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2 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曹正忠 韩佩玉(1)
摘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2020年11月23日，中国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在脱贫攻坚战斗中，民族地区克服了脱贫任务重、发展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渠道单一的重重困难，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然而，完成脱贫攻坚只是解决了人民基本温饱问题，加之民族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返贫的可能性较大，脱贫成果具有一定脆弱性。乡村振兴是脱贫成果基础上的再发展，是巩固脱贫成果的有效衔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必然能够推动民族地区快速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脱贫攻坚；人均可支配收入；脆弱性；乡村振兴；转型升级
2.1 引言
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庄严宣布剩余9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行列，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标志着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评价说：“中国非凡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2)
2.2 民族地区全面脱贫来之不易
在中国脱贫攻坚战斗中，民族地区取得全面脱贫的成果尤为来之不易。
2.2.1 民族地区脱贫任务重
2014年，全国832个贫困县名单公布，涉及22个省（区、市），平均到每个省（区、市）约38个贫困县。其中，民族八省区共有374个贫困县，占全国国家级贫困县的44.95%。从绝对数来看，云南有88个贫困县，西藏有74个贫困县，贵州有66个贫困县，分别占据了贫困县数量的前三名（其中贵州与四川并列，都有66个国家级贫困县）。从相对数来看，西藏所有74个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占比高达100%，青海共有43个县，其中国家级贫困县达到42个，占比达到97.67%，其他诸如贵州、云南，国家级贫困县占比均远超50%，广西国家级贫困县占比为30%，剩下的内蒙古、宁夏和新疆，国家级贫困县占比均高于30%。而从其他省（区、市）来看，数量最多的是四川，有66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他省（区、市）中7个省（区、市）国家级贫困县低于30个，海南只有5个，吉林也只有8个。从相对值来看，占比最高的是甘肃，达到了67.44%，陕西也达到了52.34%，其他12个省（区、市）的占比均低于40%，占比最低的吉林只有13.33%。通过比较可以看到，民族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绝对数量多，相对占比也高，面临的脱贫攻坚任务很重（见表2-1）。
表2-1 国家级贫困县分布统计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级贫困县数据来源于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各省（区、市）县总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
2011年底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指出：国家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这些地区统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大部分都是民族地区。此后，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简称“三区三州”，全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硬骨头”(3)。
2017年底，全国认定的深度贫困县有334个，其中民族八省区有162个，占比高达48.5%；同时，湖北、四川、甘肃等地深度贫困县几乎都分布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县总数超过250个，占比超过75%(4)。而2017年底这334个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仍高达11%，是全国贫困发生率3.1%的3.55倍。
2.2.2 民族地区农村发展基础薄弱
民族地区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不仅比不上发达地区，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也有差距。从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民族八省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内蒙古为9976元，离全国平均水平还差513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最低的贵州仅有6671元，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63.6%。广西、宁夏和新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000～9000元，云南、西藏和青海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7000～8000元。而同期上海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119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还多，是贵州的3.18倍。23个其他省（区、市）中有11个省（区、市）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还有4个省（区、市）超过10000元，非常接近全国水平。当然，也有部分省（区、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甘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甚至比贵州还低，只有6277元，总体来看，民族八省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其他省（区、市）仍然处于弱势，如表2-2所示。
表2-2 2014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2.2.3 民族地区农民收入渠道单一
2014年，民族地区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主要是经营净收入。其中，新疆和西藏经营净收入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超过59%，内蒙古该比例也达到了58.86%，民族八省区中除了贵州该指标略低于全国平均数外，其他地区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数（由于《云南统计年鉴》未收录相关数据，无法计算该指标）。而其他23个省（区、市）中，《黑龙江统计年鉴》和《湖南统计年鉴》也未收录相关数据，无法计算该指标，剩下21个省（区、市）中，有11个省（区、市）该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数，北京和上海更是低于5%。从产业角度考察经营净收入，民族地区经营净收入中超过七成来自第一产业经营所得。第二产业经营所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三产业经营所得占经营净收入的比重除了内蒙古只有9.03%外，其他省（区、市）都在20%左右。除民族地区外的其他省（区、市），经营净收入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较小，北京该比例更是不到30%。第二产业经营所得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三产业经营所得占经营净收入的比重超过30%的较为常见，北京更是达到了63.44%。
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则恰恰相反，民族八省区中只有宁夏该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数（39.59%），其他省（区、市）均低于全国平均数。其他省（区、市）中只有8个省（区、市）低于全国平均数，有13个省（区、市）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有7个省（区、市）超过了50%。北京、上海和浙江更是超过了60%。
财产性收入差别不大，除了个别地区，一般不超过300元。转移性净收入一般在1000～3000元，超过3000元的只有北京，达到了3835元，但北京农民可支配收入本来就高，从比重来看相差不大，低于1000元的也只有甘肃，为628.6元(5)。
2.3 民族地区脱贫成果具有脆弱性
贫困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现象，和人类发展一样，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现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先重申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持续相关性，同时，根据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物质足迹指数形成调整系数，从而将人类发展指数更新为地球压力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新指数涵盖了寿命、受教育、收入和地球压力4个维度(6)。国际减贫领域则定义了道路、健康、教育、生活水平4个贫困维度的10个指标(7)。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指出扶贫总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了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
2020年3月12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提出，中国现行的扶贫标准是：“一个收入、两个不愁、三个保障”，是一个综合性的标准。其中，收入标准是2011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到2019年底现价是3218元，到2020年底现价是4000元左右。“两不愁三保障”与前述一致。
在2020年底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后，民族地区脱贫成果出现脆弱性。从上述扶贫标准来看，“两不愁三保障”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返贫的可能性较小，但收入水平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返贫的可能性较大。
郑长德研究脱贫质量后提出，多维脱贫质量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标比值为1～1.2，可以认为达到了脱贫阈值，如果该比值超过1.2，则可认为脱贫质量较高(8)。结合2020年底4000元左右收入标准和该阈值，则2020年家庭人均收入超过4800元可认为脱贫质量较高。如果考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0年全国和所有省市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4800元，但从中国农村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020年仅有4681.5元，只是达到阈值范围，算不上高质量脱贫。至于省（区、市）低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找到10个省（区、市）的数据，其中民族八省区有2个，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7414元，贵州省5235元；其他省（区、市）有8个，均超过5000元，江苏省甚至达到9346元。但由于数据缺失严重，从现有数据看不出民族地区与其他省（区、市）的差异，但从现有数据来看，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则必然有很多省（区、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2-1所示。
图2-1 2020年各省（区、市）低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2021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如果单纯考察202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民族八省区的数据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内蒙古外，其他民族省区的排名都在最后十名内，最低的贵州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68%，其他地区最高水平的上海该数据更是贵州的3倍。进一步考察民族地区情况时发现，这些还不是最低水平，诸如青海省的果洛州和玉树州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10000元，云南省的怒江州、泸水市、福贡县、贡山县和兰坪县，2020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不足8000元。2020年全国各省（区、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如图2-2所示。
图2-2 2020年全国及各省（区、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由于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取该地区收入最低的20%农村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计算平均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是取该地区全体农村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计算平均数，因此，这两个数据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根据2020年10组省（区、市）和全国的数据进行不同类型的拟合，从R2来看，线性拟合和多项式拟合结果更好，都在可行区间范围内，指数拟合、对数拟合和幂拟合的R2很小，可行性较差，详细结果如图2-3所示。
图2-3 不同类型拟合结果图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及2021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分别使用线性拟合公式和多项式拟合公式，运用各省（区、市）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估算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从绝对数据来看，每个省（区、市）都超过了5000元，但从排名来看，民族地区明显低于其他省（区、市），如表2-3所示。
表2-3 各省（区、市）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估算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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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省（区、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估算。
2.4 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成果的巩固
2020年底，中国按计划完成全面脱贫目标，然而，2020年脱贫目标的实现只是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同样，脱贫目标的实现也只是中国发展复兴道路的第一步，乡村振兴则是必然接续。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向上的过程。马克思把社会历史分为三大社会形态来研究人在其中的发展情况。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是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是人支配人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时期是以物（资本）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人的多方面需求得以基本满足；后资本主义时期，消除了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各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9)。
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可见，孔子把人分为5个层次，并提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这5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当代，网上也有人把人分为6个层次，靠本能生存的浑人、靠欲望生存的俗人、靠情感生存的凡人、靠信念生存的贤人、靠智慧生存的达人、靠灵魂生存的仙人(10)。
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5个由低到高依次递进的层次。前2个层次只是满足生存需要，处于温饱阶段；中间2个层次是追求归属感，处于小康阶段；最后一个层次是追求人的成长，处于富裕阶段。详见图2-4。
图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示意图
资料来源：http://www.sohu.com/a/192860700_822095。
无论以上哪种分类，都是对人的发展不同阶段或可能达到的层次进行的总结。可以看出，人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目标完成后，也只是在现有脱贫标准下的脱贫，只是收入超过贫困标准，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而这个标准仅初步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基本达到温饱阶段，至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真的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甚至对于21世纪中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近期目标来说，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特别是目前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还很薄弱，亟待引入新的理念和新的科技。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接下来的工作还很艰巨，乡村振兴则是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2.5 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升级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而人的需求是不断升级的，与之相适应，产业也需要不断升级。传统理论认为，产业的升级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断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从而主动完成产业升级。通过对中国近期经济发展的观察，有学者发现产业的升级不是来源于供给端，而是需求端的改变。
根据人的需求层次的研究理论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的需求结构是不断升级变化的。马克思认为，人的需求会从物质到全面自由发展，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呈阶梯状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正如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则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的需求正从原来的物质需求向多样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正从有没有物质的选择向选择更好生活质量、更高生活水平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加大科研投入，鼓励科学研究成为重要的动力源泉。例如，在解决物质需求问题的时候，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的作业可以极大地推进问题的解决；而现在，人们都在追求个性化的生活，人们对产品的要求是有差别的，需要小批量的供应，这就需要有新的科技与之匹配，这就是能够满足个性化定制以及特殊领域特殊制造需求的3D打印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此外，小罐茶、私人定制等个性化的产品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
其实，产业升级主要是由于产品或服务与人的需求从耦合走向错配所激发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任何生产关系的出现都具有革命性，无论是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它们的出现都是为了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进行耦合，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旧的生产关系逐渐成了新的生产力的制约因素，也就是从耦合变成了错配，就需要新的生产关系来完成新的耦合，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业与人的需求也是如此，任何产业的出现和快速发展都是因为耦合了当时人的需求，而当人的需求实现升级后，原有的产业会从耦合走向错配，如果不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及时作出调整，必然会造成资源浪费，并阻碍人类需求的升级。
(1)曹正忠，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韩佩玉，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心理学专业健康心理学。项目来源：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2019SYB72）。
(2)新华社．全国贫困县清零［EB/OL］．（2020-11-23）．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33846545_161795.
(3)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推进“三区三州”教育脱贫［EB/OL］．（2019-10-15）．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9n/2019_zt27/zsgx/hzsfdx/201910/t20191015_403569.html.
(4)郑长德．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9（12）：103-112.
(5)该部分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市）2015年统计年鉴。
(6)资料来源：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https://doi.org/10.18356/9789210055208。
(7)王艳慧，王小林，赵文吉，等．基于GIS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与评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8)郑长德．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9（12）：103-112.
(9)马玉．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研究［J］．法制博览，2019（21）：269-271.
(10)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486570101fyl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