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说到假名，我们不能不又回来谈司汤达。司汤达本人就有别名癖，假名癖。他使用过的别名、笔名超过百个。让·斯塔罗宾斯基在论及司汤达的假名癖时说：司汤达使用假名，是对“属于贝尔家族”的拒绝，而且“给自己起一个新名字，非但赋予了自己新面孔，而且赋予了自己新命运，新的社会地位，新的祖国……有的假名是德国名字，例如司汤达便是一个德国城市的名字。同时，幸福又只能在意大利寻找，年轻的亨利·贝尔凭借想象为母亲的家庭设计了意大利谱系。他热爱的母亲不可能属于格勒诺布尔，按他的回忆，母亲的家乡应该是风景秀丽、气候炎热的伦巴第。所以，司汤达每次出国旅行，都有回归自己的世界的感觉，他喜欢生活在国外，就好比他喜欢以其他名字生活一样。爱好旅行，喜欢游荡，对司汤达来说，和他喜欢使用假名可以相提并论”[1]。让·斯塔罗宾斯基说，使用假名是要割断“家族的根”，也是要割断“社会的根”。司汤达对意大利的向往，不但是对贝尔家族的拒绝，而且是对法国社会的拒绝。早在1812年8月司汤达在给友人费力兹·弗尔的信里就说过：“自从我见过米兰和意大利以后，我看到的一切都粗俗得叫我厌恶……”他说自己好像置身于泥沼之中，一切荣誉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1814年拿破仑失败，波旁王朝复辟，巴黎上流社会弥漫着矫揉造作、虚伪浮华的空气，对法国社会现状的不满越发拉大了司汤达与法国社会的距离，他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中宣布：“本书的作者在1814年之后已经不再是法国人。”[2]这个自外于法国的法国人，他需要寻找一个适合自我存在方式的地方，一个能够使他获得“新面貌”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意大利。他说：“我真后悔没有生在意大利。”[3]司汤达死后，墓碑上按他生前多次表达的意愿，铭刻上了“米兰人亨利·司汤达”，可见在司汤达心中，真正的故乡是意大利米兰，而不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法国格勒诺布尔市。
《巴马修道院》的主人公法布里斯怀有和司汤达相同的愿望——不过是逆向的。司汤达生于法国，长于法国，却对意大利有更深厚的感情，法布里斯生在意大利的伦巴第，却一心向往法兰西。司汤达在小说中依他一贯简约含蓄的文风，以寥寥数语暗示法布里斯是法国军官罗贝尔中尉的私生子，就是说法布里斯身上有法兰西血脉（正如司汤达希望自己有意大利血脉），为法布里斯的滑铁卢之行做了些许铺垫。此外，小说从一开始便营造了一种政治氛围，并最后落实到法布里斯的一段话：当法布里斯得知拿破仑东山再起的消息的时候，“猛一抬头，只见右边天空中一只鹰在高高翱翔，这是拿破仑的鸟，它威风凛凛，展翅向瑞士方向飞去，也就是朝巴黎飞去。在这一瞬间，我想到，我也要像这鹰一样飞越瑞士，为那位伟人尽绵薄之力，虽然微不足道，却是我的全部力量。他曾经想给我们一个家园，他爱过我姑父。说也奇怪，我还能看见雄鹰的时候，眼泪已经干了。我的主意是天意，证据就是，当时我没有多想就下了决心，而且连怎么走法都有数了。平日里，你是知道的，一股沉闷的空气毁了我的生活，尤其是星期天的生活，现在这股沉闷空气刹那间被一阵清风驱散。德国人把意大利拖入了泥潭，现在我看到伟大的意大利又从污泥中昂首挺立，他向他的君王，他的解放者，伸出伤痕累累、还没有完全挣脱镣铐的双臂。我暗自道，母亲不幸，我这个儿子又一事无成。我要离开这里，与这个命运坎坷的人同生共死。欧洲最低贱、最卑鄙的人都藐视我们意大利人，而这个人却愿意为我们洗刷羞辱”。这段话很有点政治宣言的味道，为法布里斯的行为投上了一层追求自由独立的思想光彩，使读者有理由把他的行为阐释为具有政治意义的英雄壮举。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行为放在人物一生经历的整体中加以细心体察，我们不难发现法布里斯除了因为憎恶父亲而痛恨父亲为之效力的奥地利当局外，并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政治信念，他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也几乎一无所知。滑铁卢战役后他回到意大利，不久到了巴马，面对艾奈斯特四世的专制统治，他表现出一种类似麻木不仁的无所谓态度。诚然，小说用了不少笔墨描写巴马宫廷的政治斗争，后半部还通过费朗泰·帕拉这个人物触及了民众的反抗，但是，有两点我们应该注意。首先，尽管法布里斯被绞进了巴马的政治机器，成为巴马党争的砝码与牺牲品，他自己对此却浑然不觉，或者漠然置之。他身处政治齿轮的挤轧之中，却在自我感觉与自我体验的世外桃源里找到了生存空间。其次，小说着墨最多的党争，反映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在党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莫斯卡伯爵与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是对法布里斯影响最大的人物，他们强烈的贵族意识和反民主倾向明确地限定了巴马党争的政治意义。
法布里斯甘冒杀身之祸，潜出意大利，风尘仆仆跑到巴黎，又匆忙赶赴滑铁卢，归根结底并不是一次政治探险，而是在自我体验中的一次寻找新的自我的尝试，与司汤达“给自己起一个新名字，非但赋予了自己新面孔，而且赋予了自己新命运，新的社会地位，新的祖国”的愿望殊途同归。法布里斯从滑铁卢回到意大利，除了依旧憎恨父亲，而且因为哥哥出卖了他而开始憎恨哥哥之外，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觉醒。对拿破仑的命运，对法国军队的命运，他都毫不关心，更不用说意大利的未来了，这些在他心中都无足轻重。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关在房间里，兴致勃勃地向母亲、姑妈和两个姐姐讲述他的经历。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他参加的是不是一场战役，那战役是不是滑铁卢战役，他自己算不算真正上了战场，总之，是一个真正的自我主义者关心的问题。当然，不能否认法布里斯的行为潜含着某种政治意识，但是这种政治意识是很朦胧的，而且这种朦胧的政治意识也很快便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滑铁卢之旅虽然是法布里斯生活的起点，但是他经历的并不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而是一次特殊的自我感受的体验。就像司汤达向往意大利是想割断“贝尔家族的根”和“法兰西社会的根”，法布里斯向往法兰西是想割断“台尔·唐戈家族的根”和“意大利社会的根”。对于他，重要的不是政治选择，而是自我的躲闪。
正如斯塔罗宾斯基指出的那样，躲闪与逃避他人“探究的目光”，目的在于获得自我体验的自由。当法布里斯锒铛入狱，“验明正身”，被关进高耸入云的法奈兹塔的牢房里，他无须也不可能以假身份出现，但是他却获得了自由，因为这里没有他人的目光，或者准确地说，除了克莱莉娅的目光，再也没有其他人的目光。在这黑暗的高塔之上，随时有生命之虞，他却把一切危险置之度外，在自我体验的自由中品尝爱情带来的新鲜感受。对法布里斯而言，这便是幸福的极致。
罗芃
2004年夏于燕园
[1] 斯塔罗宾斯基《活的眼》，伽利玛出版社。
[2] 莫里斯·巴尔戴施《小说家司汤达》。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