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吃得亏、打得堆

盛夏六月的傍晚，北京市东城区的东棉花胡同依然人流如织、热闹非凡。这条胡同约六米宽，呈东西走向，全长不过四百多米，却遍布名人故居。古朴如线装书的老房砖块，无声倾诉着悠长的历史。抬头望见屋檐下的瓦当，瓦面上篆刻的纹样早已斑驳，不知出自哪桩典故。

沿着东棉花胡同往里走，有一所艺术学府。这所学府，从延安时期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走来，是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学校，也是当今国家戏剧艺术的最高学府。它就是中央戏剧学院。

今晚，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座无虚席，大型舞剧正在上演。

台下靠前居中的位置，坐着一位戴墨镜的特殊观众。灯光下，黑色的墨镜格外扎眼。他的右侧坐着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女士，白皙俊俏，明眸善睐。

“班长，舞台上演到哪儿，我就给您讲到哪儿。”女士轻声细语。

“好的，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内心能感受得到。”戴墨镜的男士爽朗作答。

灯熄音乐起。伴随着凄厉的爆炸声，大幕拉开了。枯树、焦土、界碑、老牛、土篱笆，萧瑟的场景诉说着曾经的硝烟，哀怨的琴弦倾诉着雷患给边境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

悲极而舞。身着各色民族服饰的演员们登场了，他们或仰天怒吼，或相拥而泣，或捶胸顿足。又有舞者飞速地旋转着，这分明是被地雷炸伤、炸死、炸怕的乡亲们，伤心、恐惧、无助的表达。

“班长，您听，铜鼓被擂响，唢呐在欢唱，边民们在用他们最隆重的礼仪，欢迎扫雷官兵的到来！”

“我听到了，边境的老百姓待我们扫雷兵可真亲啊！在雷区，他们自发给我们当向导，逢年过节，他们会带上自己不舍得吃的食物到队里慰问，平时学生们遇到我们的车队，都会自发停下来，向我们敬礼！”黑暗中，男子微微翘起的唇，像一艘快乐的小船，满载着扫雷兵的光荣和自豪，驶向他昔日战斗过的雷场。

雷场就是战场。大屏上，疯长的灌木丛、硕果累累的芭蕉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处处充满杀机。舞台上，全副武装的扫雷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迈着矫健的舞步，向雷患发起了“决死突击”。生死雷场上，扫雷兵勇闯“阴阳道”，力拔“虎口牙”，在“死亡地带”书写“生命之舞”。

“班长，队伍最前面，扛着两箱炸药的就是您……”看到兴奋之处，女士用手指向了舞台中央。

抬起手的一刹那，她仿佛触电了一般，又迅速地收了回来——她差点忘了，他看不见。她想去握男子的手，抓到的又是空荡荡的袖管，她心中猛地一痛。

正在上演的舞剧，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们，以南部战区某扫雷大队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毕业作品——《没有硝烟的战场》；台下戴墨镜的男子，是远道而来的嘉宾，也是这场舞剧主角的原型人物——杜富国；旁边的女子，是舞剧的编剧——中央戏剧学院博士、清华大学教师曾夏琰。

“富国班长，王静嫂子说，她想跟您去看雪，舞台上正飘着雪花呢，王静嫂子挽着您从大雪中走来。”曾夏琰笑里含泪。

“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王静她特别爱看雪，白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杜富国有些惊讶。

黑色的墨镜遮住了杜富国的双眼，却遮不住他脸上的微笑。曾夏琰从杜富国身上看不到半点沮丧、颓废或自卑，他的脸上只有直抵人心的微笑。他的笑清澈而明亮，犹如山之清泉、晨之清风、冬之暖阳。和他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和愉悦。尽管曾夏琰与杜富国是第一次见面，尽管他们的成长轨迹和人生经历千差万别，但两个人却聊得很投机。

曾夏琰问杜富国：“班长，您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什么？”

“哪有什么秘诀？快乐需要寻找。”杜富国笑了。

“那您是怎么寻找的？”

“我是闭着眼寻找的！”杜富国开玩笑说。

“命运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历经坎坷磨难的杜富国，将人生的伤痛铸成了战斗的铠甲。

曾夏琰从杜富国口中得知，她与杜富国是同年生人，杜富国只比她大了几个月。剧场里的灯全亮了，雷鸣般的掌声打断了曾夏琰的思绪。人们自发起立欢送英雄退场，她连忙去扶杜富国，杜富国却轻声说：“我自己来。”

杜富国和曾夏琰都出生于1991年，正赶上中国大踏步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那时，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处在“尚未被定义”的状态，一切都在不确定性中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机遇。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恰似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少年，虽然还有些许莽撞、落后甚至愚昧，却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好奇，充满了创业创造的无穷动力。

那个年代，一切皆有可能。你可以大胆地去憧憬每一件事。坐在工地的砖墙上，你可以畅想一座未来的城市；坐在工人铺下的第一条枕木上，你可以畅想铁路绵延至青藏高原；坐在一台计算机面前，你可以畅想高速发展的信息公路。

那个年代，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走红，路遥在小说中写道：“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奋斗就有收获，一切尽有可能。”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由此，带来两大奇特景观：一是官员们放弃铁饭碗出现“下海潮”，一是世代农耕的农民放下锄头形成“打工潮”。

杜富国的家乡在遵义市湄潭县兴隆镇太平村，这是一个距离县城仅十几公里的小山村。湄潭，历史悠久、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素有“云贵小江南”的美称。和当时的许多农民一样，杜富国年轻力壮的父母，放下卷起的裤脚，背起行囊，加入到打工的洪流中去了！

杜富国快乐的童年时光，伴随着父母渐行渐远的背影远去了。那一年，他十二岁。

杜富国在隔壁乡的天城中学读书，一来一回要走五六里路，所以寄住在舅舅家。家里兄弟姊妹四个，他是老大，底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杜富国从小就很懂事，很能体谅父母生活的不易。

周五下午，放学铃声响起，别的同学三五成群，一边走一边嬉笑打闹，杜富国却像泥鳅一样，哧溜一下消失在回家的田野里。

十月的湄潭，茶香遍野，山花烂漫。乡间的小路旁，偶尔会发现荆棘丛中的野果已经黑红。杜富国到家时，天色已晚，爷爷奶奶去田里收拾庄稼还没回来，他赶忙生火做饭。

黔北农村的土灶，烧的是柴火，用的是大锅。过年时做的烟熏肉还剩下几块，吊在灶屋顶，黑黝黝、油滋滋的，家里来了客人才舍得切一块炒菜。老橱柜里放着一盆鸭蛋，这是奶奶养鸭子储下的，平时也舍不得吃。到了赶集天，奶奶会背到街上，卖两角钱一个，换些家用，买些油盐酱醋回来。

杜富国先用竹刷子把锅灶刷了一下，又从米缸里挖了两碗米，倒入铁锅中，加上水，用柴草烧热大灶。生米煮成了半生的饭，再用竹制的笊篱把饭捞起来，倒入饭甑。然后把饭甑架在锅中，锅内放水，烧火蒸饭。

农家的饭菜简单，杜富国见菜篮子里还有一把小白菜，便快速地洗好，切了根，就算备好菜了。篮子底部还有几个红薯，爷爷奶奶牙口不好，洗净了之后，杜富国把红薯放在饭甑里一起蒸了。

眼见饭快熟了，杜富国取出饭甑，开始炒菜。他往锅里倒了一些油，油烧得冒烟了，再将小白菜倒入锅中，刺啦一声，开始翻炒。炒得差不多了，才想起来忘了放水，铲起来时有几片叶子已经焦黑。

爷爷奶奶回家时，天已黑透了。他们放下农具，看见灶房里烟气腾腾，知道大孙子已经在做饭了。

煤油灯下，兄妹几个围在饭桌前叽叽喳喳。妹妹杜富佳是个小不点，话却最多，她摇头晃脑地说：“哥，白菜炒黑菜，手艺真不赖！”一句话，惹得满屋子都是笑声。

奶奶最疼杜富国，她伸手轻轻拍了拍富国，唤着他的乳名：“飞飞炒的菜奶奶最爱吃，下次我采点蘑菇，炒来吃肯定更香。”爷爷剥着红薯，连声附和：“对头，飞飞炒的，黑白菜也好吃！”

到了周六，杜富国帮着爷爷奶奶去田里把红薯藤割了，再一捆一捆地挑回家，放在院子里晾晒，那是老牛冬天的“干粮”。

池塘里的水葫芦，也去捞了两篓筐，又加两捆猪草，混着谷糠煮一大锅猪食，两头猪儿拱着吃得欢。看到猪圈里脏得难以下脚，杜富国外套一撂，铁锹一抡，又是掏粪，又是垫土，不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奶奶喊他歇会儿，杜富国笑着说：“奶奶，爸妈不在家，我就是顶梁柱！”

黔北十月的早晨，天气已经转凉。青山被薄雾笼罩，庄稼被露水点缀。今天是周日，杜富国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推门一看，爷爷奶奶已经下地，锅里盖着已做好的早饭。

他安顿好弟弟妹妹，简单扒拉了几口早饭，背上砍刀，拿上棕绳，就赶着老牛上山了。

老牛摇着尾巴，不紧不慢地踱着步，一人一牛沿着村口的小路，穿过菜园，走过田垄，去往山林。老牛识路，并不用赶。只是杜富国年龄小，耐不住老牛的磨蹭，不时“嚯嚯”地喊几声，让老牛走快点。

老牛上了山，自顾自地吃着草，倒不用人一直盯着。杜富国在旁边的树林中，拾掇枯枝，再砍些粗壮的藤蔓，拢成一堆。他拿出一根棕绳在柴火的一头缠绕两圈，然后用脚踩着柴火，将绳子拉紧，接着他又拿出另一根棕绳，在柴火的另一端绕两圈，踩紧捆实。

杜富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将捆好的柴火搬到一旁，坐在坡坎上发起了呆，他想起父亲在家时常带他去摸鱼。

想着想着，富国鼻子一酸：“爸、妈，你们啥时候才回来啊？”

“哞——”老牛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忽然想起来，出门前答应弟弟要带只蝈蝈给他，于是起身去找。

“唧唧，唧唧……”宁静的山林中，传来蝈蝈清脆的叫声。杜富国循着声音找去，他蹑手蹑脚，小心地靠近。蝈蝈叫声却戛然而止。

刺眼的秋阳下，少年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眼睛滴溜溜地乱转。终于，蝈蝈忍不住了，它再次拉动了琴弦。少年弯腰，伸手，双手一扣，把蝈蝈扣在了手心。

周一的清晨，是返校的时候。村里炊烟袅袅，枝头麻雀啾鸣，杜家兄妹四个都要回学校了。

走了大约两公里，到了皂角村，杜富国与弟弟妹妹分了手，他们在皂角桥小学读书，他还得继续往前走。

临别时，杜富国对妹妹富佳特别交代了一番：“谁要是欺负你，我就捶他！”

杜富国说这话是有原因的。父母去了广东，照看保护弟弟妹妹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肩头。杜富佳长得瘦弱，个头小，胆儿也小，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娃，杜富国生怕妹妹受欺负。

杜富佳班里有几个调皮的男生，给富佳取了个绰号“豆腐渣”（杜富佳谐音）。富佳昂起头，说：“我要告诉哥哥！”

男生们知道她大哥平时不在家，一点都不顾忌，说她哥哥就是“豆腐果”（杜富国谐音）。几个男生一见她就起哄，齐声喊“豆腐渣——豆腐渣”，小姑娘害羞，被当众喊过几次，气得哭了。

杜富国回到家，看见妹妹哭得肩头一颤一颤的。为了这个事，有一天早上，他专门去皂角桥小学“埋伏”，果然逮到了男生们挤眉弄眼，喊妹妹外号。杜富国冲了过去，一把拎起领头男生的衣领，质问他：“你喊啥？”

男生顿时蔫了，说：“不喊啦，不喊啦。”杜富国大声地说：“再欺负我妹妹，我就捶你！”打这以后，男生们看到杜富佳，再也不敢起哄了。

杜富国的学习成绩不算好，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农村办学条件差，教室里四处透风，窗户的玻璃碎了，冬天只能用塑料布盖上挡风遮雨，学生们用的桌椅板凳也总是缺胳膊少腿。

有时老师正在讲台上说得手舞足蹈，讲台下却忽然咔嚓一声，有同学的凳子腿折了，一时间人仰马翻，同学们哄堂大笑。

杜富国个子不高，却热心又手巧。他找来石头和钉子，哐哐几下，凳子就修好了。长此以往，班里的同学都爱找他修东西。

父亲杜俊经常告诫杜富国：“你记住，吃得亏、打得堆，不要太计较！”“吃得亏、打得堆”是黔北的一句老话，意思是做人要大气，不要怕吃亏。

杜富国说，这句话对他和弟弟妹妹的影响很大，他们从小就知道不能小气、不能自私，凡事要愿吃亏、敢奉献，所以他们走得正、行得端，走到哪儿都有好人缘。

“爸，我恐怕不是读书的料，要不我去学个技术吧？”饭桌上，杜富国低着头，手扯着衣角，小声地说。

夜幕降临，一家人劳作了一天，正围坐在一起吃饭，杜俊在深圳打工时带回来一台旧风扇，它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执意要制造出一丝凉意。

这些天，初中毕业的杜富国，一直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他思来想去，终于打定主意，要去学一门技术。可是，他始终不敢跟父亲开口，他知道父亲一直希望自己好好读书，将来能走出大山。

晚饭时，看到父亲陪爷爷聊着家长里短，他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先吃饭！”杜俊没接话，杜富国想了几天的理由，就这么被憋回去了。

月已挂中天，杜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索性爬起来，推开老父亲的房门。不承想，老父亲也和衣躺在床上，没有睡。

“爸，富国这娃，看来上学是没指望了。要不就让他去学修理？”杜俊半是征求老父亲的意见，半是给自己拿主意。

“这娃，我从小看到大，脑子笨，手不笨，做什么都很踏实。”爷爷对这个大孙子格外疼爱。

“那就送他到遵义去学个修理吧。”杜俊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让他去吧，只是他还小，身子骨还太嫩，别把他累着了。”老父亲满意地抽完一锅旱烟，父子俩都回去睡了。

农村的日子像春江里的水，总是波澜不惊、静静流淌，纵然有无奈、忧愁、贫困、心酸，也都被土里刨食的农民吞到肚子里去了。

等啊，等啊，杜富国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他能到遵义的一家机械设备修理店去当学徒了。从山村到城市，走在车水马龙的柏油路上，杜富国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但是，他始终记得父亲嘱咐的那句话：“吃得亏、打得堆，不要太计较！”

钻车底、搬轮胎、注机油、洗配件，杜富国每天都一身油污一身汗。他对来到店里的每一位顾客都很热情，那双爱笑的眼睛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淳朴的孩子。

杜俊去看儿子，老周师傅对杜富国赞不绝口，直夸这孩子能做成事。

修理店业务不忙时，杜富国也会请假回家看看。乡邻都知道，杜俊家的老大在城里学修理。一传十，十传百，谁家的摩托车、自行车坏了，都会找上门来，后来连打谷机、铲车出了故障，也来找他。

杜富国本就是个热心肠，无论谁找来，都没有推辞过。有一回，村里一户人家的铲车“趴窝”了。车主火急火燎地找到刚进家门的杜富国。他二话没说，就跟车主走了。

从下午五点，一直鼓捣到凌晨，发动机终于重新冒起了烟。车主拉住杜富国非要塞个红包，富国却死活不接。“乡里乡亲的，咋还给钱呢！”杜富国一脸诚恳地说。

还没来得及合上眼，天已经亮了，杜富国又坐上了去城里的头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