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问学历程

跨学科研究历程1

我中学被分配学俄语，高中毕业时仅认识十几个英文字母。后来通过自学，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83年方成立英语系），毕业时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公派留学英国的资格。1982年秋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硕博研究生，因表现出较强的研究潜力，第二年便获得爱丁堡大学研究生全额奖学金和爱德华·博伊尔奖研金，并得到博士论文自由选题的“特许”，我选择了翻译研究，但导师伊丽莎白·布莱克的研究领域是文体学。我先研读了一年翻译理论，然后着手博士论文的撰写，完成了两章初稿：第一章批判乔治·斯坦纳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第二章批判尤金·奈达提出的“形式等同论”，该章的主要内容后来以《字面翻译：并非“形式等同”》为题，在国际译协的会刊《巴别塔：国际翻译杂志》1989年第4期首篇位置发表——其主要观点构成本书选用的第一篇翻译学论文的基础。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陈善伟教授读到发表在《巴别塔》上的这篇论文后，给素不相识的我发来邀请，为他和戴维·波拉德合编的《翻译百科全书》撰写约五千英文单词的长篇词条“字面翻译”（Literalism）。尽管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后来能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并成为翻译大百科中的词条，但因为批判对象是学界公认的权威理论而引起了导师的不安。她告诉我，她无法指导批判性如此强烈的翻译研究论文，我必须转而研究她在行的文体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转了系，更换了导师，第一导师是著名文体学家詹姆斯·索恩，第二导师是诺曼·麦克劳德，两人都未涉足翻译研究，但允许我把小说翻译作为文体分析的对象。这样，我完成了以《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为题的博士论文。根据其中涉及小说翻译的内容，我撰写了数篇论文，在《巴别塔：国际翻译杂志》（欧洲）、《比较文学研究》（美国）和《文体》（美国）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这些论文引起了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的关注，她写信邀请我出任其主编的期刊《翻译家：跨文化交流研究》的顾问。本书选用的第二篇翻译学研究论文发表于《中国翻译》，是我将文学文体学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这种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劳特利奇文学翻译手册》的两位美国主编读到我在国际上发表的这方面文章后，于2016年发来电邮，邀请我撰写《文体学》这一章，其中一节“文体学与假象等值”探讨了本书第二篇翻译学论文重点关注的“假象等值”，这也是我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的概念。

与翻译学研究相比，我在文体学研究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著名英国文体学家凯蒂·威尔士读到我在国际上发表的相关成果后，于1998年给我写信，邀请我担任她主编的文体学顶级期刊《语言与文学》（英国）的编委，后来我又被并列为文体学顶级期刊的《文体》（美国）聘为顾问，并应邀在2011年的国际文体学协会（Poetics and Liguistics Association，简称PALA）的年会上做一小时大会主旨报告，另外三位主旨报告人为著名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帕特里克·霍根和著名英国学者保罗·辛普森。因篇幅和语言所限，在本书中，我仅选用了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刊载的三篇文体学研究论文。其中，第一篇探讨如何区分不同的西方当代文体学流派，第二和第三篇聚焦于功能文体学这一流派，前者为理论探讨，后者为实际分析。

在写博士论文时，我发现文体学仅关注作品的遣词造句，与关注结构技巧的叙事学形成互补。回国后，我对叙事学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我在西方和国内发表的论文大多是叙事学方面的。我也被聘为叙事学顶级期刊《叙事》（美国）的顾问和《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的顾问编委。因为语言的限制，本书选用了四篇中文论文。第一篇《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与我在美国《叙事理论杂志》2005年第2期上发表的《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缘何相互依存》形成呼应。2013年，我应邀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叙事学协会的双年会上做一小时大会主旨报告，报告题为《语境化的诗学与语境化的修辞学：是巩固还是颠覆？》，报告的前半部分再度论述了经典叙事诗学在后经典叙事学中的作用。在德古意特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叙事学的新走向》文集中，该文被置于全书首篇。德国和法国主编对此文予以重点推介，可见，今天依然有必要阐明，经典叙事诗学并未过时。

本书选用的第二篇叙事学论文聚焦于“不可靠叙述”。这是叙事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出现了一些混乱。我在国际和国内都发文清理了相关混乱。国际叙事学界第一部《叙事学手册》中有一个约五千英文单词的长篇词条“不可靠叙述”，是我受邀撰写的。2这一权威参考书中的词条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本书选用的第二篇论文与之密切相关，在国内发表后也受到广泛关注。

过去十多年，我将不少精力放在对经典作品的再阐释上。本书收录的第三篇论文重新解读了坡的《泄密的心》。该文纠正了国内外对坡的小说观的长期误解以及对作品的种种误读，揭示出以往被忽略的深层意义。该文还将“不可靠叙述”这一理论概念运用到实际分析中。此外，该文提倡“整体细读”，这是我十三年前提出的新的研究模式，被不少研究者采纳。

本书选用的最后一篇叙事学论文将注意力转向作品的“隐性进程”。这是我近年在国内外首创的新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美、英、法、德等国的多位学者对此发表了高度评价。法国的叙事学常用术语网站（https://wp.unil.ch/narratologie/glossaire/）已收入法文版的“隐性进程”，并予以详细介绍。在国内，中国知网上已能查到包括《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在内的多种期刊上发表的五十多篇采用“隐性进程”概念来分析小说和戏剧的论文。国际顶级期刊之一、美国的《文体》2021年春季刊专门探讨我首创的“‘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理论。编辑部邀请了来自美、英、法、德等八个西方国家的十四位学者和两位中国学者撰写专文，探讨这一理论。这是国际顶级期刊首次邀请多国学者专门探讨中国学者首创的研究西方文学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倾向于采用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概念和批评方法。我觉得，中国外语领域的学者需要努力在国际前沿开拓创新，帮助构建由中国学者创立的理论话语体系。

我国外语学科的学者一般都从事某一个领域的研究，例如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因为种种主动和被动的原因，我的研究横跨了这三个领域。我多年同时担任英美这三个领域国际一流期刊的顾问或编委，也同时指导这三个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同时担任全国性的叙事学研究学会（以文学领域的学者为主体）和文体学研究学会（以语言学领域的学者为主体）的会长。在跨越学科界限的过程中，我对跨学科研究也有了一些感悟。本书最后一部分选用了两篇探讨跨学科研究的论文。第一篇谈跨学科研究与外语自主创新的关系，目的在于帮助激发跨学科研究的兴趣，看到跨学科研究是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途径；第二篇谈文体学与叙述学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是我在国内外率先揭示和梳理的，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将文体学与叙述学相结合，从而能更加全面地分析作品的艺术形式与主题意义的关联。

回顾走过的学术历程，我深深感激众多帮助过我的人。我高中毕业时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认全，后来能在英语语言文学方面取得一些成绩，离不开在成长过程每个阶段所得到的大力扶持。我感恩在北京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老师们的悉心栽培；感恩在北大工作的三十余年间，博大精深的燕园对我的滋养，以及同事、领导和学生的帮助与厚爱；感恩国内外学界同行的鼓励和支持；感恩我的家人给予我的关爱和陪伴。最后，我要感谢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邀请我加盟“英华学者文库”；感谢我的博士生宫蔷薇和殷乐对本书统稿伸出援手，感谢主编罗选民教授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2020年春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