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路径研究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既要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也具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和有利的培育条件。近年来，中央企业纷纷组织研究制定自己的世界一流培育方案，特别是2019年初国资委选定了航天科技、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中国三峡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移动、中航集团、中国建筑、中国中车、中广核等10家企业，作为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纳入试点的企业都研究制定了具体的创建目标和行动方案。由于中央企业之间存在着产业、规模、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差异，各自的战略思路、实现路径设计不尽相同，有必要从特殊性中提炼普遍性，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框架和意见建议。

一、对标分析

（一）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评价指标体系

引导中央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激励中央企业不断增强活力和全球影响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评价的重要目的。结合评价目的，课题组确定维度选择的原则：一是引导中央企业聚焦主业，做强国有资本。二是引导中央企业释放活力，提升效率效益，做优国有资本。三是引导国有企业合理重组整合，做大国有资本。

课题组对一流企业评价的主要评估内容和常用指标进行梳理归纳，形成企业竞争力评价常用指标库。其中，评估企业规模、财务绩效、生产运营、成长能力和技术创新等内容的指标多为定量指标，反映企业软实力的指标多为综合性合成型指标，支撑保障方面则多由定性描述类指标构成。具体指标库如表1所示。

（二）评价方法与试算结果

利用本课题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中央企业及国际同行开展评价试算。但由于数据尚不完整，目前测评只覆盖了约50%的指标，所以评价结果仅供参考。

1.对标评价核心指标

基于对世界一流企业“五个一流”特征的认识，借鉴国内外评价实践，从资本回报、规模实力、发展潜力、行业引领、经营管理五个方面构建世界一流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作为评价的一级维度，并梳理相关维度评价指标库，对每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筛选。

2.对标评价方法

（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评价样本范围限定为进入当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的企业。相关数据来自《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网站，具体包括企业收入、利润、资产、股东权益等指标及其增长率数据。

（2）评价方法设计及对标试算。

在确定样本选择与数据获取来源的基础上，课题组研究明确了对标评价所涉及的行业分类、标杆设置、指标评分、权重设置、综合评价等具体方法和标准，限于文章篇幅，不做一一展开。

在课题组构建的世界一流企业评价体系中，由于部分数据资源不足，试算结果未能将经营管理能力和行业引领力纳入考虑，净资产收益率、市值、技术投入比率等核心指标的缺失也带来资本回报、规模实力、发展潜力维度测评结果的缺陷。因此，世界一流企业试算结果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未来将通过财务报表数据收集、专家调研访谈等方式弥补数据的不足，进一步完善试算结果。总体来看，在电信、电力、油气与化工等领域，中央企业的规模实力、行业引领和发展潜力等相对较强，但总体国际化水平还相对较低；装备制造、个人消费及服务行业等领域，中央企业全球竞争力排名相对靠后，主要反映为市场竞争激烈，投资回报较弱，海外收入占比与行业领先企业还有一定差距。

（三）中央企业主要差距及原因分析

1.主要差距

（1）科技创新能力与规模体量不适应。

我国部分关键和核心技术装备严重依赖进口，高端技术人才缺乏。2017年，国有工业企业每投入1元创新费用带来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为9.9元，高于内资企业平均水平（8.9元），但低于港澳台资企业（15.3元）和外资企业（12.7元）。中央企业的总体情况要比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好得多，但与其规模实力、战略使命相比，同样需要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

（2）国际化水平整体偏低。

近年来，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工作快速推进，境外经济规模显著扩大，对外投资合作快速发展，资源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业务模式和区域领域逐步拓展，一批中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基础管理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但整体来看，中央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同行相比仍具有较大差距，海外资产、收入、利润和员工占比相对较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海外资产运营效率不够理想。

（3）部分行业经营效率相对不够高。

相对于中央企业在营业收入、资产规模等总量指标的世界排名较靠前的情况，中央企业资产报酬率等经营业绩指标的排名较靠后，尤其是在基础设施行业，差距较为明显。大部分中央企业员工队伍庞大，按照人均指标计算，大部分指标排名相对靠后，劳动生产率整体不高。

2.原因分析

（1）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原因分析。

创新动力方面，企业不愿意投入大量资源从事投入多、风险高、周期长、难度大的创新活动，“有能力缺动力”现象比较突出。企业研发人员受工资总额限制等因素影响，创新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创新能力方面，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持续筹资能力、基础研究能力、创新资源的系统整合能力和高端创新人才的集聚能力等一系列创新要素的组合能力。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的联系比较松散，稳定的长效合作机制有待健全。创新环境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有效竞争环境、成果转化环境和政府管理环境，制约着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绩效。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成果的平均转化率仅为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一大批科研成果只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室和实验室里循环，沦为评职称和获取经费的工具。

（2）国际化水平差距原因分析。

国际化经营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部分企业对国际化经营缺乏总体的和长远的谋划，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导致国际化经营发展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国际业务布局、拓展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目前，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区域布局仍需持续优化，一些企业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入的认知和全面把握，对国际惯例、通行规则还不熟悉，业务拓展方式相对单一，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国际化经营基础管理薄弱的问题仍然存在，风险防范问题尤为突出。一些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境外经营风险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风险管控措施，对国际化经营缺少整体的协调配合机制和必要的后台支撑，个别企业境外项目决策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够。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亟待提高，人才、资本、研发等资源已成为制约中央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主要瓶颈。中央企业普遍在培养、使用、吸引和留住国际化经营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方面缺乏经验和必要的措施。企业间无序竞争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部分企业的合作意识不足，恶性竞标等现象仍时有发生，中央企业“抱团”“走出去”的协同效应未得到有效发挥。从政策角度来看，相关部委在审批、指导、考核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国际业务项目审批流程较为繁琐，影响境外项目运作的时效性。政府层面对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综合支持力度有待强化，需要建立健全对海外业务考核的容错机制，进一步提升企业拓展国际业务的积极性。

（3）部分行业经营效率差距原因分析。

体制机制不够灵活，弱化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速度。一些中央企业的管理理念与体制机制还不够灵活，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存在挑战，制约了企业经营效益的提升。部分中央企业内部层级较多且壁垒明显，各机构体系间有效信息沟通面临一定困难，组织决策效率受到限制。信息化建设亟待建立整体架构，促进数据共享。部分中央企业内部信息化建设系统性和整体性不足，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统一的协调配合不足，导致不同业务管理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存在一定缺陷，“信息孤岛”现象仍然存在。部分企业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负担过重。中央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多年形成的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逐渐转变为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市场活力和竞争力的提高。

二、战略思路与路径选择

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部署，紧密结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以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为抓手，突出“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范”的目标要求，突出增强规模实力、行业引领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品牌力、资本回报能力等“五大影响力”，并以此构筑相应的实现路径，力争“十四五”期间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央企业建设世界一流的战略框架与实现路径见图1。

（一）以规模实力为基础，发挥资源重组整合优势，打造“既大又强”的世界一流企业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战略规划为引领，围绕优质业务、核心业务和战略性业务，推进重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有资本整体功能和运营效率。通过进行系统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中央企业构建纵向整合与横向兼并两条主渠道，实现业务协同和优势互补，“物理反应”完成后产生“化学反应”，实现“1+1＞2”的协同效应，集中力量打造“既大又强”的世界一流企业。

（二）以创新驱动战略为核心，发挥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造“并跑、领跑”的世界一流企业

中央企业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企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占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成为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标杆企业。围绕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布局一批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项目，力争取得革命性的重大技术突破。发挥社会主义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突破瓶颈制约，专注攻克“卡脖子”难点，在重要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打造能够在全球实现技术“并跑、领跑”的世界一流企业。

（三）以提升产品、服务质量为重点，大力实施优质品牌战略，打造拥有知名品牌和良好声誉的世界一流企业

把质量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价值导向和经营底线，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经营管理全过程和企业全体员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主动对标达标国际先进水平，优化调整产品结构，使资源向优质产品集中，切实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层次。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并围绕品牌战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品牌建设与业务发展的协同，打造拥有全球知名品牌和美誉度的世界一流企业。

（四）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突破口，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和活力，打造“基业长青”的世界一流企业

中央企业要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大力推进国资国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快“两非”“两资”剥离。

（五）以改善和提高经营业绩为根本，加强企业管理，促进转型升级，打造价值创造、效益优先的世界一流企业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依靠科学的管理，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使企业的经营管路、产品研发、生产方式、供应链管理、战略联盟等实现转型升级。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积极开展低碳化、集约化、高效化改造，实现能源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要加强风险管理，建立全面风险管控体系和工作机制，完善高风险领域的内控制度和工作流程，健全重大风险监控机制，切实增强风险管控能力。

三、战略重点

（一）优化业务结构，聚焦主业实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1.加强战略规划，聚焦主业

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定位，加强战略规划管理，强化投资管控，推动各类要素向实业集中、向主业集中，把资源和力量向关键领域和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集中，服务国家战略，增强核心竞争力，做强国有资本，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要严控非主业投资比例，集中力量做强做优做精实业主业，促进中央企业“回归主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2.推进重组整合

在做大做强主业，严控非主业投资的同时，加快剥离非主营业务。对主业经营效益不佳、产融结合效果不明显、风险隐患较大的存量业务，及时进行清理整顿。如果每个中央企业都有他者不可取代的主业，都有其核心竞争力，同质化现象自然烟消云散。

3.完善考核机制

进一步完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对于考核突出的四个方面，即效率效益、创新驱动、实业主业和服务保障，应当采取“一企一策”确定企业负债率的考核，引导企业严控非主业投资和经营业务，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资源向主业集中。通过多管齐下的举措督促央企聚焦实业做强主业，为创建“世界一流”奠定坚实基础。

（二）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抢占未来技术制高点

1.完善中央企业技术创新组织体系

以支撑集团整体发展战略为中心，重组整合创新资源，优化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明确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分工界面，建设定位科学、分工合理、层次清晰的企业技术创新组织体系。优化创新主体布局，明确功能定位，整合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增强体系的开放性，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产学研用合作，努力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加强中央企业之间、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协作，强化优势资源互补。

2.建立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

健全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机制，重点解决企业技术创新决策信息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创新缺乏战略导向不足、创新方向与重点把握不准以及创新决策短期化倾向等问题。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机制，重点解决企业研发资金配置体系和资金投入方向不合理、研发资金的管理机制僵化等问题。健全研发项目管理机制，重点解决缺乏有效的客户需求管理和前瞻的研发规划的问题，以及研发流程管理与项目关键节点决策评审机制缺乏的问题。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解决企业职业发展通道不健全、人才激励总体偏弱、考核评价体系不够科学合理等问题。

3.明确方向聚焦重点，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行业共性技术研究

面向国家战略导向、产业发展前沿和产业共性技术，加强源头创新和应用基础研究，力争取得革命性的重大技术突破，抢占国际科技前沿制高点，依靠原创性技术和产品推动企业和行业发展，带动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传统技术的融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针对核心元器件、关键基础零部件、特种材料、高端装备、高精度设备仪器等产业链高端环节的技术和产品，集中力量开展自主研发，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尽快突破“卡脖子”技术。积极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带动产业链相关企业联合开展工程科技攻关。

4.加强开放式创新，着力培养产业创新生态

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整合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构建更加有效的产业技术创新组织、研发、推广、支撑体系，营造互补多元、效应协同、共生竞合、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环境。在应用基础研究，以及战略性、前瞻性技术领域，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合作的长效机制。在企业核心技术领域，积极承建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加强行业共性技术问题的应用研究，同时向各类创新主体开放共享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等创新资源，发挥行业引领示范作用。吸纳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构建开放式创新平台，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公司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

5.优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提升研发效率

健全科研任务凝练机制，完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科研项目选题和任务征集机制，并根据实际对科研项目进行动态调整。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合理布局研发经费投入方向，提升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针对前瞻性、应用基础性项目和技术攻关与产品开发项目，建立科研项目的分类管理考核机制。将标准化作为培育世界一流的突破口，通过制定国际标准抢占技术制高点。

（三）讲好中央企业故事，提高品牌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

1.增强品牌建设意识，将品牌建设融入企业发展战略

要将品牌建设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做好总体谋划与顶层设计，明确品牌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在强化品牌建设意识的同时，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推动创新成果转化成品牌影响力，培育有利于打造卓越品牌的企业文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要充分认识到品牌建设是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系统性工程，要把品牌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成立由主要负责人挂帅的品牌管理委员会，自上而下地推进品牌建设工作。要落实品牌建设组织机构，设置品牌建设工作部门，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配备品牌管理专业团队或专职人员，有条件的企业要建立品牌建设工作委员会。

2.科学组织品牌管理，完善制度体系

要聚焦企业战略和客户价值，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和研究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根据行业特点、企业实际和产品特性，科学确立品牌定位。要把高品质作为品牌的基石，坚持客户至上，重视客户感知，把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作为最高追求，以更高的品质使客户感到物超所值。要通过设立企业内部品牌建设的预期目标、指导思想、工作要求、实现流程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真正实现企业品牌管理工作有的放矢、有章可循。

3.加强央企贡献宣传，提升企业品牌美誉度

要拓展品牌营销传播渠道，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媒介，特别是有效运用新媒体，做好形象公关，讲好自己的故事，广泛传播品牌形象，传递品牌价值。要紧跟市场变化，增强品牌传播的及时性、有效性，凝聚品牌传播的正能量。在加强品牌本土培育和推广的同时，要根据国外文化习俗、市场竞争状态、消费者习惯及法律法规等特点，开展品牌国际化工作，要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善于融入当地社会，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4.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打造精品品牌

要加强与世界一流企业的交流，有针对性地学习借鉴先进的品牌理念和品牌建设方法。要高度重视智力引进工作，积极开展与国内外品牌设计、咨询、管理机构的合作。要加强中央企业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共同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好“中央企业”这一大品牌。要通过建立品牌联盟、借助国际媒体资源和主动参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活动，提升品牌全球知名度。

（四）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大幅度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1.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主力军作用，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要积极谋划全球市场布局，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带动中国装备制造、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向世界，做到出口产品从中低端到中高端，出口市场从亚非拉市场到欧美澳市场，出口形式从产品出口到产品、资本、技术、服务、管理等多种形式组合出口，出口理念从产品“走出去”到产能“走进去”、品牌“走上去”的“四大转变”，成为中央企业“走出去”的“国家名片”。要全面加强基础设施、贸易、投融资筹融资、跨文化交流和人心的互联互通，总结形成中央企业跨国经营“范式”。

2.重点提升全球资源整合和风险防控能力

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依托我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投融资等方面的产业链优势，坚持做“价值创造者”“机会创造者”，形成全球化运作架构和全球化经营布局，促进企业与东道国共同发展。提升国际业务风险管控能力，建立健全国际业务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加强专业化风控团队建设工作，建立风险辨识和评估标准以及风险数据库，完善风险预案，提高企业辨识、评估及应对风险能力。提升输出标准规范能力，强化标准输出、标准互认、标准共建等核心内容，努力将中国技术标准纳入东道国标准体系。

3.提升产业链协同、资本运作能力

坚持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遵循“比较优势突出、差异化显著、专业分工与区域分工相结合”的原则，形成管理协调、整体联动、运行高效的产业“走出去”协同格局。发挥国家市场统筹与资源集聚功能，发挥各中央企业在各自领域完备产业链优势，凝聚合力做强做优做大海外业务，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握“价值共享”商业文明的深刻内涵，推进产业链、能力链转化成价值链，形成流程无缝隙、服务集成化、价值一体化、整体利益最大化，实现利益相关方价值的共同增长。加大境外资源和产业投资等项目布局，提升国际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建立健全海外资产优化处置工作机制，推进资产结构优化工作，打造专业高效、流程清晰、依法合规的资本运营体系。

4.强化本地化建设，提升本地化经营能力

针对已进入市场，加强本地化融合，妥善处理好与当地资源、市场、政府、民众的关系。同时，在进一步加强海外市场研究的同时，与当地机构和社会研究机构联合，深入分析海外市场，提升环境评估能力。此外，延伸服务价值链，逐步形成集当地研发、制造、运营、服务等相对完整的产品链和价值链体系。

（五）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契机，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机制

1.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治理体系的建设

严格依据《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坚持依法治企，履行股东的职权，明确董事会与经理层的职责定位。进一步完善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根据企业实际制定全面而合理的评估业绩指标，并设计出动态变化的科学体系。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理清监事会的职责定位，以公司管理制度的形式将监事会的监督程序、监督内容、监督效果等进行明确，保障监事职权行使。

2.实施重组、混改战略，提升资本运营能力

减少行政权力对并购重组的过度干预，放松实质性审核，减少并购重组的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区域壁垒，降低并购重组的交易成本。在监管层面适当降低混改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审慎决定民营资本进入行业的负面清单，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企并购重组。推动旨在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大力发展新三板市场，推进市场内部分层，明确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地位，培育私募股权投资等股权投资基金。

3.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持续完善层级明确、界面清晰、运转高效的管理架构。按照对不同类型业务实施差异化管控要求，进一步扩大授权范围，加大授权力度，完善分级授权管理体系。大力构建涵盖财务、人力资源、生产运行等在内的综合型共享服务体系。优化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价格机制、差异化考核机制和精细化绩效管理机制，建立完善区域协调机制，强化各业务之间横向协同。构建适应中央企业特点的组织架构，推进业务结构优化，深化企业内部主辅分离、专业化重组整合，建立内部市场化运行机制，提高生产效率和队伍活力。

四、支撑条件

（一）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加快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的管理和技术队伍

世界一流企业的建设需要有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必须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目前，中央企业普遍面临着人才结构失衡、层次偏低、激励机制缺乏、企业家精神缺失等问题。为此，中央企业应以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高素质人才培养、选用去留标准及多元化激励机制为突破口，加快部署实施人才强企工程，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强力“核引擎”。

（二）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潮流，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加快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进一步强化“两化”融合发展的组织领导，加强顶层设计，凝聚上下共识，明确数字化转型时间表和路线图。树立创新开放共享理念，把创新摆在“两化”融合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贯穿于“两化”融合发展的一切工作之中，促进数字信息资产价值最大化。持续深化技术和管理协同变革，破解阻碍“两化”深度融合发展的管理问题。加速培育包括协同研发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管控、供应链协同管控、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网络化经营管控、财务管控互联网化等新型竞争能力，激发“两化”深度融合新动能。加大技术攻关，掌握核心技术，夯实“两化”深度融合的物质基础。

（三）推进供应链创新，构建中央企业全球供应链体系，增强国际资源配置能力

供应链是引领全球化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是企业不可模仿的竞争优势，也是打造区域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全球供应链的本质是拓展供应端和需求端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在全球市场为客户创造价值。中央企业应积极开展全球供应链布局，参与全球供应链规则制定，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树立全球新型合作竞争经营的新理念，加强面向全球消费市场驱动的供应链运作。

（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打造行业典范企业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央企业必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不忘履行社会责任保障民生，努力塑造行业典范。

五、政策建议

（一）营造创新生态，支持和引导中央企业科技创新

鼓励和支持中央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集中度较高、中央企业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领域，将中央企业的重大创新需求纳入相关科技计划项目指南，支持中央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结合项目特点，可按照“一企一策”原则制定管理、投入和知识产权分享机制，优化管理流程，提高实施效率，一体化推进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示范和成果转化。

鼓励中央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健全中央企业技术创新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将技术进步要求高的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纳入经营业绩考核。引导和鼓励中央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对中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指导，协调相关部门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创新激励政策，促进相关政策落实落地。推动中央企业实施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发挥好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的带动作用。

支持中央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支持中央企业参与编制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相关技术领域发展专项实施方案，在科技专家数据库中增加中央企业技术专家数量和比重，更多吸收来自中央企业的专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和验收。在中央企业推广应用创新方法，提高研发和生产效能。采取多种方式推动建立中央企业技术交易平台，提高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能力。

支持中央企业打造协同创新平台。支持中央企业设立或联合组建研究院所、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技术创新联盟等各类研发机构和组织，加强跨领域创新合作，打造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加强对在中央企业中建立国家各类创新基地和平台的统筹规划和系统布局，支持中央企业承建更多的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对外开放和共享创新资源，加强行业共性技术问题的应用研究，发挥行业引领示范作用。鼓励中央企业建设完善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平台。将中央企业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纳入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进一步向各类创新主体开放共享。

支持中央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强中央企业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支持中央企业参与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高层次、多形式、宽领域的科技合作。支持中央企业主动布局全球创新网络、并购重组海外高技术企业或研发机构，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或联合实验室，促进顶尖人才、先进技术及成果的引进和对外合作，实现优势产业、产品的“走出去”，提高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

（二）为国际化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优化国际业务相关考核制度，以考核激励企业拓展国际业务。一是建立容错机制，针对不可控风险因素导致的投资失利建立豁免机制，对承担国家战略任务时发生的亏损在考核时予以考虑。二是在考核过程中引入国际对标，海外业务业绩水平高于国际同行的中央企业，即便个别海外项目处于亏损状态也视为业绩合格。三是拉长考核周期，鼓励中央企业对海外战略资产进行长期投资。将年度考核、任期考核和长期考核相结合，综合考虑项目的当期收益和战略价值。

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升中央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灵活性。一是适当放松境外非主业投资限制，发挥协同优势。海外投资项目以主业为主体、同时存在部分与主业具有协同效应的非主业时，参照主业项目管理，适当降低审批要求、减少审批流程。支持中央企业发挥综合优势，为海外客户提供建设运营一体化等整体解决方案。二是进一步简化审批要求，缩短审批流程。建议相关部门统一海外项目审批材料报送要求和资料格式，减少中央企业海外项目审批资料准备工作量，缩短审批流程。

加大力度协调中央企业海外业务内部竞争，提升协同效应。一是构建国家层面的中国企业海外竞争协调中心和协调政策。探讨设立中国企业海外竞争协调中心，负责中国企业海外竞争政策和协调规则的制定、督导和评价，通过外汇、税收、融资、考核等手段限制恶性竞争倾向明显的企业参与海外业务。二是稳步推进同业竞争严重的中央企业之间的重组整合。对于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均存在严重竞争的中央企业，进行母公司层面的整体整合；对于国内市场需要一定程度的内部竞争而国际市场需要一致对外的行业，进行中央企业子公司层面整合，形成统一的国际业务子品牌。

支持企业拓展海外融资渠道，降低海外业务融资成本。一是探索建立中央企业海外重点项目专项投融资渠道。成立专项基金，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海外投资基金，为中央企业投资海外重大项目提供低成本资金。二是扩大海外政策性贷款的规模以及适用国家、适用项目。进一步扩大中国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卖方信贷的规模，简化申请流程。适当减少政策性贷款的使用限制。三是降低海外项目融资成本和保险费率。放宽对中央企业在海外开展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的限制，简化资金汇入和汇出流程。推动国内政策性银行针对海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推出低利率贷款。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海外业务相关保险，拓展中央企业海外项目投保渠道。

推动海外营商环境改善。积极推动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加入国民待遇条款和方便劳务、商务人员入境条款，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便利。明确间接征收定义及争议解决机制，有利于中央企业遭受间接征收后得到合理补偿。推动完善仲裁条款及仲裁立法，扩大可提请仲裁争议范围，加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管辖，并对我国《仲裁法》加以完善，积极打造“一带一路”商事仲裁品牌，提升国内仲裁机构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整体竞争优势。

（三）完善产业发展政策，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国资国企布局。扎实推进战略性重组整合，坚持“横向合并”强化规模效应、“纵向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专业化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集团内部子公司之间、不同企业集团之间的重组整合。进一步突出中央企业主业和主攻方向，放大存量、引进增量、整合资源，不断增强核心业务的营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扎实推进化解过剩产能。以市场化手段推进低质无效供给的市场出清，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移。依据行政许可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行业规范和准入条件、环保标准等要求，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建成违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对工艺装备落后、产品质量不合格、能耗及排放不达标的项目，列入淘汰落后年度任务的加快淘汰。

（四）减轻中央企业负担，化解债务风险

加快出台支持中央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充分考虑行业生产力水平和全国工业行业平均税费水平，统筹考虑改革税收制度和行政性收费制度，合理确定央企税费负担总水平。比如对石油企业来讲，应尽快取消石油特别收益金，自2006年执行石油特别收益金政策以来，调控效果基本实现，随着征收环境的变化，继续征收的基础条件已不具有，建议国家尽快取消石油特别收益金政策。

完善降杠杆支持政策，防范和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对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继续给予资金支持，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依法依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严格审批借债，对杠杆率高、利息备付率低的“僵尸企业”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市场化淘汰一部分高杠杆的企业。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编制流动资产负债表，实施动态管理，严格控制企业融资规模，建立健全项目决策机制，加强资金管理，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鼓励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在企业自身盈利能力下降时，使企业能通过权益融资、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补充资本金，逐步将债务融资转化为权益融资，达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效果。同时加大商贷力度，扩大资金渠道。制定政策，加快处置无效、低效资产，布局优势资源，提高资产的整体运营效率。

（五）完善人才政策，吸引留住人才

进一步完善央企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交流制度，打破人才身份、单位、部门和所有制限制，营造开放的用人环境。扩大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跨地区跨部门交流任职范围。拓宽党政人才来源渠道，完善市场化选拔人才制度。

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央企业，建立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制度。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中央企业工作。建立政府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多种形式的产学研战略联盟，通过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开展合作教育、共同实施重大项目等方式，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建立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高层次人才双向交流制度。

课题参与单位：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

　　　　　　　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人才研究中心

　　　　　　　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济研究院

　　　　　　　中国中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有限公司

　　　　　　　华润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院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

课题组核心成员：吕建中　柴高峰　杨　虹　马　莉　闫　勇

　　　　　　　　张卫忠　殷冬青　张笑峰　邱茂鑫　李　哲

　　　　　　　　李晓冬　霍中和　张　明　孔德泰　刘成云

　　　　　　　　周　丰　李鹏飞　鲍玉芳　马　骁　张　彤

　　　　　　　　叶　瑛　高　山　张增勇　田　钢　臧雪静

　　　　　　　　王庆国　鲁　瑛　肖甲宏　邱　晓　丁红丹

　　　　　　　　夏　超　张　雪　陈仕俊　吴天慧　郭学敏

　　　　　　　　彭玮麟　朱虹波　徐莲子　胡　梅　刘　强

　　　　　　　　赵　雯　方　领　夏淑貌

编辑：李　兴　罗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