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建设中，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工业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进入全面调整期，旨在合理配置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各方社会经济关系，为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智慧农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越来越大，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劳动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城镇就业主流的农民工群体，其自身文化程度较低、劳动技能缺乏、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少且质量较差，大部分农民工仅凭自身体力从事一些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其就业形势面临“用工荒”和“就业难”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结构性失业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自身面临多重困难，加之农民工自身的就业能力差，劳动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容易被经济性裁员。另一方面是就业质量问题，即农民工虽然暂时有工作，但其工作不是长期稳定的，其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工逐渐演变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这双重困境严重地影响了农民工体面就业水平的提高。

本书立足于如何解决农民工体面就业的现实问题，对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体面就业状况展开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本书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计量分析法，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农民工实现体面就业的前因变量和后效变量。笔者研究发现，构建多方合作型农民工体面就业实现机制新模式是提升农民工工作与生活质量、组织绩效和有效构建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较佳途径。通过理论构思，本书构建了农民工实现体面就业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八个相关理论研究假设，从理论视角构建了农民工体面就业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关性和隶属度分析方法对理论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筛选，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体系进行权重赋值。权重赋值体现各评价因素对总目标的影响程度，故本书提取权重赋值前10位评价因素进行排序；本书把最终形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成问卷，并采用同度量化方法把调查问卷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同度量化处理，构建了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评价结构模型，计算出各种条件下的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采用相关性和边际效应分析法对前述八个相关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所有理论假设均得到验证。本书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根据确定好的指标权重对前10位评价因素进行排序并与关系层进行对应，笔者发现，农民工体面就业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协同治理。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劳动报酬、权益侵害和工作机会，这说明农民工体面就业比较注重生存就业和安全就业，这三个因素均可从宏观层面上反映政府职能及运行效率，事关农民工能否体面就业。排名第四、五、六、七位的分别是组织人际关系、是否通过工会组织维权、劳动关系和收入公平，这四个评价因素说明要实现农民工群体体面就业必须注重企业组织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工会组织建设。排名第八、九、十位的分别是就医条件、工作—生活平衡和养老保险，这三个评价因素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生活质量方面的内容。总体来说，排名前十位的评价因素表明，农民工体面就业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企业、工会和农民工自身等多方协同努力，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第二，本书通过构建评价结构模型计算出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农民工体面就业综合指数。从年龄角度来看，50岁以上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远远低于综合指数水平；从在企业工作年限来看，体面就业指数水平随着农民工在企业工作年限的增长而提高；从所在的职位角度来看，94.82%的农民工属于企业普通员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低于综合指数水平；从不同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体面就业指数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西部地区最低；从拥有劳动技能的角度来看，近七成农民工不具备劳动技能，只能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体面就业指数水平明显低于综合指数水平；从流动次数来看，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与流动次数呈倒“U”形关系；从工会会员身份来看，89.13%的农民工没有加入工会组织，体面就业指数水平低于综合指数水平。

第三，本书通过对农民工体面就业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知：一是农民工体面就业与各维度指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二是农民工体面就业综合指数水平堪忧，尤其是生存就业和安全就业存在较大问题。

第四，本书采用相关性和边际效应分析方法验证了农民工体面就业影响因素相关的前五个研究假设。人力资本与农民工体面就业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社会资本所包含的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质量与体面就业指数呈正相关关系；组织因素中的不同所有制组织的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存在差异，其中私营企业中的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最低；不同行业组织的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存在差异，其中劳动密集型组织中的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最低，且从比例来看，私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农民工占比都达到了90%以上；不同经济地域的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存在差异，其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最低；是否具有工会会员身份的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存在差异，其中非工会会员身份的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最低，非工会会员身份的农民工占比高达89.13%；采用边际效应分析政府职能与效率对农民工实现体面就业的影响：加班工资支付满意度与农民工生存就业呈显著相关关系；未发生过安全事故、不强制加班、参加社会保险险种数量与农民工安全就业呈显著相关关系；建立同工同酬制度、建立劳动技能培训制度、执行带薪休假制度与农民工公平就业呈显著相关关系；具有工会会员身份与农民工有尊严就业呈显著相关关系。由此论证了政府在加强加班工资、安全保护、劳动条件、社会保险、公平待遇、职业培训、带薪休假、工会组织等方面的立法与对企业组织的监督管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体面就业指数水平。

第五，本书采用相关性分析法验证了农民工体面就业对其后效变量的影响，即体面就业对提高组织绩效、农民工工作与生活质量和有效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后效变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第六，本书分析了在经济新常态下各影响因素对农民工体面就业水平提高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了政府、企业、工会和农民工自身等多方合作型实现农民工体面就业机制新模式的构建和对策。

陈静
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