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思潮与特征》：历史学与史学史

一

历史一词，实际包含两种意义。一是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二是人们，主要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总结。后一种意义也就是历史学，简称史学。[1]对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的总结，则称为史学史。以此看来，史学史应该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历史是人们对以往一切过往行为的总结和阐述，就像人们必须依靠记忆来生存那样，史学史则是历史学家对以往一切历史著述的反思。没有史学史的研究，历史学家就无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水平。没有史学史的研究，历史学家甚至无法了解历史学的过去。

但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对史学史的研究并不很重视。中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光正史就有二十多部，俗称“二十四史”。但在这些浩繁的史籍中，只有唐朝的刘知几写过一本《史通》。在其中，他总结了历史学的发展，并提出了自己对历史学编撰的设想。刘之后，清朝的章学诚写了《文史通义》一书，进一步阐发了对历史学编撰和研究的看法。从刘知几至章学诚，其中隔了有千年之久。期间尽管也有一些史评、史论或读史笔记之类的著作，但其质量和规模，都不足以与刘、章两书相比，称不上正规的史学史著作。实际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不单纯是一部史学史著作。顾名思义，章企图将文史糅合在一起，不加区别。这种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下面还要谈到。我们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众多的中国史学典籍中，仅刘知几《史通》一书硕果独存，为正宗的史学史论著。

相似的情形也见于欧洲。自古希腊开始，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写就《历史》一书以后，历史写作在西方堪称绵绵不绝，蔚然成风。希罗多德写作的时代是公元前5世纪，与孔子差不多同时。比之司马迁，则早了有三百年。从古典时代至文艺复兴，欧洲史学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即使在中世纪，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也不曾减弱。中世纪的僧侣们企图运用历史来阐述宗教教义，揭示上帝对人类历史的主宰。在这两千年中，尽管历史名著杰作层出不穷，但史学史的专著，则寥寥无几。杰出的古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曾经对前人的著作发表过一点议论，这可算是一个例外。16世纪法国的博丹（Jean Bodin）写了《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一书，可称得上是较早的一本欧洲史学史的著作。比它更早的，据我所知，可能是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历史导论》了，但如所周之，赫勒敦并不是欧洲史学家，尽管他的书对后来的欧洲史学有一定影响。

但实际上，博丹等人也并非对历史写作本身感兴趣。他们只是阐发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从现代意义上来说，他们属于历史哲学家，而不是史学史家。在欧洲，真正的史学史方面的研究，则要到19世纪才出现。一开始主要是历史资料的编撰，以德国为领先。1830年，德国史学家达尔曼（Friedrich Dahlmann）编出了《德国史史料》（Quellenkund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一书。接着英国和法国的史学家，加上美国史学家，也相继编出了史料性的著作。1874年，在上述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弗林特（Robert Flint）写出了一部史学史的专著——《欧洲历史哲学：法国和德国》（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Europe:France and Germany）。尽管书的名称用的是历史哲学，但弗林特实际上写的是欧洲史学在近代的发展。书中论述了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历史哲学的形成。19、20世纪之交，史学史专著在欧美各国层出不穷。对我国读者来说，比较熟悉的有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和鲁滨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绍特韦尔（James T.Shotwell）的《史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这两本书都有中文译本。另外，两位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harles V.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中文译本。当然，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史著作可能要数英国古奇（George P.Gooch）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了。此书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89年出版。上述的几本书都是概括总结西方史学发展的名著，也是当时欧美各国大学历史系通用的教材。从那时起至今，史学史的课程在欧美许多大学成了一门基础课。

西方史学家对史学史的重视也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但因为当时中国和西方社会情形的差异以及国际地位的不同，研究者的目的和心态很不同。研究的方向也不一样。如果说西方史学家研究史学史是为了总结以往历史学的成就，那时的中国史学家考虑的更多是怎样批判和改造传统史学。梁启超的《新史学》（1902年）是一显例。《新史学》不仅是中国史学家在近代第一本史学史研究的杰作，而且是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先声。激愤于中国的贫穷和积弱，梁启超企图对整个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造。历史学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因此史学的改造便成了当务之急。

梁启超的《新史学》可说是为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设定了一个基调。虽然他本人后来逐步改变了对传统史学一概否定的态度，但就总体而言，中国近代史家承认旧史学改造的必要；他们的区别是怎样改造，或用什么方法进行改造。顾颉刚否定古史的可信性是一种方式，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来整理古籍也是一种，傅斯年强调史料的验证和地下实物史料的发掘在这一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1949年前后出版的一系列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来重新写作古代历史的著作更是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2]

二

以上对中外史学发展的简单回顾有助于我们认识史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还需面对的一个现象是，为什么历史写作在西方各有好几千年，而史学史研究则是在近代以来才出现呢？从表面上看，这一现象似乎可推导出一个危险的结论：历史学家并不重视自身学科的发展史。一方面，历史学家要求人们重视历史，牢记过去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本身并不重视历史学的研究。这一分析乍似有理，却并不完全正确。至少以此指责历史学家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尽管现代科学已经有了不少瞩目的发展。但大多数科学家并不从事对自身学科的研究。就物理学来说，只有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总结物理学发展史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库恩的书自然是划时代的著作，对其他学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但相类似的著作，却并不见多少。自称物理学史家的人，也不多见。

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否说明人类的自然健忘，几乎是一种本性呢？我不知道，也不想做出这一判断。但也许正因为人们不想总是回顾过去，才会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吧。中国古代史书汗牛充栋，但王朝循环往复，社会不见得有长足进步。但我不想因此建议我们不学历史，或者说历史不重要。因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联系，还有待研究，不能假设，更不能视作理所当然。学术研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独特的传统，人类对知识的追求是其区别于动物的一个主要标志。它并不因为其社会功利价值的大小而丧失其存在的地位。

实际上，历史研究表达了人们积累知识的一种愿望，而知识的积累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之所以并不赞成近年有人提出建立“实用历史学”的建议，是因为这种做法只能使历史学庸俗化，或沦为“影射史学”，对历史学发展无益。史学史的研究是历史学家积累历史学知识的一种方式。因此，这一研究必然与历史学的发展有联系。为什么在历史学发展的早期，史学史研究不曾发达，就显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换句话说，史学史的研究依赖于历史研究本身的进步。这一进步主要表现之一是历史学研究的专业化。在欧洲，长期以来，历史著作的写作常常是一种业余爱好，其写作者有自己的职业，并不以写作历史为生。他们或是旅行家、政治家、军人，或者是宗教人士、尼姑、僧侣等等。历史写作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业余爱好，或出于一种政治目的。如古罗马政治家恺撒（Julius Caesar）就写了两本有名的历史著作，记述了他远征高卢的功绩，以此来扬名政坛，拓展仕途。显然，历史研究对于恺撒来说，只不过是他政治手段的一种，我们因此很难想象像恺撒这样的“业余”历史学家会有意识地对历史学的发展做进一步的反思，尽管他的著作本身对罗马史学进步有一定贡献。

欧洲史学的专业化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形成的。其标志是历史研究机构的建立、专门史学杂志的发行，以及大学作为教学和研究机构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专业历史研究人才。19世纪70年代，就美国而言，一些大学开始设有历史学教授的职位。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培养历史系研究生。哈佛大学也建立了相应的项目。至19世纪80年代，德国、英国和美国都相继建立了历史研究的专业学会，以后又出版了专业刊物，如1886年的《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895年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等。不过，在这些专业学术团体建立的初期，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是专业历史学家，但显然，这些机构大大地促进了史学研究专业化的形成。[3]历史研究在近代中国，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不过我国自己培养历史学博士则是近几年的事。

历史学家的专业化还表现在，他们必须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立的人格。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很早就成了一种职业。“史”的原意就是一种宫廷的官职。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历史学家在中国古代早已专业化了呢？显然不能。其中理由很简单，那时的历史学家是宫廷意志的附庸，他们不能独立思考，也不能自由写作。事实上，所谓“正史”的写作，多是在皇帝的直接旨意下进行的。

宫廷的直接干预看起来似乎有助于历史的编撰。历史学家进入宫廷，便能看到许多难以寻觅的文件资料。但实际上，宫廷史家的历史研究，受到极大限制，忌讳颇多。刘知几曾对此做过精彩的描述，兹不举例。[4]宫廷史家的作品，因此也常常失实。他们对一些有损宫廷脸面的事实，讳莫如深。“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孔子早就制定的一条准则。“如实直书”的作品，并不太多。仅举一例，《明实录》对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和“夺门之变”两事，巧言粉饰，不敢直书，而实录通常是宫廷史家写作历史的基本素材。如果实录都有所隐讳，何谈正史？当时的历史学家就对此特别不满，他们叹道：“有明以来，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5]所以有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藏书》等所谓野史在明朝的盛行。试想，在封建统治的高压下，历史学家怎能对于历史学做出客观的总结呢？正宗的史学史家像刘知几等，因此也就成了凤毛麟角。

三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写作，也就不能自由评论别人或前人的作品，这两者都导致系统的史学史的研究不能开展。因为历史思想的研究，是史学史这一学科的主体。从欧洲史学史的发展来看，正是由于史学家思想的活跃，才引发了史学史这一学问。上面提到的罗伯特·弗林特一书，正好说明了这一情况。弗林特阐述了对各种史学流派的看法，成为史学史研究最早的一个例子。这一例子还说明，社会思潮所导致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所作的不同解释，是史学史研究的前提之一。这一说法在中国近代也成立，梁启超的《新史学》一书的产生，便是在欧风美雨的飘荡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改造中国文化而对传统史学进行反省的一个产物，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史学家继续对史学的改造进行探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史学流派，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丰富题材。[6]

欧洲社会思潮对史学史的影响，十分明显。文艺复兴时代，史学家即将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古典、中世纪和他们自身的时代，认为古典文化经过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在15、16世纪复苏，进入了新时代。这实际上既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也是对史学发展的总结。18世纪的启蒙学派史家继承了这一解释，发展出理性主义史学。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盛行，中世纪文化得到了重新估价，历史学家更注重历史学发展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和复苏。至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思潮成为主导，历史学家力求在事实中寻求解释，而将对历史的理论探讨让给了历史哲学家，或干脆哲学家来处理。当然，这并不等于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时，不带任何政治或学术信念。

上述社会历史思潮的递嬗，形成了欧洲史学史的主要内容，对这些不同史学流派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历史学家对历史所做的各种解释，以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史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事实上，史学流派的产生，也会对历史编撰产生影响。启蒙史学家伏尔泰一再强调古不如今的理性主义思想，强调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他认为古史既不可信也不实用，同时期的英国历史学家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伏尔泰的朋友，也重申了他的论点，并运用历史批判方法对古史的欺隐做了揭露。与伏尔泰相比，博林布鲁克的历史实用主义更为明显，他信奉古希腊时代就流行的“历史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的论点。[7]至于实证主义对史学编撰的影响，更是明白无误。由于实证主义强调对事实的搜集和整理，导致历史学家埋首于文件档案堆里，一时间，大有不用档案就不能写作历史的气概，这种风气直至今日仍然在欧美各国盛行。当然，历史史料的使用在今天已大大拓宽，社会史家开始运用各种文献资料，也包括口述史料来写作历史。但注重史实考证之风，仍旧与19世纪史家一脉相承，只不过，彼时运用档案写作历史还是一种创新，而在现在，档案的运用和对史料的批判则成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训练了。

由于历史研究很早就为统治阶级所严密控制，中国古代并不见多种史学流派，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史学史在中国古代不曾发达的缘故。从秦统一中国，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古代学术界相对比较划一沉寂，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直至北宋，理学的产生才掀起了一些波澜，但也是对儒家学说的解释和发展，主体内容并无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社会环境必然限制了史学流派的产生。举例来说，孔子力求通过历史著述来树立道德标准和政治理念的传统，始终为后来的史家所继承和发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这方面的样板。与之相比，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并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响应，付诸实践。也许宋朝的郑樵可算拾到一点牙慧，理学家朱熹、二程，历史学家司马光、郑樵，以及历史编撰的通鉴体、纪事本末体都出现于宋代，可见那时思想还比较活跃，哲学家、历史学家能对文化的发展做一些补充，偶尔也能启发一点新意，不过对宋代史学和社会思潮的进一步的研究，仍为数不多。

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为严酷的现实所逼迫，这一特点在思想上表现为民族主义，方法上则是实用主义；文化改造、西学输入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中国。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其宗旨都是为了“师夷制夷”，并不想对中国史学本身做改造。康有为、严复接触了不少西学，但其历史思想仍受制于公羊三世说，企图用三世说来附会历史进化论，为变法开辟道路。梁启超的《新史学》的产生才有意识地将改革传统史学提上议事日程。梁写作此书时，正值他变法失败，流亡日本。他广泛阅读了日译西方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服膺历史进化论等西方历史思想，反观中国传统史学，痛定思痛，因而对中国旧史学发动了猛烈批判。这可说是中国史家第一次自觉地运用新的历史理论改造旧史学的尝试。我以为，梁的《新史学》一书应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

梁启超之后，各种史学流派纷呈，但其基本特点未变。胡适宣扬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之所以能风行一时，说明了当时中国学者寻求治国救国药方的急切心情。毋庸置疑，杜威实用主义推重科学方法的万能作用，符合了人们的心理。许多人认为，只要掌握这一方法，他们就能变腐朽为神奇，使中国文化复苏，使中国富强。所以，如果说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勾勒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面貌，一点也不为过。以后的史学发展，也未脱窠臼。

四

以上分析说明，与历史研究相比，史学史的研究要相对更专业化一些；它大致上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历史学的一门分支。我国对史学史的有意识的研究，则更晚。1949年以前，只有少量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著作，如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当然，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描述了史学在清朝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史，主要是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逐渐兴旺，不但有了多种史学史的专著、教材，如刘杰的《中国史学史稿》、仓修良和魏得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吴泽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也有了专门的史学史研究刊物《史学史研究》。但是，我以为，从这些著作和《史学史研究》上所发表的文章来看，我国的史学史研究还存在一定缺陷和不足，这些不足首先表现在方法和形式上。

第一，史学史研究者忽视对二手材料和著作的征引和运用。也许是乾嘉学派余风所及，中国历史学家从来就不重视对二手著作的征引，出处和注释从来都是为了原始史料的引用而设，而对其他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经常忽略不提。这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每一篇研究文章都能发前人所未发，是第一手的研究成果。但实际上，不少文章既没有对已有的学术成果做评论，也没有任何新东西，只是“炒冷饭”，对史学发展并无益处。

不幸的是，这一种做法也发生在史学史的研究中，我认为实在不应该。因为史学史研究是为了总结前人对史学所做的贡献，评论有关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种基本训练和要求。此处仅举一例，仓修良和魏得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是一本比较详尽的教材，作者的概括和表述能力都值得赞赏。但是，无论在其导言和行文中，两位作者都不提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说前人对司马迁、刘知几等已有大量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通览，已有好几本著作。没有人能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一概括而不参考已有的著作。郑樵曾号称他的《通志》是前所未有的，但后人也发现该书抄袭之处颇多。事实上，列举前人的研究对作者和读者都有利，因为这让读者知道作者对这一课题有研究，曾阅读过大量有关著作。

第二，重论反复，缺少新意。这一问题可能与第一个问题有关。因为史学史研究者不重视二手著作，他们也就有意无意地重复已经被多次提出的观点，成为“文抄公”而不自知，有的则会使读者产生错觉。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十分不利于读者和同行的进一步研究。例如，在一份专业刊物上，有一篇关于夏曾佑的文章，文章本身质量是一流的，但其中提到，尽管夏的《中国古代史》一书有颇大影响，然而对它的研究却显不足。这样的论述显然很笼统，也不符合事实。首先，既然该书有很大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体现在何处？一般认为，一本书之所以会有影响，一定是有不少人对它做了评论。既然有评论，怎么会没有研究？其次，就我所知，即使在近年，对夏的研究也不是一片空白。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一书中就有一节专门论及夏曾佑的史学。在这之前，吴泽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论文集》中也有一专题论文。我认为，这篇文章至少应提一下这些近年的研究。即使认为那些著作不够质量，也应加以评论，以表示对同行著作的认识。

相似的情形也见于老一辈的史家中，上述刊物还刊载过关于顾颉刚与《古史辨》的文章。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只是重复了人们有关顾和《古史辨》的一些基本常识，特别是有关顾的“读书癖”和“疑古癖”，以及他“疑古思想的来源”。对顾颉刚稍有研究的人都对此熟知能详，因为顾本人在“自序”中已交代明白。有趣的是，同一刊物后来还发文特意赞扬了这篇文章，认为此文能指出顾受到康有为今文学派影响而有所偏颇是了不起的观点。但是，顾本人在《古史辨》的自序中已然承认过这点。台湾学者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87年）一书对此也做过论述。

重复论述的现象还表现在对一些课题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究，不胜其烦。司马迁的研究是一个例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受人重视自然无可非议。但是几十年来，每当论及司马迁，总要对他写作《史记》的宗旨和生平做一论述，却又缺乏新意。实际上，这样的重复只是在写作教材时才有必要，其他场合都可省略，因为同行学者都知道。如果司马迁研究者对他的生平和抱负不能阐发新观点，他们尽可略而不谈，而将精力集中在他们有所心得的地方，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术的进步。

第三，学术批评风气的薄弱。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历史学研究已经逐渐专业化。我们有各种历史研究团体，也有十几种历史专业刊物。我国的大学和研究院里不断培养历史研究人才，虽然有志历史的学生愈见减少，但作为专业历史学家，就得有一种关心历史学发展的共识。每当涉及一个课题，研究者必须对该课题的有关著作做一总结和批评，以此来证明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没有这种“史学史”的探讨，历史学何以进步？但显然，这一要求还没有成为共识。即使在最近培养的研究生论文中，也常常少了这一步。

学术讨论的缺乏也是史学批评缺乏的一种表现。我国众多的历史研究杂志中，书评寥若晨星，讨论更是罕见，真诚的批评常常为虚伪的捧场所取代。在书评中，不足和缺点常常被置于最后，轻描淡写地带过，唯恐开罪作者。这实际上是对历史学发展的漠不关心，也是缺乏专业意识的表现。没有史学批评，史学史的研究也就丧失了基础，而没有史学史的研究，历史学本身的进步就会受到影响。身为历史学家，应该更知道总结前人经验的重要性。这是我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注释

[1]我曾在《世界历史》上对“历史”一词的理解做过一些阐述，见《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1986年第4期，第58—60页；另见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第18页。

[2]有关的中文著作很多，不再举例。英文的早期研究可见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3]John Higham,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4]刘知几：《史通·忤时》。

[5]张岱：《石匮藏书·自叙》。

[6]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近来已有不少。如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二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和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二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7]有关伏尔泰，可见张广智：《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关于博林布鲁克，可见拙文《博林布鲁克的历史研究》，见王晴佳、陈兼主编《中西历史论辩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第239—254页。有关英文著作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