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父亲的家国情

“爸，您怎么来了？”杜富国惊讶地问道，家里农活多，父亲少有空闲的时候。

“这不是国庆节嘛，你弟弟他们放假了，我带他们来看看你。”父亲的话音刚落，杜富国的弟弟妹妹就一溜烟儿挤进了店里。

兄妹几个一见面，店里顿时炸了锅，杜俊连忙摆手让孩子们出来说。

杜俊是个地道的黔北农民，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早早结了婚。夫妇俩育有四个子女，分别叫富国、富佳（家）、富民、富强，寓意“国佳民强”。

老大富国出生的时候，是1991年12月3日，农历十月二十八。这一年杜俊才十九岁，初为人父，他激动而喜悦。

他找村里懂风水八卦的“老先生”借了一本老皇历，仔细地研究。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天的“宜事”清单里，有“安机械”“修造”；“忌事”清单里，有“开业”“出火”，这孩子是不是命里注定要当工程师呢？

按照杜家的族谱，杜俊的下一代字辈是“富”字，中间这个字不能动，杜俊要考虑的就是最后一个字。

首先跳入他脑海的，就是“精忠报国”的“国”字。“国”和杜家的字辈“富”连在一起，就是“富国”。

“富国、富国……”杜俊反复念叨，觉得还可以。

老先生听了哈哈笑，也说：“不错，不错！”

两年后，老二出生了，是个女娃。杜俊觉得“有国才有家”，于是取了个谐音“富佳”。

再两年之后，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娃，前面有了“国”与“家”，杜俊给老三取名“富民”，老百姓的日子要富起来、好起来。

又两年之后，四子出生了。杜俊和妻子李合兰商量，这个是幺儿，就叫“富强”吧。三子一女，“国佳民强”，国家好，人民好，千家万户都好，这是杜俊的愿望和寄托，一位农民朴素的家国情。

杜俊对孩子的教育，不挥棍棒，只讲实在道理，他用自己的言行教孩子做人做事。

杜俊十四岁时，父亲患病，有段时间卧床养病，全家失去了主要的劳动力。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杜俊早早地挑起了养活一家九口的重担。生活的磨难和艰辛，让这个黔北汉子变得勤俭、坚忍。

湄潭，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污染，自古是产好茶的地方。早在1939年湄潭就设立了国家级的桐茶实验场。那几年，杜俊扛着锄头，在自家的承包林里开荒，将杂草杂树一一清理，一锄一锄地把山地挖成垄，种上茶苗，再挑着农家肥去改良土壤，仔细地为逐渐长大的茶树修枝，终于侍弄好了几亩茶园。

只是农民的收入要看天，要看雨水和收成，也看茶叶行情。眼看四个娃娃不断长大，花销的地方越来越多，杜俊决定带着妻子外出打工。

为了挣钱养家，他和妻子卷着铺盖南下，广州、深圳、佛山，去过不少地方，啥苦都吃过。杜俊曾经同时打四份工，到了饭点去饭店端菜洗盘子，过了饭点再赶回厂里加工玩具，晚上又值夜当保安，有点空闲还去捡破烂。

他认定一个理：只要能吃苦、肯出力，别人能有的，自己也一定能有。

在南方打拼了几年后，杜俊有了一些积蓄，在县城为三个儿子都贷款买了商品房，也算尽了当父亲的责任。

后来，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又不太好，杜俊不敢再离家，便琢磨着在家乡做点事，给家里创收。

太平村的村头，有一块河滩地，千百年来冲刷下来的泥沙堆积在两岸。岸边长满了杂草，随便拔几根，草根湿润滴水，根部还粘连着沙土。

那些年，城里、农村都大搞建设，对沙石的需求量很大。杜俊和几个好友一商量，办了一个采石场。采石场主要给附近的乡镇服务，乡里乡亲要盖房、砌墙，杜俊多数时候只收成本钱。

几年下来，采石场没挣多少钱，却挣了个好口碑。杜俊虽然是个普通农民，却屡屡做出义举，乡里上下都夸他有善心、有公德心。

湄潭县搞“村村通”工程，提出要“村村通沥青（水泥）路”“村村通客车”，实现“通村畅乡、班车到村”。这让杜俊格外振奋，主动和县乡派来的干部对接，愿意以成本价，支持家乡建设。

不过，“村村通”只是通到村口，村里各家各户住得散，家家户户互相走动，还是要踩泥巴路。特别是有不少耕地，离村子比较远，最远的在十里开外，再加上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很多都外出打工了，这些田地就荒芜了。

杜俊在县乡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村里修了几公里长的“通组连户”水泥路，太平村不仅实现了“户户通”，连闲置的耕地也复耕了。

太平村依山傍水，村民依山建屋，但距河道却颇有一段距离，村民们去河边洗衣、洗菜、挑水，很不方便。

所以村里很多人家在房前屋后挖了水井，安了“摇水机”，把地下水抽上来作生活用水，虽然味道有点涩，但也足够一家老小的基本用水。

只是一到旱季，摇水机就很难摇出水来。那几年，受地质变化的影响，地下水源越来越难找。村里的年轻人分了家，建了房，往地里打十米，也冒不出水来。吃水难，成了村民的大问题。

县里、乡里为了解决农村的饮水问题，实施“管网延伸”工程，目标是给家家户户通上自来水，永久性解决吃水问题。政府管大头，将基础管道通到村里，但家用饮水设施要村民自筹。稍微有点活路的乡亲，都能交这个“份子钱”，难就难在一些困难户。

村支书左思右想，来找杜俊商量。

村支书给杜俊散了烟，杜俊接过后，开口说：“村里要接自来水，我看那几家困难户，要让他们交钱，恐怕很难呢。”

村支书笑着说：“杜俊你是想到我前头了，也想到他们前头了啊。”

杜俊说：“活儿我来做吧，这几户的接水，我过年前就修好。”

杜俊话不多，做事利索，又认真负责，赶在春节前，果然让村民们用上了自来水。

这位质朴善良、热心助人、心有家国的农民，被村党支部发展为农村党员。在入党仪式上，杜俊激动得说不出连串的话，只是不断地重复着：“我做得还不够，我要继续努力……”

让儿子参军，是杜俊的愿望。

杜富国在修理店待了一年多，遇到县里征兵，他二话不说就报了名。

家里的叔伯不太赞同，家里地多人少、缺劳力，杜富国如今在遵义学修理，离家近，农忙时还能回来搭把手。部队津贴才几百块，他在修理店每月少说也有几千块，何必去当兵呢？

杜俊说：“钱嘛，什么时候都能挣，把娃娃送到部队，才是正事。”

2010年12月，杜富国在原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旁，穿上了绿军装，戴上了大红花，走上了军旅路，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参军出发那天，杜富国和湄潭籍的新兵们在红军雕像前集合，一起敬了第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送行的队伍中，杜俊和妻子李合兰默默地望着儿子。军装偏大，显得杜富国更加瘦小。杜俊不善言谈，对富国说：“到了部队，要好好干，要听领导的话，练好身体，当个好兵。”

杜富国答应着，背着背包，一步三回头。李合兰忍不住哭出了声，杜俊说：“哭啥子，儿子大了，就要出去干事业嘛……”

大儿子参了军，杜家人成为军属，乡里发来“光荣军属”的牌子，杜俊砰砰砰地将牌子钉在门框上，自己退到远处，打量着没钉歪，这才放心。

“儿子当了兵，就是国家的人了。”杜富国当兵后，在父亲心里陡然长大了一般。

杜俊常常给大儿子打电话，谈人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做事情要积小步成千里……

李合兰在旁边笑道：“你和你儿说话，咋和电视里一个样呢？”杜俊严肃地对妻子说：“你晓得啥，这是男人和男人的对话……”

日子像湄潭河的水一般平静流淌，一圈一圈画着杜俊一家的年轮。儿子打枪了，第一次站岗了，授衔了，下连了，考核了，巡逻了，演练了，到炊事班帮忙了，寄来津贴了……

一名士兵的军旅生活，在老兵看来毫不稀奇，在父母这里却是百看不厌。杜俊平时话少，但要有乡邻问起杜富国，他却滔滔不绝，能侃上半包烟的工夫。

杜富国当兵的第三个年头，转了士官，第一次休假回了老家。

儿子返乡前，杜俊特意跟儿子交代：一定要带一身军装回来。杜富国问：“帽子呢？领带呢？”杜俊强调：“全身上下，一样都不能少。”

那天，杜富国是穿着便装回村的，刚放下行李，杜俊就催着他换上军装，又喊来亲戚，帮忙照了一张全家福。

按照农村的规矩，拍全家福应该是长辈坐中间，但杜俊说：“富国现在‘是国家的人’，所以要坐中间。”

拍完全家福，弟弟妹妹争着抢着，要穿大哥的军装拍个照。那会儿富强才十多岁，穿上了军装就不愿脱。杜俊呵呵笑，说：“你以后也可以穿军装。”

杜俊选了一张最好看的全家福，到照相馆放大，洗了出来，挂在墙上。这张全家福也成了他多年不变的手机屏保。

回家后，不少亲戚同学来探望杜富国，叽叽喳喳地问他：“在哪里当兵？表现好不好？”杜俊乐得合不拢嘴，当即做了一个决定：在村里放一场坝坝电影。

坝坝电影是偏远山村最吸引人的活动之一。以前都是杜家的孩子们去别人家、别的村子看电影，这一回终于轮到杜家“豪阔”地当了主场。

乡村要放坝坝电影，从来不用发通知，十里八乡的乡亲都闻讯而来。

那天傍晚，杜俊和镇里文化站的师傅，早早在晒谷场旁的树梢上挂起了银幕。

村里的男人早早收工了，女人早早烧好了饭，小孩子哪有心思好好吃饭，扒上几口，就呼朋唤友地跑来了。

晒谷场上，幕布前的“黄金观影位置”，已摆好了几排木凳竹椅。孩子们用不着凳子，电影快开场了，就在大人前面席地而坐。

开场前，杜俊作为主人，对着喇叭讲了几句。音箱传出的声音变了调，大家听不明白讲了啥，只隐约听到“精忠报国”“谢谢”。

杜俊让杜富国穿着军装，向大家庄重地敬了军礼。放映机恰好将他的动作投到了屏幕上，在乡亲们的一片叫好声中，电影开始了。

受哥哥的影响，杜富强后来也参了军，杜富佳、杜富民从医。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映照出一位农民父亲、农村党员的家国情。

和杜俊夫妇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们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却善良、朴实、正直。我们常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向上向善的好家风，才能给儿女正向的影响，使他们择善而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