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宋词

你听过一个武将和一个儒生吵架的故事吗？吵架的内容是，当战争来临时，谁的本事大，谁更能在乱世中“定风波”？

武将说：“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大意是说，你们儒生能做啥，战争来临时，早都吓得屁滚尿流，还能平定风波？哪里像我们武将，手持宝剑与铁枪，驰骋沙场，真堪称乱世中的英雄！

儒生说：“征战偻未是功，儒士偻转更加。三策张良非恶弱，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　　项羽翘据无路，酒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当本，便知儒士定风波。”大意是说，打仗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智慧，你看，项羽本事大吧，但怎奈张良有计谋，最终竟逼得项羽、虞姬都自杀了，谁又说儒生不能定风波呢？

这个故事来自敦煌曲子词《定风波》二首。

敦煌曲子词是词的初始状态。词的源头，大都是些“酸曲”“佛曲”“小调”之类，多由民间的“无名氏”创作，包括乐工、歌女、和尚、道士、医生、武将、农夫等。他们在创作时，纯粹是自娱自乐，很少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基本上都是缘事而发，写的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小场景、小冲突，很有民间文学的色彩。

至中晚唐、五代，便出现了许多文人词。文人词萃取了民间词的精华，主要提炼出“词深于言情”的特质，并在言情方面，逐渐深化了词的特质。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是这一时期的翘楚，也都是写情的行家。尤其是李煜，堪称“词中情圣”。其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回首往事，花也谢了，月也落了，唯有这眉上的愁、心中的恨，总是郁结在胸中，问这愁、这恨有多少，却像那东流的江水，滔滔不绝，永无尽头。陈廷焯在评价此词时说“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李煜的词，可谓情词中的情词，情词中的顶峰。

到了宋代，文人们自觉意识到诗与词的差别：诗以言志，词以传情。他们普遍认为，词善以言情，比较擅长传达内心最柔弱、最隐秘、最细腻的感情，尤其是要记录自己内心不可告人的情事时，最好是填词。在审美风格上，也逐渐出现“诗庄词媚”的特征。诗就像一个庄重的君子，词就像一个妖娆的女子。作诗不可太放荡，要端着，尽量表现出温柔敦厚的样子；填词则不然，没有太多的忌讳，可以放纵笔墨，尽可能地把心底那些不敢言说的私情、柔情、相思之情，甚至艳羡之情，都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

比如，欧阳修的诗与词，就呈现出两种迥异的风格。欧阳修的诗，以贬谪的诗歌为例，给人的印象是，他就是一位“少达而多穷”的正人君子，而他的词，今日流泪、明日落花，仿佛他是一个痴情公子，整日沉溺于男女之情事中，拈花问柳，吟风弄月，以至部分当代学者在评价欧阳修时，认为他具有“两重人格”“多重人格”。究其原因，可能是宋代的诗与词有着清晰分工的事实。

苏轼是努力打破诗与词分工的第一人。他认为“诗词一家”，并在词的创作过程中实践“以诗为词”的写作技巧，开一代豪放派词风。可纵观其词集，在他一生创作的三百多首词里，能真正称得上“豪放”二字的，也为数寥寥。

宋词就像一部隐秘的情史。词人以词写情，并因其叙事性的场景描写，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探绎、勾勒、叙述的情事。

读宋词，如读私人小说，让人着迷。宋词之美，犹如醇酒。如果说，唐诗是一味药，那么，宋词就是一杯酒。这杯酒，只醉人心，不醉人身。

《宋词一百零一夜》写的就是那些能醉人心的词的故事，从由南唐入宋的李煜，到作为宋词殿军的张炎，基本上以词人生卒年为序，较为忠实地描述了这些词人的传奇人生。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所说的宋词之“宋”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北宋、南宋，还囊括了辽与金，因而也收录了辽代女词人萧观音、金代词人元好问的作品，请读者留意。

关于宋词的分期，学者们众说纷纭。如果把词的发展看作人生阶段，有童年、少年、青年、壮年、晚年五个时期：敦煌曲子词是词的童年时期，顽皮可爱，质朴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五代与北宋初年的词，是词的少年时期，多写“少年情”“少女心”，处处流露出青春的气息与烦恼；北宋中晚期是词的青年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给词指出了“向上一路”的途径，风格雄健、豪迈；南宋初期的四五十年，是词的壮年时期，以辛弃疾为代表，多抒发激烈抗争的感情，以写壮词为盛；南宋中晚期是词的晚年时期，多写亡国之哀音，消极避世，衰老之态尽显，就是写爱情也多“少年情事老来悲”，颇多悲苦之音。自然，词人作词时，并不知其处于哪个时期，也不会为人为的分期而创作。任何分期都有其不尽完美、难以囊括穷尽之处，本书将宋词分为四期，亦不过是为读者开一个方便之门，以助于逐层理解宋词的奥义。

读词如品酒，愿君品得词中三昧，悟得人间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