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全国迅速推进，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城市发展的主力军。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希望在城市扎根并完全融入城市，他们是市民化最为迫切的群体之一。相较于国外的二代移民，国内新生代农民工有可能面临“回不去”又“进不来”的困境：一方面，成长经历使他们从乡村的互惠关系中“脱嵌”；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又会限制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发展，使其在城市中面临社会融入问题。

当前我国学者关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社会融入的发展模式、影响因素以及解决办法等，现有研究对农民工社会经济融入、心理融入的关注较多，对农民工居住融合的研究相对较少。虽然有研究涉及移民和农民工的居住融合问题，但这些研究更多是从住房空间的物质属性关注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从政策供给的角度来解决其住房问题，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农民工“住进社区之前”的环节，而对“住进社区之后”的环节的研究还很欠缺，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使得他们受到不同社会资源与市场机会的制约，因此他们会做出不同的住房选择行为。在他们进入不同类型居住空间之后，居住空间社会环境质量对他们社会融入差异产生影响的机制，学术界尚未探究。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不同类型居住空间之后，彼此之间社会融入结果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形成被理论和实证证据充分支持的社会融入导向住房政策，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加快非户籍人口市民化进程。

本书的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围绕居住空间的社会属性，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入的研究分析框架，遵循“行为—结果—机制—实践”的逻辑思维，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 dynamic survey，CMDS），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卡方分析、多元回归、调节变量、分组回归等统计研究方法，分别实证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产生住房分化的行为表现及原因，不同住房选择行为对其社会融入结果的影响程度，以及住房选择行为通过个体社会资本积累的形式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结果的机制。此外，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本书的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个体社会资本在不同居住空间的异质性效果，归纳了国内外解决外来移民或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的实践经验。具体而言，本书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基于边燕杰教授关于获取住房资源的二维度分析框架——社会位置与个人能力，比较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住房选择行为方面的差异。从代际比较来看，相较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购买住房的比例整体相对较低，在社会位置与个人能力方面占据优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偏爱体面且宜居的保障性住房，在这些方面不占优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偏爱经济实惠的集体宿舍。从代内比较来看，在社会位置和个人能力方面占据优势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购买住房、保障性住房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社会位置和个人能力方面处于劣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多选择集体宿舍或租赁住房。户籍制度产生的马太效应以及城中村排斥性改造政策加剧了劣势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选择上的弱势地位，而获取社会支持、身份转变、子代教育成为农民工群体内部产生住房选择分化的动力因素。

第二，相较租赁住房而言，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集体宿舍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不显著，内部的网络支持带来的积极作用与外部的网络拓展带来的消极作用在居住空间内部相互抵消。虽然选择保障性住房和购买住房与社会融入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购买住房的影响系数更大。保障性住房为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提供场所，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起到积极作用，而拥有产权代表着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提高，这有助于他们积极地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其中，在经济整合方面，集体宿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购买住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保障性住房影响不显著；在社会适应方面，三种住房选择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但购买住房影响系数较小；在文化习得方面，集体宿舍影响不显著，而保障性住房与购买住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心理认同方面，集体宿舍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而保障性住房与购买住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第三，从住房的社会空间属性出发，本书的研究发现，相较租赁住房而言，集体宿舍与桥梁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其居住空间的同质性会强化内卷化的群体互动，并切断与异质化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保障性住房与桥梁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不显著，其形式上的混合居住只是给不同阶层居民提供了在场交往的空间场域，但群体之间的行为规范与生活路径的差异使得两类群体无法形成共同在场的情形以及有效的交往与互动；购买住房与桥梁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呈现显著正相关，其居住空间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能为他们创造更多加入本地组织、参与本地活动的机会，并且拥有住房产权，能极大地增强个人融入社区和与本地人交往的信心，这有助于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本书的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个体社会资本在不同居住空间内的异质性效果。在群体成员异质性较低的居住空间内，个体桥梁型社会资本更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不仅有助于发挥社会资本的功效机制，促进互惠规范的社会行为发生，而且这种弱关系是增加信息渠道以及更大程度地利用权力和资源的关键，它能有效地减少信息的冗余；而在群体成员异质性较高的居住空间内，个体黏合型社会资本更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不仅有助于发挥心理认同机制，催发邻里之间的人际信任，而且有助于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第四，考虑到定量研究只回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住房选择行为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融入结果”，并未给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大城市居住问题的解决方案，本书的研究进一步梳理了国内外解决外来移民或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的实践经验。归纳起来有三种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一是积极制定住房法，并成立专门的非营利性住房保障机构，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和社会住宅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二是发挥社区的社会化场所优势，通过社区营造和社区活动的项目化运作，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三是重视城市更新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结合，在更新改造过程中兼顾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需求。

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从综合住房选择、社会资本及社会融入等视角，建立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行为对社会融入影响的研究分析框架。②从居住空间的社会属性出发，建立了社会资本与住房类型的联系。社区公共空间为同伴效应的发挥提供了不同的展示机会；社区社会结构为同伴效应的发挥创造了不同的结构性条件，为认同机制的发挥营造了不同的文化氛围，并通过学习机制、固化机制、权利意识、阶层意识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于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实证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通过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形式的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机制，以及群体成员异质性对个体社会资本作用效果的差异化影响。③提出了扩大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保障对象，构建以公租房、集体租赁住房与村民租赁住房为支柱的新型住房保障体系，以及采取嵌入式更新方式建设小面积社会住房的政策建议。

本书的研究，有利于决策部门更好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与社会融入的相关关系，以及转变住房改革的思维，由注重物质环境更新转变为关注社会空间互动，进而更有效地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方浩
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