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组织推进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坚持精准扶贫方略，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扶贫资源、政策工具，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强调“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金融力量的支持。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强化金融支持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类生产要素高效组合，有利于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效率，从而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征程上，应进一步发挥金融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作用，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川渝地区农村经济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农民福利得到有效改善，但是无论从区域差距还是城乡差距来看，川渝地区农户福利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政府很早就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发展理念，该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公平性增长，目的是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更多的普通人群，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健全的农村金融体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农民福利待遇，推动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而金融抑制导致农民信贷资金的缺乏会在多方面对农户福利产生负面影响。自21世纪初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农村金融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均提出了要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等要求。因此，发挥农村金融在改善农户福利中的作用，对探索我国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基于川渝两地四个区县的宏观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川渝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福利影响进行研究：

第一，川渝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户福利的演变历程。从宏观的时间序列来看，川渝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小幅度波动，但是总体趋势大致向上。川渝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逐年上升，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断下滑。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变化趋势一致，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农村金融覆盖密度保持平缓的上升趋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开始下降，直到20世纪初这种下降趋势才得到有效遏制。从福利指标来看，农户的收入、消费和家庭净资产不仅低于城市居民，也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值，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扩大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此外，农户非农收入增速快于农业收入，农户的资产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第二，川渝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样本地区的面板数据，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分解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和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四个指标，具体分析每一个金融发展指标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非农收入、农业收入均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但是农村金融发展对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非农收入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均强于农业收入，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对非农收入显著性较强而对农业收入影响的显著性较弱，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影响方向完全相反。加入控制变量后，农村金融发展各变量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影响方向上没有变化。

第三，川渝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及流动性约束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均纯收入、农村金融发展各变量（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和农村金融覆盖密度）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影响农民人均消费支出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变量。在农村金融发展变量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对农民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增强，但是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性较弱。此外，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金融覆盖密度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长期效应，农村金融发展结构的改善在短期内显著刺激农民的消费支出的增加，而长期内对农民的消费支出影响微弱。利用传统的λ模型研究发现，川渝地区农户受到的流动性约束较为严重。研究利用改进的流动性约束模型进一步发现，流动性约束依然是解释农户消费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因素，而不确定性对农户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实际利率的下降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开展也没有显著促进农户消费的增加。

第四，川渝地区农村信贷约束的福利损失效应。川渝地区农村信贷约束普遍。农户的耕地面积、教育和医疗支出、家庭是否发生较大突发事件、家庭规模、家庭老人和孩子数量，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是正向的，农户家庭金融资产余额和家庭收入对信贷需求的影响是负向的。其余变量对信贷需求影响不显著。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耕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拥有专业技能、家庭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有无亲戚或好友为乡村干部、是否村干部、家庭礼金支出、是否参加联保小组、该村人均收入、村庄人口总数量对资金供给有正向影响，家庭老人和孩子数对资金的供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余变量对资金供给的影响显得较为模糊。特别地，在我国川渝地区的农村，社会资本存量越丰富的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越小。信贷约束导致农户福利净损失，其中对消费的损失效应最大，对非农收入的损失效应强于对农业收入的损失效应。川渝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的普遍性，使得福利损失在亲朋好友间相互转移。

第五，改善农户福利，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支持及相关配套改革。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旨在推动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首先，需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充分发挥正规金融在提升农户福利中的积极作用。其次，要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借贷，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再次，缓解贫困地区农村信贷约束不仅需要加大供给力度，也需从需求方入手。鼓励农户积极参加联保小组，提高农户参加联保小组的比例。减少农户对正规金融贷款的认知性偏差，让更多农户熟悉贷款条件和流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重大疾病和生命财产保险制度，避免农户因重大突发事件陷入贫困。最后，除了金融发力，提升农民福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基础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胡帮勇

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