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他们说，日本列岛的起源，是一把浅红色的剑。
也许，世界上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是愿意并且擅长学习的民族。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人还没有文字可以记载自己的语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汉字创造出了一套字母，即所谓的假名，用来记载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后来，大和民族干脆将大量的汉字引入自己的语言体系，再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厉害的时候，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语言，其中特别是科技的词汇。
跟随着中国文字和语言的引入，日本人贪婪地引进和借用中国文明的成果，他们不但习读中国人的各种文章，还从中国引入了佛教、儒学和各种哲学的流派。他们把佛教奉为“保护国家至善”的宗教。他们爱用墨砚和毛笔写字的书法，也爱用中国金石的印章，他们研习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朝制度，还向中国人学习农耕以及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各种技艺。他们的政府多次派使者来中国交流，使节们对中国高度文明的习俗赞叹不已。日本天皇和宫廷决定用这种先进的文明来充实本国的事业。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巨大精力推行这项引进和改革。天皇甚至下令仿造中国的京师，建造了新的奈良城。他们在引进时模仿，有时干脆就复制。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国人鉴真应邀到日本传授戒法，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和医药学介绍到日本。中日两国的交往，不管是否友好或平等，除了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和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两百多年，一直没有停止。总之，生活在海岛上的日本人，羡慕中华民族拥有一片广袤的美丽的国土，拥有历史悠久的文明，他们不倦地探索着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日本人不仅仅是愿意并且擅长向中国人学习。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中叶把枪炮和基督教送到了日本，也许还没有引起日本人足够的重视。德川幕府强制人民断绝和异邦的交往，直到185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以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这个自以为生活在日出之国的民族，似乎在另一道地平线上看见了日出，立即开始了明治维新。他们觉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并且迫不及待地组建常备军队，大量地向西方购买新式的武器来装备他们的皇军。
日本在发生改变，他们比自己师法的中国人走在了前面。在日本开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中国的清朝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这两支农民起义队伍，继续巩固封建皇朝的统治。尽管清朝的执政者已经知道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他们仍然把皇室祖宗的成法视为不可更改的圣训。
日本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进程中，渐渐地变得强大起来。善于吸取外来文明的大和民族，似乎对孕育先进文明的国度，应该持有感恩的情怀，应该从佛教和基督教的熏陶中，养成与人为善的心态。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吻合这样的推测。在广阔的中国国土上形成的谦虚和博大为怀的文化底蕴，似乎在日本列岛很难找到植根的土壤，倒是西方殖民主义追逐利益的贪欲，引起了日本当权者的共鸣。
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有人说，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容易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的关键，在于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观感，他们追求的荣誉，成为一种耻感文化的核心。他们必须在由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体系中，通过许多微妙的运作，来求得生存的平衡。
中国的文明被搬到日本以后，未能打破日本森严的等级制。日本的天皇，只有“云上人”的家族才能继承皇位，不能改朝换代。而日本的武士，也享有代代相传的特权。他们的地位仅次于皇室和宫廷贵族，凌驾在农民、工匠和商人之上，而那些靠清扫街道、为死囚掘墓和将死兽剥皮的“贱民”，在他们眼里简直就不算人了。
日本有一个传说，不管你是否相信。他们说，日本这个地方，诞生于一把浅红色的剑。古代的诸神，把剑刃伸进海里，当他们把剑抽出来时，四点奇特的水滴回落于海，就形成了日本的岛屿。
这个神话里面那把浅红色的剑，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日本的武士和他们所遵循的一套法则，即所谓的“武士道”。也许，武士们很容易在这类神话里找到他们尊严的象征。一位爱尔兰的军人说过，日本的武士在外国人看来是神秘而怪异的。他们追求着某种奇怪的荣誉，也就是不投降主义。他们以战败为耻辱，打了败仗，如果还活着，就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的花道举世闻名，武士们从花生花灭的宿命中找到了战斗生涯的合理性。他们观察樱花萌生、盛开和凋谢的全过程，认为习武和死亡是武士不可避免的宿命，杀人取胜便是武士生命之花的怒放，也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禅学，受到武士们的青睐，他们对生命的感受简约到极致：吸一口气，喝一杯茶，杀一个人。武士道的三原则“侍、勇、仁”，首先规定了盲目的服从，继而强调武力的使用，最后把所作所为归结为仁爱。而纵观日本武士们在历史上的实践，当他们武力强盛的时候，会把皇权虚置。可以说，武士道其实是以武力为核心的。
中国禅宗的鼻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禅宗传到日本以后，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日本的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别出心裁地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方法来训练武士单兵作战。在镰仓时代，日本禅宗开山祖师明庵荣西写了一部巨著，取名《兴禅护国论》。日本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取世俗的目标。
明治维新是依靠下层武士的力量发动的，维新后虽然废除了武士制度，但武士精神仍然在日本军人中长久地存活。那些失去了主子和身份的武士，即所谓的“浪人”，也加入了新式的军队。他们把压迫者的精神带进了新军，在新的政权里靠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发言权。他们的蛮横，是从德川家康的法令中顺延下来的，这个法令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以立刻斩杀。”日本的军队保留了一个惯例，就是军队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有权直接谒见天皇，从而能够以天皇的名义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文官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他们还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内阁成立，办法很简单：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进入内阁。
这个东洋帝国的军人，把武士道精神延续下来。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驱使这个民族在寻求一种方式来获取外国人的尊重。武士们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他们可以依靠武力来猎取崇拜。他们想越过海洋，到别人的国度里去炫耀武力。明治维新以前，封建军阀们就吵嚷着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明治天皇刚刚即位，就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也就是要用武力征服这两个国家，既而征服全世界。这位天皇代表着军人的意志，他用御笔信诏告天下：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很快，日本就在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了。这个小国寡民的东洋岛国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军费在增加，军队在膨胀。到了19世纪末叶，日本的陆军战时可动员二十三万人，海军拥有二十三艘军舰，一些商船也加以武装。军国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只等待着找到一个借口，就可以向朝鲜和中国开战。
中国是大和民族向往已久的国度，中国又是日本的近邻。中国丰富的物产和辽阔的土地，强烈地诱惑着对外依赖性极强的日本经济。日本帝国对中国大陆，首先是对距离日本最近的东北三省，产生了觊觎之心。一个小国因为长久羡慕一个大国，居然张开了巨大的胃口，它的当权者们，尤其是军队的首领，心里打起了算盘，企图占领和吞并为它输送过无数营养的国土。诚如毛泽东所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