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妓女
加纳法官这一天的工作就是审查一起妓女案件，然后准予保释。他早晨开始工作，坐在内庭，仔细察看头天晚上的常见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包括醉驾、入店行窃、扰乱治安等。接着，他打开了卡罗尔·安·丹尼斯（Carol Ann Dennis）这一案件的记录。
文件中包含警察的记录和妓女的陈述，内容如下。
早晨9:03刚过，一位25岁的女性在迈克尔·米莱街道的某一路段被逮捕。她叫丹尼斯，穿着高跟鞋、极短的热裤、吊带衫，站在街角拉客。一位30多岁开着皮卡车的男性停下了车，将车窗摇了下来。他们俩都没发现潜伏在街道上毫无标记的警车。
据文件记载，丹尼斯被戴上了手铐，押上了警车的后排，接着便被关进了监狱，受控的罪名是卖淫拉客。因丹尼斯无法提供永久性住址，要获释，就得有人作保。
加纳法官合上了文件，叹了口气。之前他也审过类似的案件，当时，这一类的违法保释金额一般为50美元。接着，他翻开了另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的同事（另一位法官）让加纳填写的一些性格问卷，那位法官的女友需要这些问卷帮助其教授完成一个关于“性格、态度和保释决定”的学术研究。
其中一份问卷由两个关于“品行·态度·性格调查”的问题组成。首先，我们要求法官“简要描述想到自己死亡时的情绪”。
“我没怎么考虑过这个，不过，我觉得想到家人会思念我，我会非常难过”他这么写道。
然后我们让他“尽可能详细、快速地写下他认为自己肉体死亡时以及死亡后的情形”。
他写道：“我觉得自己进了一个痛苦的隧道，然后沐浴在光中。我会发现，自己的肉体被埋在了土中，然后腐烂了，不过，我的灵魂升天了，我在天堂见到了救世主。”
加纳法官又回答了几个问题，然后和办事员聊了几分钟，接着就回到内庭，继续工作了。
加纳和其他那些为卡罗尔·安·丹尼斯作保之前想到死亡终至的法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5]没有完成调查问卷的控制组法官认为受审者应该交出50美元的保释金。然而，那些被提醒死亡终至的法官却坚持认为卡罗尔·安（顺便说一下，这个人并非真实存在）应支付多得多的惩罚性保释金——平均一下，结果为455美元，这是正常情况下同类案件保释金的9倍多。因为想到死亡终至这一细节的出现，公正的天平已经倾斜，甚至是崩塌。
法官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专家群体，他们对案件的判断基于事实。的确，法官坚持认为回答关于死亡的一些问题并不太可能影响他们的法律判决。然而，只是想到了死亡，他们的决定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们对此全然不知，这又是怎么回事？
设计这一实验的时候，我们认为，法官一般都有强烈的是非观，而且我们认为卡罗尔·安·丹尼斯的行为会触犯法官们的道德情感。实验结果显示，那些想到死亡终至的法官会尽力遵从文化，做出正确的决定。因此，相对于那些没有被提醒死亡终至的法官，他们会更鲜明地举起法律的旗帜。他们为那位所谓的妓女设定了非常高的保释金标准，坚信她出庭受审时，要因道德犯罪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仅仅是走个形式。
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不仅对于辜负了我们人生价值的人做出了消极反应，对于坚定地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他们还做出了积极反应。在一份研究中，有人向警方告发了一位非常危险的罪犯，人们提议应该给告发者一定的经济奖励，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则把奖励数额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6]。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不仅会关注我们认为不道德的或者高尚的行为，他们还表示，我们应该增强对于正确信仰的坚持，对于优秀文化的坚持。因此，被提醒死亡终至之后，对于任何强化我们所珍视的信仰的人和事，他们都会做出慷慨、积极的反应，而若有人质疑我们的信仰，他们则会义无反顾地抵制。
在对法官展开研究之后没多久，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实验。我们让一群美国学生到了实验室，请控制组的被试简单描述一下中性色彩的事物，尤其是想到食品以及进食时有什么样的情感。实验组学生回答的问题和加纳法官回答的问题相同，都和死亡相关，令人讨厌。
几分钟之后，我们让两组被试看了两份采访[7]，并告诉他们，采访摘自《政治学季刊》，其中一位是坚定拥护美国政治制度的教授，而另一位则对美国政治制度怨声连连。在采访中，拥护美国政治制度的教授承认美国有很多困难，他说，经济失调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有失误。可是，总体来说，他还是认为，“在这个国家，我所说的这些是否有价值，最终要由人民来评价，而非政府。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才可以在这个国家自由自在地生存和生活。”
相反，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教授先承认了美国的诸多优点，但最终话锋一转，直指权力精英的不良影响以及“受经济利益驱使，美国在国土之外的不道德行为”。他总结说：“道德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完全没有关系。因此，认为美国是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推动者，简直荒唐。”他甚至认为，人们应该暴力推翻现任政府。
在调查中，所有学生都喜欢拥护美国政治体系的那位教授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这位教授比另一位知识更为渊博，更为诚实。不过，和控制组相比，被提醒死亡终至的被试，对于拥护美国政治制度的教授有着更积极的评价，而对于另一位教授的评价则更为消极。
自开始这项研究以来，我们做了500多份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文化世界观从多个方面保护着我们，让我们不因死亡的必然到来而恐惧，没有文化世界观，我们将无法摆脱这种恐惧。一旦被提醒死亡终至[8]，我们总是会对那些反对或侵犯我们信仰的行为加以批评和惩罚，对拥护和坚持我们信仰的行为加以表扬和奖励。我们通过多种方式提醒参与我们调查研究的人死亡终至这一现实[9]，除了回答关于死亡的问题，他们还可能观看残酷的事故影片，写一句关于死亡的话，或站在殡仪馆、墓地附近。有意思的是，他们拥护信仰的反应只和被提醒死亡终至有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提到其他诸如遭社会排斥、考试失败、剧痛或在交通事故中失去上肢或下肢等消极事件，都不会让他们有同样的反应。
人类会努力克服对于死亡终至的恐惧。在本书中，我们将向读者呈现，这种努力是如何影响人类的。其实，无论大事小事，都无法逃避死亡终至的忧虑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午饭要吃什么，在沙滩日光浴的时候要涂多少防晒霜，在最近一次选举中你会把票投给谁，你对购物的态度，你的身心健康，你的所爱和所恨等。
然而，这种恐惧并非与生俱来。襁褓中的婴孩除了吃饱穿暖再不会关注其他，可是，从童年开始，人类就会卷入一个充满意义和自我价值的符号世界中，并且极力守卫这种意义和自我价值。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死亡是何时进入我们心里的？它是怎么进来的？
[1]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A Memoir (New York: Putnam, 1966; first published 1951 by Grosset and Dunlap), 1.
[2]Juliane Koepcke and Piper Verlag, When I Fell from the Sky (New York: Titletown Publishing, 2011). Her story was made into a documentary (Wings of Hope) by the German filmmaker Werner Herzog, who had unsuccessfully tried to board the same doomed flight.
[3]Otto Rank, Truth and Reality (New York: Norton, 1978;first published 1936), 4.
[4]W. H. Auden, “The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in The Collected Poetry of W.H. Aud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5), 46.
[5]A. Rosenblatt, J. Greenberg, S. Solomon, T. Pyszczynski, and D. Lyon, “Evidence for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Those Who Violate or Uphold Cultural Valu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no. 4 (1989), 681-690, doi:10.1037/0022-3514.57.4.681.
[6]Ibid.
[7]J. Greenberg, T. Pyszczynski, S. Solomon, and A. Rosenblatt, “Evidence for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I: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Those Who Threaten or Bolster the Cultural Worldview,”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no. 2 (1990), 308-318, doi:10.1037/0022-3514.58.2.308.
[8]J. Greenberg, S. Solomon, and J. Arndt, “A Basic but Uniquely Human Motivation: Terror Management,” in J. Y. Shah and W. L. Gardner, eds., Handbook of Motivation Scien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8), 114-134.
[9]J. Greenberg, L. Simon, E. Harmon-Jones, S. Solomon, T. Pyszczynski, and D. Lyon, “Testing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s: Terror Management, Value Accessibility, or Worrisome Thought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 no. 4 (1995), 417-433, doi:10.1002/ejsp.242025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