即将结束的故事的尾声。因此，在帝国的历史上，巴勒斯坦只是一段并不光彩的插曲。10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奇怪的故事。总的来说，英国人似乎在这场冒险中失去了方向。他们并没有从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相反，统治的财政代价却不时会让他们考虑离开这个国家。占领巴勒斯坦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战略利益，尽管他们认为有。许多高级军官认为，巴勒斯坦对帝国利益没有任何贡献，也有人警告说，对该国的统治有可能削弱大英帝国的实力。早期的迹象表明，英国人正在使自己卷入一个无解的政治问题中。这些都为不接管这个国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但巴勒斯坦毕竟是圣地，它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其地位不是仅由地缘政治层面的考量就能决定的。英国政府的一位官员评论说：“巴勒斯坦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情感而不是现实。”11
起初，巴勒斯坦的居民们把英国人当成一支解放军来对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希望独立，并认为他们会在英国的支持下赢得独立。混乱、暧昧和失望从一开始就存在。在出兵巴勒斯坦之前，英国人就被一封书信捆住了手脚。在这封给阿拉伯人的信中，英国人不仅闪烁其词，还表现得极其业余。阿拉伯人认为他们与英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将帮助英国对抗奥斯曼帝国，而作为交换，他们将得到巴勒斯坦。然而，就在征服这个国家之前，国王陛下的政府却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宣布该国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愿望。事实上，英国人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许下了一项承诺，即他们可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英国人大笔一挥，这片应许之地就变成了两项承诺的标的物。尽管英国人占有了“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one Palestine，Complete）——正如英国高级专员在其所签署的接收文件上所指出的那样——但在国王陛下的政府进驻该地之前，巴勒斯坦实际上已经被分成了两半。
英国人履行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承诺。他们向大规模的犹太移民开放了国境。到1948年，犹太人口增加了十倍以上。犹太人被允许购买土地，发展农业并设立工厂和银行。英国人允许他们建立了数百个新的定居点，其中包括几个城镇。犹太人建立起了学校和军队，形成了政治领导层和民选机构。在这一切的帮助下，他们最终打败了阿拉伯人。这一切都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进行的，都源自1917年的那个承诺。人们普遍认为英国持“亲阿”立场，但实际上，英国所推行的政策相当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
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过程中，英国人认为他们赢得了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盟友的支持。这种想法实际上是“犹太人推动了历史车轮”这一观念的翻版——一种融合了古典反犹主义先见和对圣地及其人民浪漫崇拜的独特现代观念。事实上，犹太人民是无助的，除了这种神秘权力的神话之外，他们提供不了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影响力。
英国人妄想可以在不伤害阿拉伯人的情况下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或许有些人甚至坚信如此。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是，两个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运动强化了他们各自在巴勒斯坦的身份认同，并朝着对抗的方向稳步推进。历史学家伊萨·哈拉夫（Isa Khalaf）写道：“对于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来说，当他在面对犹太民族主义及其支持者（西方列强）时，他几乎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12既然如此，结局从一开始就只有两种可能：阿拉伯人打败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打败阿拉伯人。两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英国则被夹在中间。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把自己比作一个试图同时驾驭两匹马的马戏团演员。他说，在这两匹马中，一匹跑不快，另一匹也不愿慢下来。13英国人一度紧紧抓住一种希望，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享的单一地方身份认同。在这一背景下，他们甚至提出了“巴勒斯坦人民”这一说法。但这些都是空话。英国人在愚弄阿拉伯人，在愚弄犹太人，也在愚弄他们自己，哈伊姆·魏茨曼曾如此评论道。他是对的。14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并不总是值得称道。与其他地方的民族革命一样，巴勒斯坦的两个民族都倾向于把民族主义置于民主和人权之上。阿拉伯民族运动的领导人甚至和阿道夫·希特勒达成了共识。
在英国征服巴勒斯坦二十年后，阿拉伯人奋起将其逐出。到1939年，阿拉伯人的叛乱几近逼迫英国人决定回家。如果英国人当时离开就好了，但他们又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后英军也受到了犹太恐怖主义的打击。他们中的数千人为这次冒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事实上，那些被安葬在戈巴特主教墓地后方地块的人，他们大多死于英国统治三十年间经常性的暴力事件。刘易斯·安德鲁斯（Lewis Andrews）就埋在那里，他是被阿拉伯恐怖分子杀害的。离他不远处埋葬着托马斯·威尔金（Thomas Wilkin），而他，则是被犹太恐怖分子杀害的。四十一岁的安德鲁斯来自澳大利亚，是加利利地区专员的助理。1937年9月，他来到拿撒勒的圣公会教堂参加主日晚祷，四名持手枪的阿拉伯人在教堂附近偷袭了他。九枪过后，他被当场打死。陪同他的警察也被击中，后来因伤势过重而过世。安德鲁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安瓦尔·努赛贝（Anwar Nusseibeh）法官称其为仇视阿拉伯人主义者。安德鲁斯死于通往教堂的路上，这引发了努赛贝的评论：“他在追寻其造物主的时候，遇到了他的造物主。”15托马斯·詹姆斯·威尔金是巴勒斯坦警方刑事侦查部的成员，他参与了逮捕和处死某犹太地下恐怖组织领导人“亚伊尔”（Yair）的行动，并因此于1944年被杀害。不过，威尔金并不仇视所有犹太人。在给他送葬的队伍中，就有俄罗斯犹太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女儿舒莎娜·博罗舒夫（Shoshana Borochov），她和威尔金是一对恋人。16
从锡安山上的戈巴特主教公墓向“魔鬼劝谏山”（Hill of Evil Counsel）望去，人们能看到作为英国行政机关总部的政府大楼（Government House）。在西边，人们可以在山间的远景中看到英国人留下的其他石质建筑。这些建筑成为了他们那一代人在巴勒斯坦的纪念，散发着权威和威严的气息。在这些建筑中，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苏格兰教堂，它有一个长方形的钟楼；在夏天开始的时候，它常被一片野花的海洋所包围。再往西是塔勒比耶（Talbieh），这是一个由豪宅组成的街区，居住的主要是富裕的阿拉伯人，其中许多人是基督徒——在英国人治下，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有一位名叫阿布卡里乌斯·贝（Abcarius Bey）的律师住在这里，他给他心爱的莉亚·坦南鲍姆（Leah Tennenbaum）盖了一座大房子。莉亚是个犹太人，比他小30岁。当莉亚离开他后，他便把别墅租给了埃塞俄比亚的流亡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17
紧接着，人们的目光转而落到一条宽阔的大道上。为了使这座城市看起来合乎一个帝国殖民地首都的规格，英国人修建了这条大道，并以其君主的名号为之冠名，即乔治五世大道。大道的尽头矗立着一家名为“大卫王”的豪华酒店。该酒店于1930年开业，当时被认为是东方的几大奇迹之一，全世界迷恋美好生活的人们都将其视为朝圣的对象。“真是太壮观了！”埃德温·塞缪尔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赞叹道。他的母亲是英国第一任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妻子。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认为这座酒店是修葺一新的所罗门圣殿。耶路撒冷市长拉吉卜·纳沙希比（Ragheb al-Nashashibi）也曾在这里理过发。18
该酒店以其厨房和服务人员而闻名，服务员都是身材高大的苏丹黑人健将，身着紧身的红色夹克。他们在客人之间来回走动，用金色的托盘给他们提供威士忌和咖啡。大卫王酒店变成了英国权力的中心及其象征，其中一翼曾是托管国政府的办公楼。1946年7月22日，犹太恐怖分子设法将几个装满炸药的牛奶罐偷偷放进了酒店的地下室里。爆炸共造成91人身亡，其中大部分人后来被埋在了锡安山上。有些墓碑的碑文上写着，死者为巴勒斯坦献出了生命。其他墓碑则只是简单地写着：“直到我们再次相见。”
在大卫王酒店的对面，一个巨大的石质阳具在邻近的屋顶中拔地而起。这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塔楼，它象征着生育力。该建筑同样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被认为是当时的建筑奇迹之一。它由勾画了纽约帝国大厦建筑蓝图的同一家公司设计而成。19托管国的政府官员和上流社会人士在这座塔楼的露台上喝着柠檬汁，男人们戴着遮阳帽，女人则用白色的丝质遮阳伞遮住脸。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英国社会的善良风俗。他们会喝下午茶，吃晚饭时还要换上正装。在晚间的讲座或音乐会上，不时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有时他们会参加由安妮·兰多（Annie Landau）小姐举办的舞会，她是一所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犹太学校的校长。他们有时也会登门拜访乔治·安东尼乌斯的妻子，即那位传奇的阿拉伯女主人凯蒂·安东尼乌斯（Katy Antonius）。
英国人保留着严格的阶级意识：士兵和军士们在酒吧和妓院里消磨时间；军官们则去猎捕狐狸与豺狼。他们在拉姆拉（Ramle）成立了一个狩猎俱乐部，该俱乐部为其成员提供了购买俱乐部红色外套和纽扣的机会，外套上印着俱乐部的大名——“拉姆拉山谷猎豺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在回忆录中都没忘提及这款外套。20当局在拉特伦（Latrun）和拉马拉（Ramallah）之间铺设的道路主要服务于英国官员周末野餐的需要。21此外，他们还打网球。在英国人实施委任统治之前巴勒斯坦就有人踢足球，但网球却是英国人带来的，这是他们殖民文化和殖民心态的一部分。22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在日记中记录了以下场景：殖民部大臣米尔纳爵士（Lord Milner）到访巴勒斯坦，他与希伯伦（Hebron）总督及其客人一起喝茶，之后便去打了网球。他们特地从监狱里找来了两个阿拉伯囚犯，负责在球场上来回捡球。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囚犯们的腿部都拴着铁链。斯托尔斯写道，对此，米尔纳似乎是强忍着才打完了比赛。23
加利利地区专员爱德华·基思–罗奇（Edward Keith-Roach）写道，殖民政府的方法是“经仁慈调和后的极权主义”24。许多英国人带来了帝国主义的傲慢和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在某些英国人看来，其统治既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使命。第一任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建议英国政府征服巴勒斯坦，以使其“文明化”。25在一篇致部下的悼词中，塞缪尔用尽了自己最热烈的颂词来向其致敬：“作为公务员队伍的首脑，他身先士卒，几乎从零开始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国家的结构。”26
在托管国政府中，有些人认同犹太人，有些人认同阿拉伯人，还有些人则讨厌上述两者。“这两个民族我都不喜欢，”沃尔特·诺里斯·康格里夫（Walter Norris Congreve）将军写道。“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他们全都一个样，都是禽兽般的人。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配不上一个英国人！”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雷蒙德·卡弗拉塔（Raymond Cafferata）警官说得更为委婉：“我既不反犹，也不反阿，我只是亲英国人而已。”许多在巴勒斯坦服役的英国人——甚至有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怀有同样的想法。27
英国殖民政权是一个万花筒，各种观念、立场以及相互冲突的利益不停地互相碰撞，并重新排列组合。官员、外交官、政治家、军人和记者在无休止的言语、阴谋、联盟和背叛中相互角逐和竞争。首相、外交部、殖民部、财政部、印度事务部、国防部以及各军事部门，它们只是试图在管理巴勒斯坦方面发挥一定作用的一部分机构而已。而巴勒斯坦地方政府也有一个充满矛盾和敌对势力的官僚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由各处室和各分局组成的棋盘，里面人满为患。这些工作人员撰写了上百份，甚至数千份备忘录、报告以及信件。他们每写一份文件几乎都会再产生另一份文件，而且通常不止一份，上面写的全是相反的内容。
当英国人来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而当他们离开时，他们留下了许多进步因素——这些进步因素在犹太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他们也留下了许多落后的东西，这集中体现在阿拉伯人身上。某位政府高级官员在行将离开巴勒斯坦之际表示，英国人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一项所谓巴勒斯坦政策，“除了政策的波动、犹豫不决……根本没有政策”28。他是对的。调查委员会接二连三地到来，研究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情况后便离开。英国政府一般都会采纳他们的建议，然后改变主意，并派出更多的调查委员会。托管国政府的最后一位首席政务官(3)亨利·格尼（Henry Gurney）写道：“如果把为19个委员会准备的所有统计簿堆在一起，它们会有大卫王酒店那么高。”29与大多数的同僚一样，格尼在离开巴勒斯坦时也感到失望、愤世嫉俗、不满和悲伤。最后一任高级专员声称英国人“带着尊严”离开了，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格尼写道，他们是带着十足的愧疚离开的，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30“英国是个奇怪的国家，”戴维·本–古里安总结说。31尽管如此，当英国人行将离去时，本–古里安还是跑去伦敦想说服他们留下，只需稍稍再多留一段时间就好。
注释
(1) 按照以色列作家梅隆·本维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的说法，当木箱抵达伦敦时，没有人去认领它，它迷失在大英博物馆的巨大地下室里。“弗林德斯·皮特里的头颅，”本维尼斯蒂写道，“停留在了最合适的位置，埋藏在他（弗林德斯）所挖掘和研究过的宝藏中。”这个传说是如此地迷人，如此地光怪陆离，充满了耶路撒冷的特色，以至于让人犹豫不决，不敢去触碰它，唯恐它被揭穿而变成幻想。四十年后，这个天才的头颅被人重新发现了。
(2) “委任统治”即Mandate，这一术语在后文中视情况亦翻译为“托管国”。——译者注
(3) Chief Secretary，大英帝国殖民地政府中仅次于高级专员的二号人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