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一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在中国，《红与黑》有口皆碑，而《巴马修道院》的名字则不那么响亮。其中的道理，从司汤达作品在中国的接受这个角度说，《巴马修道院》的译介相对《红与黑》要冷清许多[1]，或许是一个因素。《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的首次译介差不多同时。赵瑞蕻先生的《红与黑》作为第一个译本，最初发表于1944年。1949年又有后来一度很流行的罗玉君先生的译本问世。至于《巴马修道院》，则有徐迟先生的译本，1948年上海出版，书名定为《帕尔玛宫闱秘史》[2]。然而此后这两本书在中国的命运，反差就很明显了。《红与黑》一热再热，五十至七十年代，罗玉君先生的译本多次再版，七十年代以后，更是出现了翻译《红与黑》的狂潮，先后出现译本达数十种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与翻译同步，《红与黑》的研究很早就成为外国文学中的“红学”（这本书的研究与评论曾一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1957年政治风浪后，它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起被批判为教唆个人奋斗的大毒草。不过，从后来的效果看，这种政治批判实际上扩大了这部小说的影响，起码极大地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巴马修道院》则没有这般幸运，不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新译本问世，连徐迟先生的旧译也未见再版。[3]七十年代后，译本似乎也不多，笔者只见到上海译文版的本子，译者是著名翻译家郝运先生。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当然也就单薄得很，与《红与黑》的研究规模不可等量齐观。[4]其实，无论从作者自己对作品的评价来说，还是从历史的评价来说，《巴马修道院》之重要都丝毫不逊于《红与黑》。《巴马修道院》1839年由巴黎市昂布鲁瓦兹·杜蓬出版社出版。翌年9月25日，巴黎《两世界评论》发表了巴尔扎克的长篇评论《贝尔先生研究》。据巴尔扎克文章称，《巴马修道院》发表后“没有一位记者报道，理解，研究，分析，称赞，甚至连暗示的话都没有”。换句话说，媒体是一片沉寂。这对作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悲哀，比遭到批评和攻击更令人沮丧。巴尔扎克对作品遭受的令人费解的冷遇深感不平，于是不顾可能遭到的种种误解与攻讦，以自己在文学界的声望为小说“正名”。巴尔扎克称赞《巴马修道院》“章章闪耀着精美之光”，是“一部只有真正杰出的心灵和认识才能欣赏的作品”。[5]他在赞扬小说“美不胜收”的同时，也对小说的结构等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司汤达读到巴尔扎克的文章，立刻写信给巴尔扎克，对他的赞扬表示感激[6]，对他的批评则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坚定地表示，百年之后，现在很红的一些作家将被遗忘，而现在很落寞的《巴马修道院》将会受到公众的欢迎。这不由令人想起他谈到《红与黑》时曾经说过的话：“到1880年前后我将被人理解。”事实上，自从十九世纪末哲学家、批评家泰纳肯定了司汤达的文学成就之后，《巴马修道院》一直受到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高度评价。著名学者朗松编写的那本堪称经典的《法国文学史》从司汤达诸多作品中挑出了两部，推为杰作，这两部作品就是《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该书还把创作时间晚于《红与黑》的《巴马修道院》放在前面论述，《巴马修道院》在编著者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对司汤达作品的这种基本评断，得到后世多数学者的认同。例如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的研究专家巴尔戴施在他的《小说家司汤达》中认为，《巴马修道院》标志着司汤达“超越”了《红与黑》等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在小说创作上“获得了自由”，从这个意义说，《巴马修道院》是司汤达“创作历程的终点”。[7]再如，当代美国哲学家M.亨利主编的《西方世界名著》，司汤达选了三种，除去论著《情爱论》，另外两种就是《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
司汤达一生勤勉，笔耕不辍，创作的长篇小说不可谓不多，然而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司汤达生前真正完成的长篇并不多，仅三部，即《红与黑》《巴马修道院》以及司汤达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除却这三部，其他长篇作品都没有完成。描写一个出身大资产阶级的青年在外省与巴黎生活经历的《吕西安·勒万》[8]虽然接近杀青，却没有收尾，也没有得到最后的修改润色。自传体小说《亨利·布吕拉尔传》中途辍笔。与作家著名的意大利题材系列作品相关的《粉红与绿》残缺更多。唯一以女性为主人公的长篇《拉米埃尔》两次动笔，又两次搁笔，最终未能完成。司汤达还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遗稿，其中不乏具有长篇潜质的作品，可惜有的未及展开，有的更只能算是初步构想。
一个赫赫有名的小说家，竟有半数以上的小说作品停留在未完成乃至构思阶段[9]，这在文学史上相当罕见，难怪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杰拉尔·热奈特将这个现象称为司汤达小说的“残缺命运”。热奈特说：“未完成的作品在司汤达的作品中占有非常可观的比重。像《亨利·布吕拉尔传》《吕西安·勒万》《拉米埃尔》《自我主义者回忆录》这些重要的作品都在写作中途放弃了，有如流水淌进沙漠，消失其中。这样的作品还有《拿破仑传》、小说《社会地位》的初稿、好几部中短篇，其中包括《粉红与绿》——这部作品吸取了《米娜·德·法舍尔》的材料，本该写成一部长篇。如果再加上《巴马修道院》仓促的结尾、《绘画史》和《旅行者回忆录》的出版突然中断或压缩，那么说司汤达的作品从根本上说有一种残缺的命运，大概并不为过。”[10]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司汤达小说这种“根本上的残缺命运”呢？是作者缺乏才气吗？显然不是。《红与黑》从构思到完成，不到一年；《巴马修道院》的篇幅更大，实际写作时间却只用了五十二天。即便在“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快手，例如巴尔扎克看来，也要叹为神速了。既然如此，何以会有如此多的作品不了了之，情节刚入高潮便戛然而止，甚至刚刚开篇便“打入冷宫”？毫无疑问，作家突然去世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当司汤达处于创作巅峰的时候，脑溢血夺去了他的生命[11]，使他的一切写作计划，无论是构思新书，还是改写续写旧稿，都化为泡影。然而突然去世的作家并不在少数，仅就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来说，就有巴尔扎克、左拉这样的顶级人物，但是他们的作品并没有“根本的残缺命运”。所以不能把残缺现象完全归因于突然病逝，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司汤达的个性。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司汤达作品为何有这种奇怪的“残缺命运”，而且可以为我们阅读司汤达的作品开启一扇窗户，放我们的目光进入作品深处。
司汤达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人，一个非常感性化的人。尽管他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信徒，把理性与科学看得高于一切，但是他骨子里却是一个感觉论者。鲜活的感觉，冲动的情绪，内心深处的激情，较之理性与理智，较之科学与逻辑，对他更具吸引力。他善于观察，有判断力，也不乏精辟独到的见解，但是对事物做深刻的分析和严密的思考，对未来进行精细的预测和设计，并非他所长。他听从的往往是心灵的声音。尽管从他的小说里不时看到孔狄亚克[12]式的论断，感觉到伏尔泰式的嘲讽，但是他在性情上也许更接近卢梭，而不是孔狄亚克或者伏尔泰。他感情充沛，感觉敏锐，而且心底质朴，整个一性情中人，喜欢以感觉接物，凭感情用事，这都与卢梭很接近。只有一点，他不喜欢白日梦似的遐想，这是与卢梭相左的。巴尔扎克说司汤达属于那种“喜爱速度、运动、简洁、冲突、行为、戏剧性，不喜欢议论，不欣赏梦想”[13]的作家，可以说是知人之论。司汤达的个性化入了他作品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法国批评家让-皮埃尔·理查尔说，司汤达笔下的人物都是那种“一切从感觉开始”的人。这些人物“一切从感觉开始。在接触事物之前，预先没有任何天赋观念、内心感觉、道德意识存在。司汤达的主人公面对世界，裸如赤子，不带任何成见，与上帝造物后头一天早上的人样子差不多”[14]。司汤达的个性不但化入了他塑造的人物，而且化入了他的写作方法，从而形成了他高度感性化写作的特点。司汤达写作首先凭的是情感与感觉，而不是理解、判断等智性因素。他不习惯于对小说进行通盘的思考与全面的酝酿、架构之后再动笔，他要么索性不拟提纲，要么即使拟了提纲，也十分简单，显然是担心过分理智的思考会抵消他的感觉力和想象力。这可以从司汤达自己的话得到印证。他在《吕西安·勒万》底稿的旁注中写道：“事先拟定提纲让我麻木。”司汤达的写作方式很接近他的旅行方式，他在《罗马漫步》中曾经表示“没有计划”，“完全听从一时的冲动”的旅行最合他的口味。这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另一位高度感性化的作家：十六世纪的蒙田。无论旅行或写作，蒙田也是不喜欢事先拟订计划，而是凭兴之所至，信步走去或信笔写去。当然，司汤达写的是小说，毕竟不能完全像蒙田写随笔那样纵横恣肆，但是，正是这种没有周密的计划，“完全听从一时的冲动”的写作的策略（其实策略两个字对司汤达并不合适，因为这在他是本能，而不是经过筹划的策略），决定了他有了感觉便动笔，而一旦“一时的冲动”消失，写作就戛然而止，有时甚至是令人遗憾的终止。巴尔戴施在《小说家司汤达》里介绍了司汤达1838年底完成《巴马修道院》之后半年中的写作，他是这么说的：1839年新年伊始，司汤达创作了《科斯特罗女修道院院长》，小说完成，交付《两世界评论》发表后，着手写作中篇《苏约拉·斯考拉斯蒂卡》，未竟（三年后再写，仍未竟）；重写以巴亚诺修道院为素材的一部旧稿，未竟；四月，写《圣-伊斯米埃骑士》，未竟；五月，写《拉米埃尔》，未竟；不久转而写中篇《费德》，也未竟。从这个简单的时间表，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司汤达写作的个性气息。
[1] 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不过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
[2] 在Parme的中文译名上，译者颇费踌躇。“帕尔玛”合乎现在的翻译习惯，帕尔玛足球俱乐部也为青年们所熟悉。不过，《巴马修道院》这个译名毕竟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了，最后译者还是决定采用它。
[3] 笔者孤陋寡闻，姑妄言之。
[4]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二期发表了袁学敏的《论〈红楼梦〉与〈巴马修道院〉的共识性》，《巴马修道院》的研究也与“红学”挂上钩。
[5] 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博尔赫斯也很喜欢《巴马修道院》。这种伟大心灵的呼应应该不是巧合。
[6] 这封信有三份不同的底稿保存下来。
[7] 参见巴尔戴施《小说家司汤达》，圆桌出版社。
[8] 中国读者更熟悉的名字是《红与白》。司汤达曾经考虑采用这个书名。译者们在作者留下的几个未定书名中挑中了它，借《红与黑》“东风”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因为它可以给读者造成此书是《红与黑》续篇的错觉。
[9] 1968年法国10/18书店出版的《司汤达：弃置的小说》收入中篇与短篇共十一部。
[10] 杰拉尔·热奈特，《辞格II》，伽利玛出版社。显然，热奈特所谓的“残缺现象”覆盖面很宽，《巴马修道院》这样实际上已经完成的作品也包括进去。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暂不讨论。
[11] 1842年3月21日，司汤达与《两世界评论》签订合同，准备发表另外一批关于意大利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苏约拉·斯考拉斯蒂卡》和《置人于死地的恩宠》。不幸，两天后他突发脑溢血去世，否则这两部短篇断不会永远成为未完成的作品。
[12] 孔狄亚克（1714—1780），法国哲学家，感性学派的创始人。
[13] 巴尔扎克《贝尔先生研究》，《巴尔扎克全集》第三十卷。
[14] 让-皮埃尔·理查尔《感觉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