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 李鸿章事业起步时的中国形势

李鸿章是许多变易的始作俑者，自从1850年以来，这些变化已经改造了中国人民的结构与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无疑可以算作19世纪的一个打造者。不过，正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其有关“伟人”历史观的评析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记住，“伟人必须归入那个诞生了他的社会中的其他现象之列，把他当作其先前发生的现象的一个产物。他是整代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和整代人一起，都是已经合作很长时间的巨大力量集合的必然结果。”

为了公正地评价现代中国伟人第一号人物的事业生涯，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他的起步，并仔细地考察其所处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政治影响。

因此，在记述李鸿章的毕生事业及其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前，我们最好概要地回顾一下在其步入官场时的中国形势，并格外注重欧洲物质文明的强力冲击在此导致的结果。

李鸿章一度是镇压太平军的军事领导人，在他为这段出色的事业打下基础的时候，西方的军队和商人对中国闭关自锁的入侵，已经成为一个持久的因素，显然注定要改变中国人民的态度和习惯。新力量以如此强大的力道突然冲击一个天性反感变化的民族，必然会使适应的过程变得很困难，并且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充满很大的危险。作为一名政治家，李鸿章天赋中最出色的特征包括，他在同时代人中几乎是孤独的，他当即便意识到了这些新力量的能量，意识到了必须通过迅速改革古老的教育与行政体制来迎合这些力量（如同日本取得了成功的做法）。中国政府治国之术的原则与传统，到这时为止具有的特点是：在许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期间，对于维护基于道德力量的独裁体制，以及以其单一延续性而著称的一种文明形态，其有效性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李鸿章作为大人物的首要资格，以及其充满五花八门活动的漫长事业生涯中的基调，都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他从一开始就领悟到，西方的蒸汽驱动与军事科学，必然会飞快地将其祖国的许多古老的传统扔弃到容纳无用和过时之物的废物场。他努力引导同胞们认识这个真理，尽量减少变化莫测的环境导致的危险，但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不仅因为中国人民从天性而言无法完成要求他们做出的迅速转化，而且因为李鸿章本人在某些重要的层面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僚。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个人野心和贪财，他的工作中存在腐败，而其效用遭到了损害，而就连他最具进步性的追求，有时也被儒士与生俱来的偏见破坏了。由于他身边是深邃的黑暗，他的光辉显得格外明亮——他满怀勇气与爱国的热情；他身心的能量都非同寻常；他的潜力无限，不论是在灾祸还是泰福之中，他都发挥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品质。然而，在他完成了上述功绩的同时，他本质上仍然是其祖先的自然产物，塑造他的社会形态在他身上刻下了其所有的品质与缺陷。

我们且来概略地考察一下在他初登政治舞台时那种社会形态的状况。太平天国运动在1851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李鸿章后来正是因为镇压这场造反运动，首次赢得慈禧皇太后的感激，并得到其同时代人高度的评价。李鸿章当时大约28岁，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经典课程的最终殿试，这使他能够进入翰林，即进入卓越学者的学院。这场蹂躏帝国长达13年的大规模造反运动破坏了9个省份，使人口减损达到1亿多，它是全部中国历史中反复循环发生的那些动乱之一，是由中国社会体制打造的经济状况所不可避免带来的结果。笔者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

回顾一下自从唐朝末年以来（粗略地说，就是自从诺曼第人征服英格兰以来）中国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历史一直坚持重复本身，复制其暴力造反，复制其伴随有大屠杀的“天命气数已尽”的王朝的垮台，复制其循环交替发生的动乱和休养生息。在一个向人们谆谆教诲消极抵抗原理并将不顾一切地繁衍后代当做宗教义务的社会体系里，这一切都有迹可寻，几乎形成一个按照节奏发生的系列。这里的经济压力比欧洲经历过的任何困难都要严重，而经济压力缓解的间歇，是以导致广大地区人口减少的社会剧变为代价换来的。在活着的人们的记忆里，整个过程都已被见证——在因太平天国运动与回民运动而荒废的土地上，这一代人中有其他地方过剩的人口过来进行再次殖民，而到了下一世代，他们又再次面对饥荒幽灵那张狰狞的面孔。

只要中国在地理上闭关锁国，在政治上固步自封，这种循环发生的动乱与流血之灾，这种无节制的繁殖与过剩生命的大批量毁灭，就会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并被判定为不可避免的人类宿命的一个部分。这个种族的恢复能力，因其生存斗争的激烈及其国家体制坚实的凝聚力而增强了，在灾难的周期性发作中总是成功地激发出来。尽管有这么多的灾难，世界上最古老、最可敬的文明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由于遵守着必须以德治国而非以物质力量治国的信条，它维持了无比长的寿命。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于过去所有的动乱，它不容许自然程序的进展，他要推翻大清王朝，因为已经连续有3位清帝表明这个王朝已经衰败，无法指导道德力量去达成政府的正当目标。外国人以武力进行干预，支持衰败无能的清政府。他们成功地保住了这个王朝的地位，但其权威已经动摇，无望长久地挽回。对于那些能够读懂墙上告示的人们而言，未来笼罩在暗影中，变化的危险即将到来。李鸿章作为曾国藩手下的一名军事指挥官，根据战场上的个人经验，根据他与戈登、华尔、白齐文和其他外国人的交往，很快意识到洋夷所拥有的力量，是中国以其久经考验的兵法或治国之术也无望与之对抗的。李鸿章以清醒而敏捷的洞察力预见到这种局面必然导致的结果；他认识到，如果中国坚守古老传统的连贯延续，那么她将绝对无望于重建旧秩序，甚至无望于维护其主权与独立。此后，他的整个人生经历都记载了他的这种努力：试图让他的同胞接受这个真理。他加入19世纪打造者行列的主要资格，在于他的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于他的进步观念和他对当代中国人的管理所具有的影响力。本书的宗旨就是揭示其影响力究竟何在，以及是怎样获得成功的。

李鸿章于1867年给皇帝呈上的一份奏疏清楚地表明，对于西方的冲击，对于改革中国行政与国防体系以适应这种冲击的必要性，他都把握了其关键的意义。这份重要的文件为解读李鸿章此后作为外交官与行政管理者的事业生涯提供了钥匙，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对它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这里，我只须指出，它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作者作为当时的湖广总督，大胆提出改革的主张，其理由是外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为了弄清楚向朝廷提交这样一份奏疏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必须考察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及其同僚们——各省巡抚与中央各部权贵们的智力素养。泛而言之，那个时期的中国宫廷、检察机关、高官和儒士们，都超然地隔绝于外部世界，这正是过去两千年中中央王国统治者们的特性。

有些读者或许不熟悉中国的行政体系，为了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这里概略地介绍一下最后几位满清的统治者，或许能使我们较为方便地研究这位大总督的事迹。从理论上讲，从遥远的岁月直到本世纪初，中华帝国的政府是绝对的独裁政府，是原始形态的帝国主义，其基础是祖先崇拜，是由于儒家体系的连贯延续性而已成为人们生活一部分的家长制。但在实际上，宝座上的皇帝（除了乾隆那样乾纲独断的君主）比政府华美大厦上的装饰性屋檐强不了多少。他的日常生活日程，每个细节有皇室法律的条律加以规定和限制，实际上让天子成了紫禁城围墙内的囚徒。作为天命的家族体系的中心，他担任的角色是在圣殿中主持庄严仪式的大祭司。的确，就他享有的个人动议权而言，他没有机会发挥官僚组织的无数功能中最小的职能。甚至在皇室开支和私帑这么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中国的绝对统治者首先得依赖于人们的好意与忠诚，首先靠着官僚阶层，走投无路时便求助于百姓。中国政府行使的这种专制权力，实际上归属于官僚群体；但即便如此，历史表明，这种权力还总是被百姓自动主张的造反权所制约；还有一个基本事实也限制了这种权力，即中国行政体系下的整个当局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而非建立于自然力量之上。

已故的W·F·梅耶斯先生（Mr. W. F. Mayers）曾于1877年在其有关中国政府的模范著作中指出：

中国的建立依赖于无处不在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是通过国民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实践着基督教纪元破晓之前便已传播了数个世纪的行政格言，并受到私利动机的驱使，反对引进有异于古老教条的所有原则。

在这段准确的描述之后，他又适时地加了一段，为了提醒那些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因为那些人即便在当时还在预言：中国人的国民性及其所有的政治体制将会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他写道：

对于事态的这种估计，或许会让我们修改过于乐观的看法，它认为作为政府和百姓的中国人有一个快速入口，走上欧洲进步之路。为了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必须抛弃国民信仰中最执著的原则，必须把文学崇拜的偶像赶下宝座，必须离开公认的全部美誉之源，以支持现在遭到轻忽的那些追求与主义。这种变化的发生，若非革命的结果，便是迫切需要的压力所催生的；但若期待自动的发展带来这种结果，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太平天国运动长久的动乱和破坏动摇了满人的威望，使之无法永久性地复原，但它未能削减官僚群体的特权与力量，也没能挫伤其洋洋得意的自负。1860年以来，只有一个特征使清政府区别于其从前的状态，那就是创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来处理外交事务。这就是著名的总理衙门，一个无脊柱的胶质躯体，随着时间推移，它在人事上越来越紧密地与化石一般顽固的内阁融为一体，忠实地反映了后者由狡猾的规避来调剂的迟钝的保守主义。在30个年头里，也就是说，在李鸿章总督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总理衙门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中国行政部门与外国驻京代表之间的缓冲器；它进行的这类活动，趋向于缩短而非扩展中国的外交关系。直到1890年为止，在政府各部门的官方名单中总是遗漏了对其存在的所有解说，这等于强调这个部门是多余的。在随后的各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从1870年至1895年之间对外交关系的处理实际上是由李鸿章操作的，依赖于他作为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双重能力。李鸿章本人在甲午战争之后于1896年离开直隶总督任上，成为总理衙门的一员。他活到了1901年外务部建立的那一天，这个部门具有的权力和声望，说明了旧秩序的无能，说明皇太后终于姗姗来迟地采纳了新的行政方法。如果他活着目击了清王朝的垮台和1911年的所谓革命，他会看到官僚群体再次从动乱的浪潮中毫发无损地冒了出来，在成堆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混乱中维持傲然独立。他会看到官僚群体安然无恙地稳操胜券，超然于新旧中国的斗争之上。

在李鸿章的一生中，独裁的权力表面上属于皇帝，实际上由京城与各省的高官们所掌控，这些人根据朝廷的任命拥有官职。由于18世纪末叶乾隆统治结束后皇族身体与道德开始发生的衰败，满人日益减损的威望和强力统治国家的无能，逐渐明显地反映在最高官位上汉人对满人的比例中。在20世纪初，后者在人数和等级上都被无望地远远超过了。只是靠着皇帝自远古以来就拥有的通过圣旨罢免任何官员的权力，以及对于由儒家传统所赋予的那些天命所持有的无可置疑的尊重，皇太后才得以在有生之年以其治国之术将帝国在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下拢合在一起，

皇帝统治帝国的助手，首先有军机处，一个在皇帝面前日常正式处理国事的顾问团；其次是内阁，其功能在满人统治下主要是荣誉性的；此外还有在京的六部九卿，以及各省督抚的奏疏，和都察院的忠告。御史团体（总共56名）的特殊使命是就影响政府行为与百姓福祉的所有情况向皇帝提供信息与忠告。他们享有特权的职位与功能在两千多年来从一个朝代到另一朝代一直未受影响。甚至在今天，在所谓的民国体制之下，他们仍然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官僚行政机器的一部分。在最后一批满人君主的治下，都察院反映了公共服务的总体道德败坏；“皇帝的眼睛和耳朵”过于频繁地听从最高发令者的支配，他们的活动服务于敌对政治派别的基本目标。他们当中总是不乏正直而勇敢的斗士，坚定不移地追求在黄金时代创立都察院所要达到的正当目标，他们揭发国家的腐败，行使上诉法庭的作用，对付上层的不公正。其中有些人依仗他们的职位所特有的不可亵渎的传统，大胆地行使他们的权利，批评朝廷及皇太后本人的弊端。不过，御史们的大部分功能是用于卑劣的谋划，收买情报，或用于针对高官们（如李鸿章）的阴谋，那些人的财富和名声导致“局外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希望以此来获得战利品。

最后，在看得见的权威行政机构后面，还有宫内的宦官在起作用，他们“蛰伏深宫”，天天近侍于万尊之躯的身边，自从嘉庆王朝以来，这个群体对国家大事的影响一直逐步增强。在喜好淫乐的咸丰皇帝治下，这些对主子言听计从的宫廷奴才们羽翼丰满了，变得活跃起来，所起的作用，如同他们的前人对明朝可悲结局的影响。咸丰死后，在他的遗孀慈禧皇太后摄政期间，其近侍大太监们的致命影响变得无比重要，不仅发生在宫禁之内，而且蔓延到帝国的所有层次和各种权利，还关系到必须由皇恩给予的拔擢。李鸿章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同时又忠于以慈禧为代表的君主，毫不犹豫地以不义之财与她最宠爱的侍从交朋友，尤其是结交大太监李连英。此人的影响一直主宰着从1870年到其女主子在1908年去世为止的全部宫廷政治。按照清朝的皇室法律，太监不得拥有任何官职，也不许以任何借口离开京城。直到咸丰治下，这些规矩一直得到强化。可是，在慈禧摄政期间，她把权力交到太监手中，结果是，明王朝衰亡时宫廷内十分显著的腐败与阴谋，都被重新导入了宫廷。在她保护下发生的这些弊端，在她统治下愈演愈烈，直到1898年的政变之后，她宠爱的李连英，她的私房钱保管者，竟然常常公开夸口说他能够造就也能毁掉帝国的高官，他还胆敢对抗光绪皇帝在位时的权势。[1]李鸿章在官宦生涯中有许多次被捆住了手脚，他的政策被李连英及其爪牙影响广泛的阴谋破坏掉了，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一是在中日战争之前为海军提供资金，二是后来与俄国缔结秘密条约。即便在光绪成年后的1889年至1898年，慈禧表面上退休了，住在夏宫，李连英那只无形的手还在通过她继续操纵高级官员的任免，并通过其结果获得丰厚的油水。

这些宫中“谄媚小人”施加的影响，就和京城各部与都察院冥顽不化的官僚施加的影响一样，从一开始就对抗着自由思想与改革措施的介入，而在李鸿章宽博的洞察力看来，那正是拯救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1901年，在义和团起义造成的剧烈骚乱中，鹭宾·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就中国问题而言，此人是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将中国统治阶级一成不变的态度归因于自豪——“由遗传而得的自豪，有其极乐无知的广阔而富丽堂皇的背景”。[2]这种超然疏远的态度从那时起因世事无情的逻辑而有所改变，但是，在李鸿章最初试图通过坦率的讲理来加以改变时，它却是岿然不动，依然坚持着“民族的自豪，智慧的自豪，文明的自豪，无上权力的自豪”。我们可以悲叹这种天赋的自豪感顽固地拒绝直面明显的事实，但我们很难不钦佩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坚信道德最终会战胜自然力量，真理最终会战胜强权，并继续把非中国的事物当作外部的黑暗。

在李鸿章事业早期的中国，本质上还是古代的中国——一种凝结的社会结构，通过时好时坏的运气，挺住了造反与入侵的无数次打击，完整地保持着其辉煌的文明，以及生来就有祖先崇拜与家长制一神论的农业人口的固有传统。就像我们可以为欧洲文明的科学艺术、为我们的许多发明和机械成果感到自豪一样，在中国针对务实的、功利主义的观念经过深思熟虑产生的优越感中，在其冥思哲学的观点中，在其物质住所毁灭的过程中仍然洋洋自得的感觉中，必定有某种东西博得本能的尊敬，有时甚至博得妒羡的钦慕。这种家长制，以及为其提供基础的道德学，早在欧洲远未从蛮荒时代进入希腊与罗马文明之前，就已有效地将1/3的人类融入了根深蒂固的同类国民性。部分因为其地理位置，部分因为一个民族自我满足于已被证明有效的经验，中国度过了许多世纪，对“无规则的次要生殖”不闻不问，做着自己的美梦，追寻自己的冥想，关心终极目标而不急功近利，甚至在后来的这些岁月里，丝毫不为洋夷取得的惊天动地的进步所打动。中国供奉在其圣殿中的古老信仰，永远强于新信条的主张与科学的发明。在其连贯闭锁的漫长的幽暗时期，会有令其不安的声音来自西方。印度对其遥远边境的入侵，以及印度-塞西亚在中亚的征服——“光荣属于希腊”的微弱回声——都已经传到了中国，并且记录于沿着西方贸易路线上最遥远的边境修建的瞭望塔与佛寺之中。在欧洲的整个中世纪，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那些行商的冒险家，将香料、乳香、象牙与宝石带到中国的南海岸，与这些货物一起，还带来了有关外夷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以及有关中央王国前哨以外舆图未载的大片水域的奇谈。天主教圣芳济会的牧师们，以及来自地中海东部与爱琴海沿岸国家和岛屿的商人们，从印度洋上不辞艰险来到华南，中国的统治者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关13与14世纪天主教欧洲的信息，但只是片言只语的第二手知识。但是，儒士们仍然无动于衷，因自负而缺乏对外部世界及其事务的好奇心。马可·波罗及其亲戚在忽必烈汗的宫廷里享有的声望与影响，在王朝的记载中很少或没有留下痕迹，在中国很快就被遗忘了，就像他有关13世纪遥远中国的记述已被西方世界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的记忆直到两百年后才被葡萄牙的航海家们重新唤醒。现在，北京反过来轻蔑地把他们当成从夷岛跑来求拜的商人，出于容忍心而批准他们在广州做生意，但必须处处都低人一等。

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于1834年废止以后，第一批自由贸易的英国商人来到中国，这时官僚阶层中的少数有识之士开始相信危险即将来临，感觉到这些来自海外的商人背后有力量为他们撑腰。在律劳卑（Lord Napier）成为国王（而非公司）派驻广州的代表之前的300多年间，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没有产生任何东西足以矫正中国统治者的古老而可敬的信仰，即他们国家是固定的宇宙中心。直到大不列颠对他们发起第一次战争（1839-1842）的时候为止，中国政府和中国百姓一样，充分地信任龙座上的皇帝用于对付外夷的那种谋略智慧，即“统治他们的实在而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专制暴政”。传教士查尔斯·古兹拉夫（the Rev. Charles Gutzlaff）在1838年准确地把当时的天朝描述为“绝对隔绝于整个世界，以无可形容的鄙夷看待其他每个国家”。[3]其他所有国家都被当作野蛮人，“注定居住在四方形大地的边缘，或者住在中央王国周边四海中的某些小岛上”。这位作者还写道：“中国意识到她的高贵，认为全世界无所不包的帝国支配着四海，总是以怜悯来进行统治。她以同样的柔情怀抱所有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如果远方的蛮夷愚昧到不承认世界上唯一文明的国家所具有的优越性，那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这就是中国统治者与大不列颠的使者马嘎尔尼伯爵（1793）及阿默斯特爵士（1816）打交道时指导其行为的精神。他们当时通过西藏和尼泊尔得到了报告，得知莫卧尔帝国的瓦解，以及白种人在印度的军事优势，但他们仍然不为所动。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马嘎尔尼伯爵几天之后颁发给乔治三世国王陛下的圣旨，以及嘉庆皇帝于1816年颁发给乔治四世的圣旨，都以其坚定的无知展示了这种精神。[4]

与中国的第一次战争以签订南京条约（1842）而结束，此后直到李鸿章作为对抗太平军的欧洲雇佣军的组织者登上历史舞台为止，西方的冲击也许已经打开了一些中国人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没有武力支撑的夜郎自大的政策是有危险的。但这丝毫未能消除北京当局及其派驻各省省会的代表们的傲慢态度。就连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也未能使之动摇；因为这种自豪的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传统的感情，是中国人所有道德观念的基础，胜过了任何明显的事实与政治信念。这种坚定不移的道德优越感的信念，生来就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骨子里，岁月无法将之动摇，也不会轻易为外国人在物质上取得的任何成功而颠覆。官僚群体总认为这些成功是偶然事件，希望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坚持他们的企图，一直到1900年，最后一次尝试“将夷人赶进海里”。在与外国列强发生间歇性关系的任何一个时期，中国政府都未曾认真地转向条约强加给它的政治改革，它采取的所有措施，除了创造出使这些条约失效的组织，没有其他任何建树。这种批评特别适用于清廷于1860年从热河返回北京，以及联军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进行目光短浅的干涉之后的那个时期。这些早期战争与早期条约带来的教训，其效果很快就消散了。中国的官僚群体意识到外国列强为了他们公然宣称的利益，一定会采取维护中国完整的策略，并且一定会发生那种策略必然会导致的国际制约，于是他们就放宽心了。从1860年起，中国的外交变得越来越勇敢，因为官僚群体领悟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中国政治的强固要靠道义的削弱。他们在将近半个世纪内挑唆一个夷国与另一夷国作对，自己坐收渔利，取得了成功，使他们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增强了对外国人智力的轻视。李鸿章不同于同时代那些最高贵的人，他既是外交官又是行政官，因此，虽然他充分地分享了他们对欧洲人的厌恶和猜忌，但他没有分享他们的轻蔑。我们比较一下他的奏疏、札文与其同僚督抚们所写的文件，可以发现他在这方面的辨别能力多么强大，远远超过了其他高官与皇帝的顾问。最富盛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刘坤一所写的公文，直到最后都继续代表着正统官僚的观念，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认为中国是宇宙的中心，而儒家学者是这个中心的香花。他们就对外政策层面向皇帝提供的忠告，跟实际存在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与李鸿章清醒而务实的阐述相比较，他们的作品给人一种梦幻飘渺而又幼稚的印象，似乎这些超级学者对于《论语》和《诗经》的研究，随着仿效梦幻怪兽蛇鲨进行的政治远足而发生了改变。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会做一些批评，来比较李鸿章展示的智慧与远见，和他主要的同事及对手缺乏辨别力的无能。在这里只须指出，士人的精神与道德状况及官僚阶级的家长制传统，使他们坚定不移地轻视外国人，两者构成了一种力量，任何个人都无法将之破除，或仅仅使之松动摇晃。他们的根基太深，他们的坚持不懈中牵涉的利益过于强大，任何个人领袖与传道者的认知和榜样都无法使之受到影响。李鸿章尽管一生中硕果累累，大权在握，但他对政治改革的主张却犹如荒野中的哭声，而且他对此心知肚明。他不可能重塑这个社会，因为他本人在许多方面就是这个社会正常而自然的产物。他在皇太后于1900年逃出京城后给她所上的奏疏中，正如他40年前撰写的那些奏疏一样，清楚地反映出他懂得威胁着中国的危险既来自外国人的侵略意图，也来自同胞的心理惰性。在评判他的成败时，我们应该记住一个事实，记住他终生的事业不仅是要防止欧洲人和日本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也要致力于教育国人清醒地认识新的力量，后者必定会根除他们自负排外的传统。

在进一步探讨李鸿章的事业生涯之前，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在处理对外事务中表现出来的非常清晰的洞察力与勇气，往往被他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贪污受贿与裙带之风所中和了。就这些不正之风而言，他仍然是其先人的一个典型产物。在他整个积极进取的政治家生涯中，到处都清晰地留下了中国那条腐败老蛇的足迹。在40年间，他任劳任怨，以不倦的努力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找到一种临时的解决办法，对充耳不闻的听众们大胆告知中国不设防状态的因果；但在所有的这些岁月里，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示范作用方面，他都没有试图消除中国衰弱的主要根源——官僚阶级根深蒂固的伪诈。相反，他在教育和行政改革方面采取的进步措施，他为改进国防制订的庞大计划，以及他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都被占用公款和不劳而获的贪婪显著地玷污了。在这些方面，他的国人从未给他以严厉的批评，因为公共服务中的贪贿是得到承认的既成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相反，其一生事功唤起的崇仰以及他所支配的权力，主要归因于他聚敛财富的手段高明。他在公共生活中的两名首要对手，作风顽强的军人左宗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都是人品完美的罕见典型人物，他们身居高位，却生于贫寒，死于清白；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李鸿章成功“榨取”的一生，使他在大多数同胞们眼里立于更为杰出的地位。有关这些事实，有关李鸿章自己曾坦言鼓胀的钱包在中国政治中的效力，我们都有必要和盘托出。我们承认李鸿章是19世纪的一位打造者，并对其事功做出如此的评断，但读者最好从一开始就接受以下的事实：他对其同时代人及其继任者——当代中国的官员们所施加的无疑是巨大的影响，决不是完全有益的，也不完全是有助于提升道德的。既然他以自己为样板认可了官僚阶级自私的个人主义和伪诈的传统，既然他未能在公共生活中灌输较高的标准，那么他必须受到谴责，他的影响必定是有害的。他从1860至1896年官宦生涯中的所有记录，使其同胞有理由相信，从中日战争直到他去世时（1901）为止，他与俄国的关系不仅是为了服务于其有远见的经世方略所要达成的政治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他不大正当的私人目标。他在长久担任直隶总督职务的期间与皇太后的亲密关系，以及皇太后当他“时运不济，为人所不容”时给予他的坚定支持，主要归因于他引人注目的能力和对皇室坚定不移的忠诚；但毫无疑问，臭名昭著的大太监李连英的腐败影响加强和维护了皇太后与他的关系，李鸿章至死都与之保持着一种经不住仔细推敲的亲近联系。中国在过去30年内所遭受的屈辱与掠夺，可以公允地归咎于大规模有组织的腐败，而这位太监就是其中的主要教唆者与受益人。李鸿章与他及其同类喽啰的秘密交往，以及他由实际上的非法纵容而聚敛的财富，是培育他的世态所承载的不良遗传，因此得到这个社会慷慨大度的宽容。和皇太后一样，李鸿章公开声称，非法聚敛私财是国家衰弱的一个原因，但他照干不误。然而，从欧洲观察家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其决心与智力的力量使他在其他方面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国人，但在这方面却是失败得如此明显，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反清运动从1894年由日本强加给中国的屈辱中剥夺了清政府最后的冲动，从这场运动的开始，直到这个无助的王朝于1911年垮台为止，欧洲人认为国家的腐败是一个魔鬼，并一再告诫改革派，随着这些异族满人统治者的下台，必须迅速地将之驱除。孙逸仙这样的狂热理想主义者和伍廷芳这一类机会主义者在其共和宣言中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宣称：清王朝愚昧的观念及野蛮的嗜好把中国引向了退步。然而，由于证据无处不在，改革派心中非常清楚：官僚贪墨的传统是汉人的，而非满人的；早在满人从默默无闻中一鸣惊人之前，这个传统已经盛行了很长时间，如果说满人皇帝光绪未能实现他那勇敢但不切实际的国家改革计划，那么他的道路上无法逾越的最大障碍就是李鸿章这类官僚的既得阶级利益和他们的企图，而满人为了保住自身特权采取的保守主义相比之下只是较小的障碍。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今日中国的实情，有助于我们了解官僚传统在短命的共和议会与命途多舛的袁世凯政权之下都未遭遏止的活动。满人离去了，但官僚群体留下了；袁世凯及想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人们所实践的治国原理，与李鸿章奉行的治国之术毫无不同。的确，只要我们记住，袁世凯与“共和国”的许多高官们仰视着李鸿章，把他当作自己的守护神、庇护者和榜样，向他学习巧妙改良官僚财政的许多办法，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其一般形态便是中国当今需求与所负外债的结果。可以公允地说，在许多方面，北京现存窘迫状况是李鸿章的直接遗产。

国民党与改革派在1913年倒台以后，袁世凯集中所有的力量推行中央集权政策，从而成功地重建并加强了因革命的骚乱而解体的财政机器。考察一下这种政策的性质与结果，我们的结论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作为政治家，李鸿章有一个重要的资格，也许比他处理外交事务还要重要，即他非常清楚在有效的中央当局领导下改革财政的必要性，将之当作适当的军事整备与海防建设的前提。如果说李鸿章在其事业中的某些阶段未能按照他的见解去行动，有时候甚至支持省级自治的原则（如同在舍纳德-阿思本舰队一案中一样），这仅仅说明，他所属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官僚保守主义压在他头上的死沉的重量，是不论如何伟大的个人都无望于以正面的攻击来克服的。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李鸿章的才干在于他采取了“中庸之道”，既为他明知必须做的事情而奋斗，同时又承认那些他必须作为权宜之计而被迫接受的事物。为了达到外交目标，为了逃避外国公使的要求并把他们的脑子弄糊涂，李鸿章无疑赞成并巧妙地运用权力下放与省级责任制的传统，但与此同时，他充分意识到了中国必须重组，通过行政改革从内部巩固自己，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增强了政府在财政事务中的权威并且实行了集权化以后。只要适合自己的目标，他和皇太后慈禧一样，为了哄住外国人，会在庄严的条约中声明将要调整所有弊端，表明发动所有改革的决心与能力；但不止一次，他在坦率并明显是真诚的时刻，向与他交情不浅的外国人承认：只要各省仍然留下了自治的法律，那么无论在行政、财政还是国防方面，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就中国的内部行政而言，他在稍后的生活中开始相信，只有中央集权的独裁，以某种宪法程序作为调剂，才能在面对来自外部的分裂影响的威胁时使国家凝聚在一起，他主张的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全部指向这一结论。事实上，为了让中国人民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央集权已经成为必需。晚年的李鸿章于1895年签署屈辱的马关条约回国之后，以悲痛的心情重新体味了这些实情。1898年迅速发展的广东革命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进一步强调了这些真理。他得到了教训，但是太迟了，但他的门生和继承人，身为总督又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却没有错过这个教训，他为财政集权化所做的努力没有间断，而且总体上不乏成功。这两个天赋很高的男人在许多方面比他们这一代人更为聪明，但他们都无望通过劝诫和树立榜样来突然改变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性格与习惯。在许多方面，他们自己也受到自身事业与行为的考验，要跟比其政治才干更为有力的返祖力量作斗争。他们的智慧察觉到了省级自治的危险，但他们的社会本能，他们继承得来的阶级偏见，都使他们俯首听命。我们从外部有利的角度考察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应该尽可能地认可这些根深蒂固的倾向，尽管这些倾向迥异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标准。在评估李鸿章的成败得失之时，我们应该像目前所能做到的那样，将他评判为一种格外僵硬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他觉察到了作为基础性国家改革的集权化的必要性，但他对那些本能、那些偏见的坚持，有时候会导致他对抗自己的这种认识。如果我们打算因此而谴责他，那么我们不应该忘记，省级自治在漫长的岁月里已被证明为一种成功的策略，能够满足自足而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的需要与天赋；若非西方的冲击剧烈地改变了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政治平衡，这种策略还能继续达成他们的目标。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陷入危险之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的商业与军事力量突然侵入了中国古老可敬的蛰居之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鸿章的生活便凸显为一场针对无望的机会而进行的勇敢而徒劳的斗争。他明明知道这种社会与政治体制无力保护自己，注定要衰亡，但他却坚定不移地信仰其道德的优越性，因此，这场斗争的徒劳无益更加令人哀怜。

已故的亚历山大·宓吉先生（Mr. Alexander Michie）或许是最有才能的观察家，也是现代中国历史最精确的记录者。他在以这种观点评论李鸿章的毕生事业时，建议我们探究以下问题：为什么像李鸿章这样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人，会穷其一生去追求不可能的成功？为什么在一个蕴藏着巨大智慧的国度里，这个任务竟然会几乎只是落到一个人的头上？他指出[5]：中国人“绝对不是傻瓜，如果我们发现，在国家大事中，他们没有展示比小孩建沙堡更大的智慧，那么自然得到的结论是，在他们一方和我们一方，都对他们面临的问题有所误解。但是，如果我们将中国人划归道德力量的世界，那么他们对属于自然力量世界的一切所产生的误解不仅是解释得通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双方都没有共同的立场来哪怕达成妥协，而其中一方肯定会永远误会另一方”。

李鸿章花了很多时间来寻求一个良方，希图达成那种不可能达成的妥协。如果他活到了今天，他那敏锐的智力一定会发现，在当前欧洲物质文明取得的惊人成果中，可以找到为中国人坚持古老信仰和行政家长制做辩护的信念。在他与欧洲人打交道的漫长而麻烦不断的岁月里，我们发现他常常扪心自问，并询问欧洲人：如果一个国家获得了全世界的杀人机器，却丢失了自己的灵魂，那么它得到了什么好处呢？甚至在他于1896年游历欧美感到惊奇和壮观的时候，他那成熟的判断力仍然引导他得出一个真诚的结论：尽管中国的文明存在物质衰落的屈辱，但它构建了更为合理、更为人性化的生活哲学，超过了“外夷”进化的所有成果。他这个判断，在比较观察的基础上形成，与占人类1/4的中国人民的本能而坚定的信念相吻合。李鸿章对西方机械科学表示出了很大的热情，但在这种热情背后，隐藏着他对经过岁月考验的完美而又战无不胜的道学体系所持的不可战胜的信仰，这是一种非尚武的文明，比希腊-罗马的文明更为稳定，李鸿章对它的信仰比引导他采用西方科学的任何冲动都要强烈。任何对李鸿章生活的记载，如果没有考虑上述的事实，就会误导读者。他在努力寻求不可能的妥协时购买了轮船和枪炮，但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终极的信仰还是深深扎根于圣贤们的经典，这有其更私密的文件为证。

为了对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的毕生奋斗进行批评性的研究，欧洲传记作者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因为中国未曾出品有关其生平事迹的精确记载。从其给皇帝所上的奏疏、从上谕和官报中收集到的少量信息，或多或少由于中国官方记载“制造历史”的倾向而失去了效力，因为这种手法为了赞扬统治者及其后裔，宁愿牺牲对于真实事件的忠实记载。他们让王朝的历史记载迎合官方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而与原原本本的世界很少关系，或完全无关。操作本国媒体的作家们在讨论公共事务时，同样偏好装腔作势，只提供了很少的材料，可以用于检验或补充官方的记载。当皇太后“为求历史准确”而从王朝历史中删除有关义和拳的诏谕时，她的行为符合编辑天朝“议事录”时早已确立的先例，恐怕李鸿章的官方传记也会遵从这同一种无微不至作伪的经典传统，因为自从1904年以来，一些学者和年谱作家一直在进行这项繁琐而闲散的编辑工作。从日记和学者们私下流通的记述中，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令人感兴趣而又公正准确的材料，但其中总是缺乏美国编辑们称之为“人性趣味”的内容。上海的一份报纸于1901年出版了一种李鸿章传，既没有致力于分析其治国之术的基本动机，又未发掘其成功生涯的秘诀。关于其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言之甚少，或者一无所载。因此，要对李鸿章的生涯进行总体性的批评考察，大多数信息都只能到欧洲观察家的著作中去获得。这些著作中的一些作品，由于对该国语言及习俗的肤浅认识，由于过于重视官方文献，在记载事实和由之得出结论的时候被引入了歧途。有些欧洲人非常了解李鸿章，他们可以写出秘史，其中包含他们根据贴近目标的私人观察所知晓的李鸿章生涯中的许多要事，可惜他们已经去世，没有留下只字片语。至于日记，李鸿章的美国秘书毕德格先生（Mr. Pethick）保存了许多年，却据报道称，已被人从其临终时所卧的床榻上偷走，从未复制过；卷帙浩繁的信札与笔记由鹭宾·赫德爵士保存于北京，由李鸿章最信任的顾问德璀琳先生（Herr Detring）保存于天津，完全毁于义和团骚乱期间。于是，李鸿章从1870年至1900之间在对外事务中所采取的秘密外交政策，就成了值得推敲的事情，因为留下的证据具有矛盾的性质。已故的亚历山大·宓吉先生的著作，仍然是所有当代记载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但它只涉及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此外，它还有一个缺点，即其作者与李鸿章的个人关系十分亲密，他对这位大总督心怀热烈的崇敬，这使他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平衡，而在《英国人在中国》（The Englishman in China）一书中为李鸿章描绘的另一可敬的形象则缺乏透视性。

另有一个资料来源，可能揭示中国这位19世纪打造者的性格和奋斗经历，那就是他自己卷帙浩繁的作品。李鸿章在其整个一生中无疑是一位勤奋不倦的编纂者，编写了大量有关时事的奏稿与评论，但根据我们现在对这些作品的了解，其成果并不能为我们的准确信息库提供多少补充，不论是有关其作者，还是有关他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和代表人物所担任的角色。1913年出版的一部作品，题名为《总督李鸿章回忆录》，由约翰·W·佛斯特（Hon. W. Foster，华盛顿的前任国务卿）撰写前言，声称是根据李鸿章大量手稿的译文选集编辑而成，而那些手稿是从他曾担任官职的各个衙门里取得的。该书故意匿名的编辑声称，这个纪念文集是由这位已故政治家的家人与朋友提供于世的，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批准。即便在人们确信此书是一个文本赝品之前，人们也能得出一个结论：已故李总督的国事文件一定已被用作服务于黄色新闻的可悲目的，或者被那些掌管文件的人们用于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为该书明显对国际要事只字未提，而坚持强调许多琐事。只有一个假设可以避开这个结论，即李鸿章谨慎地编辑过半政治性的日记，因为他信不过自己的后裔，而且对他们毫无诚意。这本书由这位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推荐给公众，由于此人在中国政府中担任显赫的职务，该书引起了不小的注意。不过，该书的权威性从一开始就遭到那些能干批评家的质疑。该书包括一些消遣性的闲谈，以及一大套古怪的哲学反思，但实际上没有揭示这位大总督30年内在其中扮演了重大角色的任何重要国事。何况，正如在其出版时不止一个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该书中包含推断性的回忆和有选择的编辑，但非常奇怪的是，没有明确指出文件的出处，因此该书在英国和美国初版时，人们对此大胆地表示了合理的怀疑。事实上，这件赝品在得到明确的检验之前，早就遭到了怀疑。但是持怀疑意见的人自然无法确定，最先在纽约《太阳》报和伦敦《观察家》上出版这部回忆录的富有想象力的美国记者曼尼克斯先生（Mr. Mannix）在做这件工作的时候，究竟是否告知了李总督的亲友们，究竟是否征得了他们的同意。赝品内部的证据无所不在，但另一方面，有一个事实十分明显：中国政府没有公开发表声明来否定这本书，而本书正好声称是中国政府批准其出版的。李鸿章本人的家族也无人出来加以否定。现在，李总督的一位家庭成员已正式宣布李总督从未写过日记，不论在他周游世界时，还是在他呆在天津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弄清了一个事实：曼尼克斯先生实际上于1900年到过华北，到过北京，他是美国第9步兵团的一名列兵。因此，他有些许可能在当时发挥了记者的能力，接触到了李鸿章家的某个成员，或接触过其他中国人，后者愿意并能够为他提供构成此“回忆录”的材料，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该书包含许多关于“中国改革派”思想方式的暗示，它们若非要求人们与这位做了巧妙虚构的作者进行实际的合作，就是给予人们一些启示。不用说，公众满怀好意地接受了它，欢迎它，把它当作了解远东人事的有价值的补充材料。

我们且不追究聪明的中国改革派究竟是否参与了编辑这部自传，可以公允地说，该书毕竟展示了不止一例非常可信的捐赠品，李鸿章的著作继承人或让受人也许认为这些著作适合于为已故的总督盖棺论定。该书还具有一定独特的价值，其中流露出中国官僚的种族意识，如果没有第一手的地方知识和专家协助，作者是很难进入这种角色的。例如，回忆录以许多古怪的方式反映了中国官员对于中国以外所有事物的轻视，以及其无知的勇敢无畏。因此，我们偶尔从这部奇怪的著作中引用一些文字，只是为了能够将如此间接而巧妙展示出来的反映当地官员观点的著作，与欧洲观察家有关李总督一生要事的看法做一个比较。但读者应该记住这个事实：那些强加到李鸿章头上的观点，实际上很少是由他本人记载下来的，甚至完全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因为他确实从未写过日记。

李鸿章最谦卑顺从的仆从，兼职官吏盛宣怀，在李鸿章去世后不久于上海出版了他的一个官札集。这些文件较之清朝的上谕和官史记载，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不具有更大的实际作用。总体而言，它们显著地展现了典型官僚咬文嚼字的才干，以及作者维护官员体面和挽回面子的突出能力，但无关于精确性，或者说，无关于事情的实际进程。可以确信，李鸿章的这些文札反映了最近的中国历史，以及他从太平天国运动直到义和团起义这段时间在其中担任的角色，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获得了值得注意的证据，有关中国官吏生存、活动与做人于其中的无所不在的“虚构”氛围，同时也获得了其作者对其政治与道德环境的本能的服从。的确，可以公允地说，它们的首要价值在于不自觉的招供，指证了这位儒家学者平静地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指证了他的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他至诚地相信中国治国观念中的卓越智慧。

因此，我们现在研究李鸿章的生平事迹，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独立而能干的欧洲观察家们见诸记载的观点，而较少以中国官方记载或李鸿章遗著中的证据为基础。类似的证据可以用作辅助材料，而不是用作结论。不过，不论我们的资料来源如何，不论我们根据这些材料做出怎样的评判，在评估对李鸿章及其作为19世纪打造者之一的地位做出的最终历史裁决时，为了对此人及其事业的公正起见，我们应该记住他出生于其中的社会与政治状况。当我们公平地权衡其功绩与错误和失败的比例时，让我们不要忘记他应召去对付的困境是特殊的，他面对的困难是有增无已的，而他几乎是独自一人，他是这个中央王国“神圣的遗产”，在国内他是大清力量衰微的结果，就国外而言他是欧洲的报警者与游历者。

注释

[1]参见《皇太后治下的中国》第6章。

[2]《这些来自中土》（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伦敦，1901）

[3]《开放的中国》，查尔斯·古兹拉夫著，史密斯·埃尔德公司（Smith, Elder & Co.）出版，伦敦，1838。

[4]参见《北京宫廷年鉴及回忆录》，海勒曼公司（Heinemann）出版，1913。

[5]《英国人在中国》，第2卷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