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切事物的背后最终都是躲不掉的死亡，都是囊括一切的黑暗……我们需要的是和死亡无关的生命……不会泯灭的善，超越自然之万事万物的善……我们大多数都是如此……只要稍稍表现出易怒的弱点，潜伏于内心深处快乐之泉的深层恐惧就会彻底暴露，将我们全部变成忧郁的形而上学者。[1]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
1973年12月的一天，下着雨，天灰蒙蒙的，为《今日心理学》杂志供稿的哲学家山姆·金（Sam Keen）翻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本拿比一家医院的围墙，准备采访一位临终病人。医生说，他撑不了几天了。金走进病房的时候，这位濒死的病人不乏讽刺地对他说：“我就要死了，你来得正是时候。[2]我写的那些关于死亡的内容可以测试一下了，我也有机会让大家看看一个人是怎么走向死亡，怎么接受死亡的了。”
这位躺在病床上的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著书立说。他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宗教、文学及流行文化多个角度入手，旨在弄清一个自古就困扰着大家的问题——是什么让人们有如此的行为？[3]
在他最新的著作《拒斥死亡》一书中，贝克尔总结说，人类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一种无意识的努力，这种无意识的努力就是拒绝和超越死亡。贝克尔认为，这本书才是他第一本“成熟的著作”。他对山姆·金说：“我们构建性格和文化[4]，只是为了遮掩我们意识到内心无助时的崩溃和对于必然到来的死亡的恐惧。”现在，贝克尔躺在临终的病床上，解释说，他一生的工作就只剩向死亡妥协了——此刻，它正回头看着他，咧着嘴笑呢。
1974年3月6日，欧内斯特·贝克尔与世长辞，享年49岁。和很多空想主义者一样，贝克尔也是英年早逝。两个月后，《拒斥死亡》获得了普利策奖。
回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贝克尔还是一位反叛的知识分子，他备受学生欢迎，讲座也向来座无虚席。然而，当时大学的同事及校方的管理者却不怎么垂青这位跨学科的思想家，整个学术界的边边角角、公共话语、通俗文化，他无一不涉猎，对校方的学术及政治正统形成了挑战。
就这样，贝克尔成了学术界的浪子，从美国雪城大学（1960～1963年）辗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学校人类学系拒绝跟他续约时，学生主动提出支付其薪水。在旧金山州立大学（1967～1969年）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贝克尔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1969～1974年）找到了学术归属感，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意义的生与死》（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的第2版和《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两本著作，《逃离罪恶》（Escape from Evil）也于其去世后出版。
几年之后，即20世纪70年代晚期，本书的三位作者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参加实验社会心理学博士生项目时见到了彼此。很快，我们便发现，大家对于理解引导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都感兴趣。研究和讨论最终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了两个基本的人类行为倾向之上：其一，我们会被迫保护自尊；其二，我们强烈需要维护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优越性。
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偶然发现了贝克尔的著作，我们几位年轻的教授才明白了人类种种傲慢与偏见的基础。正如罗塞塔石碑一样，这些书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启示。贝克尔将深刻的哲学散文题材和直白的外行话相结合，解释了对于死亡的恐惧是如何引导人类行为的。数年来我们潜心研究、教授，却一直没有完全理解的众多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现象都因受他启发而有了进展。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拼命地想要获得自尊？为什么我们害怕、讨厌，有时甚至想要干掉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突然间，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解。
在1984年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的会议上，我们按捺不住青春的热情，激动地将贝克尔的观点与其他社会心理学家分享。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之所以这么命名，是为了以贝克尔的说法为基础——人类拼命想要人生有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对死亡的恐惧。当提到我们的理论广受社会学、人类学、存在哲学及精神分析的影响时，与会人员开始离场；当谈及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贝克尔等人的观点时，著名的心理学家们纷纷朝会场的出口涌去。
这样的结果让我们茫然，但是，我们依然不屈不挠，给美国心理学会的王牌期刊《美国心理学家》写了一篇论文。几个月后，我们收到了反馈：“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篇论文任何心理学家都不会感兴趣，在世的、已故的都是如此。”就这么一句评价，很简洁。但是，我们不停地和编辑联系，反复请他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观点没有价值。我们的质询还没结束，可是编辑已经离职了，最终，第二位更具同情心（或者说遭到更多围困）的编辑倒是给了我们一定的方向。“也许你们的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他说，“可即便如此，你们也得找证据加以论证，否则，没人会重视。”这时我们才渐渐明白，在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生期间的训练就是最好的准备。
过去的25年，我们都在研究对于死亡的恐惧是如何影响人类事务的。一开始，我们在自己的学生中间做了实验。后来，在我们理论的吸引下，世界各地的同行纷纷加入其中。如今，其他学科的心理学科学家及学者也在广泛研究恐惧管理理论，并有了一系列的发现，这远远超出了贝克尔的预期。
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威廉·詹姆斯一个世纪之前就提出的说法确凿无疑，即死亡的确是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意识到我们人类终将死亡对于我们的思想、情感、行为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刻且普遍的影响——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事实都是如此。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对于死亡的恐惧引导着艺术、宗教、语言、经济、科学的发展。它让埃及的金字塔高高耸立，让曼哈顿区的世贸双塔遭到了破坏。它促成了全球的大小冲突。从更为个人的层面来说，认识到死亡终至，使得我们钟爱昂贵的轿车，将自己晒成不健康的肤色，刷爆信用卡，像疯子一样飙车，渴望和假想敌大打出手，渴望出名，哪怕转瞬即逝，即便要在《生存挑战》电视系列节目中喝牦牛的尿液也在所不惜。死亡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了不适感，对性有了矛盾感。如果不改变应对策略，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也会招来我们自身的灭亡。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本书中，我们将向读者介绍，这种恐惧是如何引发人类种种行为的，我们中的多数人都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实际上，这种驱动力之大，甚至让人在面对“人类为何做出这样的行为”这一问题时，不把对于死亡的意识作为核心要素都远远不足以回答它。
在本书中，我们将介绍恐惧管理理论以及和人类学、考古学等其他领域相关发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在阐明观点的时候，我们列举了历史例证，也囊括了当今例证。在描述研究本身时，我们尽可能地避免学术用语，并将冗长的技术细节尽可能简要呈现。为了让一些关键实验的叙述更为生动，我们从个体被试的角度去描述，当然，我们对他们的名字已经做了处理。
在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恐惧管理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及应对恐惧的两大支柱：文化世界观和自尊。在第二部分，我们深入探讨古代历史，旨在回答“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发现死亡这一问题的”“他们是如何应对的”等问题。在第三部分，我们从个人努力和人际努力两个层面讲述死亡终至这一暗示的影响。最后一章是本书作者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应对死亡这一现实意义的几点想法。
我们将继续贝克尔的知识之旅，旨在揭示认识到我们终将死亡对于人类最高尚、最讨厌的追求的各种潜在影响，并指出这些见解将如何促进个人成长及社会进步。
[1]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A Study in Human Nature (New York: Mentor, 1958;first published 1902), 121.
[2]Sam Keen, “Beyond Psychology: A Conversation with Ernest Becker,”in Daniel Liechty, ed., The Ernest Becker Read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219, reprinted from“The Heroics of Everyday Life: A Conversation with Ernest Becker by Sam Keen,” Psychology Today, April 1974, 71-80.
[3]Ernest Becker, 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the Problem of Man, 2n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vii.
[4]Keen, “Beyond Psychology,”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