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引言与概述
一、构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发展新格局是新时代的历史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十年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然而，中国人口基数大，民生保障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结构性失业呈高发态势，构成了影响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中国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而改变这一压力冲突、建立起发展新机制刻不容缓，成为未来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所面临的重点问题之一。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发展动力由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中国受人口、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污染防治”被列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中，比以往更加注重人口、资源与环境的长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和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我们从战略全局出发，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等关键环节，系统研究和把握近10年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特征，加快构建人口、资源与环境发展新格局，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化解突出矛盾，适应新时代实践变革的需要。创新发展格局思路成为必由之路，修正与当前实际不符的理论和经验做法，统筹协同推进中国在人口、资源与环境领域实现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从而顺应新时代下的新形势，缓解、解决新时代的诸多新问题、新矛盾，助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
二、构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发展新格局的现实基础
（一）中国人口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口构成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老龄社会、代际公平缺失和经济活力受损等治理挑战，对政治、经济、资源、环境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1．人口总量偏多，规模保持低速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指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数量为141178万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尽管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当代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但从中国人口总量来看，依旧保持着低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人口净增长48万人。
2．老龄化加剧，年龄结构失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0～14岁人口为2.53亿人，占总人口的17.95%；15～59岁人口为8.94亿人，占总人口的63.35%；60岁及以上人口高达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按照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表示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4%，表示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3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21%，表示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中国18.7%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经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了。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得出，202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与2010年的34.2%相比，增长了11.7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养老压力进一步增大。目前，中国仍处于人口总抚养比低于50%的人口红利期，但由低人口总抚养比带来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
3．人口素质持续提升
2020年，全国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3775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约1691万人；文盲率由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下降1.41个百分点。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为15088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2020年的9.91年。数据表明，近10年来，中国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不断增强，比以往具备了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潜力。
4．性别结构和城乡人口比例失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男性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1.24%，女性人口占48.76%。中国人口总体性别比大多稳定在105左右，而65岁以上人口的性别比低于100且不断下降，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中国性别比最为失衡的年龄段为10～14岁、15～19岁，性别比分别为119.10和118.39，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由10年前的45.4%猛增至近60%。这种城乡人口的剧烈变化表现出城乡人口结构失衡的显著特征。城镇化势必带来人口聚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
5．人口流动增速较快
中国流动人口逐年递增且增幅较大，由2010年的22143万人增加至2020年的37582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6.97%。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26.63%，规模与比例均创新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分布比例最高，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近10年来，中国东部地区人口流动规模最大，东北地区人口流失较为严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了人口的流动。
（二）中国自然资源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自然资源管理实践提出了新的需求。新时代意味着随着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模式的全面转型，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需要实现质的飞跃。新时代中国自然资源安全保障和产业发展需要承担新使命和新任务，应对新的风险与挑战。
1．中国自然资源概况
中国陆域石油、天然气、页岩气和特种煤等清洁能源虽然探明地质储量大、潜力大，但是目前石油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特种煤、页岩气还处于规模化、产业化开发利用起步阶段；尽管重要大宗紧缺矿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资源类型齐全、储量大，但总体上资源品质不佳，对外依存度高；中国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总量巨大，开发利用潜力大；中国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约2.8万亿立方米，水质总体较好，但时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中国现有面积大于1.0平方千米的天然湖泊2693个，总面积约8.2万平方千米；耕地资源总面积135万平方千米，总体质量良好，其中富硒土地9.97万平方千米，是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的重要资源；可作为后备土地资源的滩涂和工矿废弃地面积约5.7万平方千米；自然湿地面积约42.6万平方千米，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草地资源总面积约274万平方千米，覆盖率为28.6%；林地资源总面积约252万平方千米，覆盖率为26.3%；森林覆盖率为21.6%，活立木总蓄积约164.3亿立方米；动植物资源丰富，呈现数量持续增加、质量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中国海域石油、天然气、天然气水合物、海砂等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近海波浪能、潮汐能、潮流能等海洋能开发潜力大；沿海渔场和牧场面积大，经济效益显著。
2．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自然资源支撑了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发展，但现在及未来的资源需求和消费模式正在或即将发生重大变革。据统计，过去40年，中国消费了约800亿吨原煤、120亿吨原油、210亿吨铁矿石、4亿吨原铝和140万吨稀土。中国除了原油的消耗比美国低以外，其他大宗战略性资源消耗都要比美国高2～7倍。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3年的水泥使用量超过美国100年的使用量。中国过去40年遵循超强度资源消费模式，未来40年还需要相当于过去40年一半以上的各种战略性能源及矿产资源。同时，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未来能源及矿产资源需求将对资源安全供给造成较大压力。虽然大宗矿产资源需求出现急剧下降，但一些稀有、稀少的关键矿产资源（锂、钴、镓、铟等）需求上升。然而，这些关键矿产没有独立的产能，把它们开采出来，需要依靠铜、铁、铅锌等常规矿产的产能来完成。因此，新的关键矿产资源需求上升必然加剧常规矿产资源产能过剩。在此背景下，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资源储量有限、运输供给中断、市场价格波动、关键技术垄断、地缘政治博弈等。
另一方面，中国一些地区发挥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了以资源开采、粗加工为主的资源型经济，高强度资源开发造成资源浪费严重和经济效益低下，甚至面临资源枯竭的状况。众所周知，中国资源分布不均衡，如水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而西北地区则严重缺水。在资源丰富的地区，比如资源型城市以资源开采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极易造成资源路径依赖，出现了以下问题：一是在资源开采及其利用过程中，相关主体利益冲突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均，加剧了当地的社会矛盾。究其原因是资源开发以外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而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和群众就业开发不足。二是资源开发的效益较低。由于缺乏统一而科学的开发标准，资源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三是盲目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坍塌等，产生环境和社会的负外部性。因此，资源型城市如若处理不好资源与生态环境、当地群众的就业和福利与外来企业间的关系，就会造成“资源诅咒”现象，有的资源型城市甚至出现了连续数年的经济负增长。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资源型城市发展方式，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和根本要求。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中国资源型城市而言，其产业转型发展为中国积极应对资源稀缺性约束、资源供给安全问题甚至人口就业和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和行动指南。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书将重点以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实践为视角，提出新时代中国自然资源高质量开发利用的相关策略与建议。
（三）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中国曾在2006年前后有16个城市名列“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榜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尖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环境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1．空气质量方面
2020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到33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28.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7%。2021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到30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5%，比2020年提高0.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2021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18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比为64.3%，比2020年上升3.5个百分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2．水环境方面
2020年，全国地表水1940个水质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3.4%，比2015年提升17.4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0.6%，比2015年下降9.1个百分点。长江干流历史性地实现全Ⅱ类水体，长江流域、渤海入海河流劣Ⅴ类水质国控断面全部消劣。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平均为77.4%，与2015年相比上升6.9个百分点。
2021年，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4.9%，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十三五”以来，实现“六连升”。重点流域水质持续改善，长江、珠江流域等水质持续为优，黄河流域水质明显改善，淮河、辽河流域水质由轻度污染改善为良好。全国地下水Ⅰ～Ⅳ类水质点位比例为79.4%。地级及以上城市监测的876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94.2%。管辖海域海水水质整体持续向好，水质优良海域面积比例持续提升、劣四类水质海域面积比例持续下降，基本实现了全国海域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3．土壤环境方面
2021年，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有效地保障了重点建设用地的安全利用，守住了土壤污染安全风险底线。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但是一些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仍然比较突出，超筛选值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的任务依然艰巨。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表明，中国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加工、化工、焦化、制革等用地土壤污染隐患仍然存在，部分企业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严重。此外，2021年中国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4．生态系统方面
近年来，中国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1年，全国生态质量指数值（EQI）为59.77，生态质量综合评价为“二类”，表明中国生物多样性较丰富、自然生态系统覆盖比例较高、生态结构较完整、功能较完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长江江豚频繁亮相，藏羚羊繁衍迁徙，白洋淀的土著鱼类逐渐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生态质量为“一类”的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7.7%，主要分布在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青藏高原东南部等地区；“二类”的县域面积占32.1%，主要分布在三江平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昆仑山、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类”“二类”的县域面积合计占国土面积的60%左右。
5．环境治理体系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审议通过了多项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改革的具体方案，确保生态环保法律法规落地落实。围绕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创新，短期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例如，建立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压紧压实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意识；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改革；大力实施生态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等。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是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的10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存在诸多挑战。例如，能源安全依然不乐观，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依然很大；水资源依然短缺；生活垃圾、工业废物增长依然较快；全球环境继续恶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依然面临着诸多严峻考验。这些挑战均需要中国政府积极去应对，不断强化环境友好举措，开创生态环境建设新格局。
三、主要内容框架
本书内容涵盖了三个主题：人口、资源与环境。首先，人口就业乃民生之根本，在国民经济中，人口就业问题始终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人口就业优先为前提，为劳动者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从而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加速调整，部分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新增和转移岗位有限，人口就业问题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本书将就业作为人口研究视角，以人口和经济大省——山东省作为典型案例，探寻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战略措施增加就业数量和提高就业质量，从而推进中国新时代人口发展。其次，资源型城市在推动中国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工业化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经过多年高强度资源开发利用，随着主体资源的日趋枯竭，不少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采成本快速上升，资源型企业的发展难以为继，下岗失业人员大幅增加，城市发展开始出现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后，产业转型升级为中国积极应对资源约束提供了解决路径，也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本书尝试基于对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的深入研究，探索新时代中国自然资源高质量开发使用和资源型产业升级发展的思路与对策。最后，中国经济发展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短缺等种种问题凸显，甚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例如，山东省区域生态环境系统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山东省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全国具有极强的代表性。本书把山东省作为中国的缩影，对其生态环境建设状况进行分析，尤其侧重于剖析经济增长进程中生态环境建设边际效应的演化趋势，进而构建与现阶段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最优生态环境建设的框架和战略。因此，本书主体分为人口篇、资源篇、环境篇。
（一）人口篇——新时代的就业增长
促进就业是解决中国人口发展主要矛盾和确保人口平稳发展的基础。目前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面临着很大压力。由于中短期内经济发展力度降低，就业岗位减少和就业人数增加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就业人口的疏导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必然成为当前中国以及山东省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中明确提出了就业增长这一研究主题。就业增长问题，不仅是社会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民生民情的重大政治问题。在第二章中对凯恩斯、托达罗、托宾、刘易斯等人在就业领域的经典理论进行了梳理，同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第三章中评述了新时代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就业总体状况，包括就业人口规模及分布状况、就业人口结构、就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经济新常态下就业形势及主要问题、经济新常态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等。在第四章中归纳了影响人口就业增长的因素，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在第五章中探讨研究了促进就业增长的策略选择。针对基于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状况及战略目标，未来要实现扩大就业，促进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二）资源篇——新时代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在本篇中，笔者寻求、探索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基本规律及其与时俱进的资源开采利用和资源型产业转型策略。阐明研究背景后，在第七章对资源型城市相关理论、产业结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分别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总体状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在第十章中，利用统计指标构建了中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评价体系，对典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过程和效果进行了实证监测和统计评价。该部分主要采用纵向比较法，对选取的17个典型资源型城市的历史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从产业转型能力和产业转型效果两个角度来对比17个典型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不同绩效。在第十一章中，结合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理论对上述实证结果进一步地深入讨论和理论剖析，密切结合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现实以及进入新时代后的产业转型效果，指出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面对的重重障碍。第十二章分析总结德、美、法、日等国家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经验。在第十三章中针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发和产业转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三）环境篇——新时代的生态环境建设
当前，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当生态环境建设缺失时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生态环境建设供给过量又会造成生产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本书旨在结合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为提升中国生态环境建设效率提供战略与措施选择。笔者在第十四章、第十五章中对经济增长极限、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以及经济增长理论、环境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后，在第十六章将生态环境建设系统划分为环保资金投入、工业污染治理、城市环境建设、自然资源保护四个子系统，并选择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市容环境卫生投资等14个相关指标反映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水平和内部构成情况，以此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在第十七章进一步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第十八章重点分析生态环境建设的边际效应演化轨迹。为此，依据新经济增长模型将生态环境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内生化，并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展开研究。在第十九章进一步提出构建与现阶段实体经济相匹配的最优生态环境建设战略与措施。
四、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一）创新点
本书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七点：第一，首次利用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综合评价方法对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水平进行定量评价与分析。第二，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协同机制，第一次明确指出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动机制，尤其以环保资金投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协同效应最为紧密。第三，基于经济学视角，从理论层面阐释了最优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形成机制，阐明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动态演化的最优生态环境建设状态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第四，创新性地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在经济增长进程中其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边际效应是如何演进的，并尝试构建与现阶段实体经济相匹配的最优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思路与实践路径，是对现有研究的拓展和补充。第五，从微观和宏观、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就业增长问题。在微观层面上，从理论上阐述了产业结构升级、高等教育和户籍制度因素等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并采用数学模型对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在宏观层面上，提出能够适应经济新常态下宏观形势的就业增长促进思路和若干创新性路径选择。首次区分新时代经济新常态前后两个区间，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比分析了不同维度指标对于就业人数的影响。第六，选取与资源型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44个指标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质量、科研教育发展水平、交通通信发展水平以及环境发展水平五大类核心指标对资源型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核算和分析。同时，通过划分东、中、西部区域，对23个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做出分析和比较，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扩展和补充。第七，提出若干创新性的政策建议，例如促进资本投资与劳动的平衡、创新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引导从生存性创业向机会型创业转变、政府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可合作建立再工业化金融公司、打造鼓励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城市社会生态等。
（二）研究方法
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①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根据多维矩阵结构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选取6300个相关数据，构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统计指标体系，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能力和转型效果进行实证监测及统计评价。在评析国外相关经验做法时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同时，书中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对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效应做了系统的研究，运用分位数回归技术对生态环境建设在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边际效应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规范性的命题——新时代生态环境建设分析。②动态分析法。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运用系统与演化的观点分析问题，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对就业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研究，分析就业变量随时间延展而变化的情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另外，本书还注重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动态效应演变进行研究，考察环保变量随时间延伸的变化情况及其对宏观经济体系的影响。③比较研究方法。由于各地拥有不同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状况及就业形势有着较大差异，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区域的就业现状及其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并探索产生差异的原因。同时，通过对历史序列数据进行纵向比较，研究不同阶段就业情况的变化发展，力图寻求就业的变动规律以及更客观地评价不同时期相关政策的就业影响效果等。④多元回归分析法。通过搜集劳动部门及各地市统计局的大量数据，以2013年为节点，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比分析经济新常态前后就业人数变化。⑤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产业转型是一个宏观战略性问题，必须立足于宏观的、长期性的分析，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又必须从微观入手，如分析资源型城市的工业企业结构及经济效益，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政策体系和微观利益运行机制，从而使结论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⑥理论演绎与客观实践相结合。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以及产业转型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主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依据赫克歇尔和俄林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庇古和科斯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分析转型的制约因素，同时提出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实现绿色发展的途径，从而解决产业转型这一客观实践问题。本书还运用环境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了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最优生态环境建设的动态特征，并运用AHP评价模型分析法对生态环境建设状况开展客观分析与综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