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医历程
我自幼体弱多病，父亲经常抱我找邻居沈卓然老中医看病。我从小就经常跑到沈家串门，就像自己家，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往沈老医生家里跑，帮扫地，摆好椅子，给患者端水，看沈医生把脉治病。沈医生看我聪明懂事，开始教我背《药性赋》《汤头歌诀》，说等我长大后教我看病。（我的子女从刚刚会说话，我也叫他们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他们6岁便会帮我抄写病案）我看见很多人找沈医生治病，患者回诊时喜悦的表情，说明疗效很好。耳闻目睹之下，我自小就立志学习中医，沈医生是我学医的启蒙老师。
1966年我读高中时，碰到“文革”，同学们当红卫兵去串联，由于我喜欢中医，便利用学校停课，在家学习《中医基本理论》《伤寒论》《温病条辨》《针灸甲乙经》等经典著作。待业期间，我已能为左邻右舍扎针开药，且小有名气。1968年，街道办推荐我参加“赤脚医生学习班”，学习回来便在街道当赤脚医生。隔年，上级从一百多名赤脚医生中，挑选10名学员到潮州市人民医院实习。在实习期间，我刻苦耐劳，虚心向学，医院又从中挑选4名招为正式员工（以前叫补员）。我先后多次被医院评为优秀员工。1973年，国家出台工农兵学员上学校，我被选送参加考试，后被汕头地区医校中医专业录取，毕业后，回原单位潮州市人民医院，开始执业行医。由于我原有中医基础，工作不久就有很多患者找我，我们医院又是市级医院，患者也多，给了我一个磨炼的机会。我每天都要看几十号患者，效果也不错，患者反映很好。
学无止境，我又参加了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函授班，其间，1982年又脱产一年参加学院中医理论提高班。当时学院辅导员和学员根据我单位的推荐材料，要推荐我当班长，我推辞只当学习委员。因为学习委员有机会把学员在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向教学老师反映，这样我就有机会多接触教学老师，多听到老师的教导。当时教我们内科的是邓铁涛（首届国医大师），教妇科的是罗元恺（新中国首位中医教授），教温病学的是刘仕昌，教外科的是黄耀燊。邓铁涛、罗元恺、黄耀燊被誉为广州中医学院“三驾马车”。可惜的是这些元老都先后离我们而去了（邓老最长寿，于2020年1月10日早晨6：06逝世，享年104岁，我连夜写了一篇祭文，追悼恩师邓老）。回顾邓老对我的厚爱，不胜感慨。邓老不仅带我出国参加学术交流，而且当我在点穴疗法方面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就题词鼓励我：“陈荣钟同学金手一双，寿世活人。”这是希望我的双手像金子铸就一样耐用又不生锈，希望我能长寿，更好为黎民百姓服务。毕业时，由于我各科成绩优秀，被学院评为“学习积极份子”，受到学校的奖励，总算不辜负邓老对我的期望。
“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患者担心的是疾病多，医生担心的是治疗的方法少。的确，在临床中碰到一些疾病，光靠药物是不能解决的。我正苦于无良策，1985年初，从电视台获悉山东崂山贾立惠点穴治难疾报道，一位中风偏瘫患者经贾老点穴后当即恢复步行，太神奇了。我便向医院提出到崂山进修，得到院领导的同意。
学习期间，我碰到许多问题：第一，我是南方人，对当地饮食不适应，啃不了山东大馒头，一个多月就瘦了几斤。第二，学习点穴要有强壮的体魄和持久的耐力，特别是指力。为了达到点穴所需要的指力和功力，我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打太极拳，习武练功，练推山功，从用五个指头做俯卧撑，到用两指头都能做俯卧撑。为了提高指力，就在沙袋上练，十指练肿了，就泡泡药酒再练。为了准确点击穴道，感受点穴效应，还要在自己身上练，反复练，终于闯过了指功关，经测试指力可达40千克。一有时间我便上崂山太清宫，向匡常修道长学拳术、剑法，经习武练功，身体也壮了，太极拳更胜一筹。
我虚心刻苦求学，得到贾老的厚爱和无私的传授。有一次，贾老从《新中医》杂志中，看到我发表的论文，知道我中医功底扎实，有了扎实的中医基础，来学习点穴疗法一定学得快，学得好，所以他希望我能为点穴疗法争光。贾老是民间医生，未经历医学院校系统学习，常被其他医生看不起，女儿只是小学毕业，侄儿虽然是中专毕业，但念的是师专，不是医专，所以接班人很成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贾老辛辛苦苦创立的我国第一个点穴康复医院，在贾老逝世后就倒闭了，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教训啊！
由于没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后继乏术，后继乏人，才会造成这种结果。所以我吸取这个教训，把一对龙凤胎子女陈耀龙、陈淑慧均培养成医学博士，从高层次传承点穴疗法。我时刻牢记恩师给我的题词鼓励：“我们研医，为光中华，嘉惠人类，别无他求。”我今生所求无他，只为把点穴疗法传承好，造福人民。
我从崂山学习后回到医院，就创办点穴专科，短短两年时间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患者，其中也包括来自港、澳、台的患者，甚至东南亚的患者也慕名前来求医，声名日增。1989年底，医院报广东省卫生厅批准，成立广东省唯一点穴治疗中心——潮州市点穴治疗中心。时任省卫生厅厅长张勤、潮州市副市长詹友生、恩师贾立惠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和揭牌仪式，《广东卫生报》头版头条予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