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步入启蒙

混沌世界，由日月化着清明，乾坤朗朗，山川秀丽，江河奔流；雾霾朝暮，让清风荡涤轮廓，杨柳飘逸，桃李芬芳，巷陌纵横；天资懵懂，唯有教化开启，断文识字，知书达礼，守义厚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一、就读小学

我是1960年7岁时上的小学。1963年到1966年正是我小学三到六年级期间。学校叫嵯峨寺小学，离我家不到10分钟路程，跑得快5分钟也能赶到。记得当年学校的校区是设在道路的南北两侧，分为了两部分，一至三年级在路的右侧；四至六年级在路的左侧。学校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全校在操场上做广播操。大操场中央有一棵需五六个人才能合围相抱的百年大榕树。这棵榕树几乎覆盖整个操场，在夏季为全校的师生提供阴凉，简直就像一棵神树，守护着全校的师生。学校大操场上好像只有三座建筑物，一栋是教师的办公室，在进门的右侧；中间是一栋可以从三面上去的教学大楼，有个司令台可以检阅全校师生，校长常站在这个地方对师生发表讲话。另外还有一栋红砖砌的两层教学大楼，大概要升到五年级以后，才有资格在那栋楼上课。我小学的老师，有很多都想不起来了。想得起来的有我五年级的班主任谢才贞老师，她的先生是我六年级的班主任肖诗镜老师。还有一位教过我的戴眼镜的姓左的美术老师，她的课大家都很喜欢上。一来她会唤起班级各小组的荣誉感，我们班有4个小组，每节课她都会给小组评分，大家互相监督不能影响小组的荣誉；二来她很会讲故事，每一节课大家画完画后，她会留10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讲故事。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一般，大概只是及格或及格以上的水平。记得三年级一次算术公开课，我积极地配合老师，多次举手发言，得到老师的表扬，他一高兴就把我高高举起抛向空中。校长是吴宏稽，还有一位是六（一）班的班主任林柳琼老师。

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变得有点压抑。在学校少言寡语，除了上课和同学坐在教室里，下课后总是一个人待在旁边，很少与同学一起活动。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家是摆摊子的小商贩，别人瞧不起。一说起所谓的“二贩子”，同学就用特别的眼光看我，我好像是做了贼一样，抬不起头。但是，我又很倔强，受不得别人的侮辱。记得有一次，我上学走到天王寺巷口，有两位女生，一位是我们的班长，另一位是中队长。她们从我的身边走过，嘴里议论着说我是“二贩子”的儿子。当时被我听见了，我二话没说，抓起路边的带有沙粒的灰土，追上去就扔到她们身上。到了学校，老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狠狠地批评我。但是，我还是不服气，认为是她们侮辱我在先。

小学阶段也是懵懵懂懂的时期，很难把握自己，分不清对与错，又容易一时冲动，跟着别人瞎起哄。记得有一次，快到期末考试了，同学间也不知道是谁突然传开一种说法，到天王寺去拜菩萨，可以求菩萨保佑我们考得好。当时觉得好玩，凑个热闹，在下午上课前，就跟着同学一块跑到离我们学校几步远的天王寺拜菩萨去了。学校发现后，宣布一定要严肃处理：凡是去拜菩萨的同学，期末考成绩都按不及格记，搞得我那年还补考了。

我的小学生活过得不是那么愉快。家里生活比较拮据，没有电灯，只能在小煤油灯下读书、写字。那时放学后还有学习小组，四五个同学围着小油灯做作业。不过，养父对我的学习要求还是很严格的。虽然，他辅导不了我的功课，但他对我写的字，检查得很认真，常常说我的字写得不正，要我用“米字格”练字，硬笔和毛笔字都要写。

在小学的6年里，我还真想不起几个同桌的“她”，因为我是被别人瞧不起的同学。仅有一位到如今在脑海里似乎还有那么一点模糊印象。那是我六年级同桌的“她”，她跟我一样个子比较小，坐在第一排。她也是一头卷发，好像姓鲍，是市委干部的孩子，有一点清高，不太看得起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孩子。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她的语文很好，特别能造句，她造的句子很长，有好几个逗号，才画上句号。老师常常夸奖她。小学毕业后，听说她去了四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总的来讲，小学生活还是平静地过去了。虽然家境不好，但是，我学习还是很努力的，也算是争气的吧。那时我们7岁上学，6年制。1960年，我们大院同龄的5个男孩一同上同一所小学，5人分别是罗世伍、陈亨攀、赖景亮、黄肇昌和我。读到小学毕业，只有我和赖景亮正常上了初中，其他人都留级了。

二、市井生活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记得有一次，我在院子里踢一个带毛绒的小球，有点像网球。当时踢得很开心，这时我们院子里一位姓杜的组长走过来训斥我，不准我踢。我回她话说：“我又不会踢到你。”她恼羞成怒，甩了我一个耳光，即刻我的右半边脸就有了5个鲜红的手指印。养父晚上回来立刻找组长理论，还告到了居委会，后经过调解也就算了。还有一次，我跟“金狗”（赖景亮的小名）为了一点小事在追打，当时追不上他。而我手里正握着一个用螺帽和手绢做的降落伞，快追到他的时候我就用螺帽摔打他的头。他的头被我打起了一个大包，还出了一点血。我吓得要命，连忙说对不起。我和他一起回到他们家，是他姐姐找了止血的“金鸡毛”掩覆在头上，好在没有出什么大事。

我们家住的地方靠近河边，到河里游泳是家常便饭、轻而易举的事。可能因为我还小，养父自己也不会游泳，所以，家里不准我下河去游泳。但一江清澈河水的诱惑是挡不住的。尤其，我们这些天真、活泼、调皮又不懂生死的孩子，一定要去蹚蹚这江河水。一个赤日炎炎的夏日中午，院子里几个小伙伴，偷偷约好下河游泳。我们走过建春门的浮桥，来到沙滩上，相互追逐、嬉闹，非常开心。我还不会游泳，只会“潜水”，或扶住木头练习打水。不知不觉到了下午，我们担心家长知道，怕挨打，上岸后赶快穿好衣服往家里走。为了不让家长看出我们泡过水，就想了一个伪装的办法，用路边的灰土抹到脚上，看上去像在地里玩耍，弄得很脏的样子。可是，当我一回到家，养父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二话没说把我抱起按在一条板凳上，还用打水用的草绳绑住我，用竹鞭子打我的屁股。打得真狠，屁股上的红印好久才消去。

经过几次历险，我慢慢地学会了游泳，养父母也就不再管我下河游泳的事了。我们院子里的小伙伴，在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去河里（贡江）游泳。我们尤其喜欢爬上航行中的木船，被拖船拉到快到东河大桥的地方，再从船上跳入水中，顺着江水漂游下来。仰泳在江面上时别有一种惬意感。有时，河里涨了大水，我们就到涌金门码头趸船上的最高处，大概有10来米高，从上面跳下来，比谁炸起的浪花大。

小时候的我虽然比较调皮，但还是比较勤快的，也会帮家里做一点事，如挑水、劈柴、煮饭、扫地、做煤饼等。我们院子里住了两户江西樟树人，他们是两兄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彼此从来不讲话。两家的男人都在国药店上班，一个是在解放路的国药店，另一个是在中山路的国药店。每年国药店都会收购一些草药，他们的家属知道后就会到郊区采集。我们看见了有时会跟着大人去，有时会约好几个同龄的伙伴去挖草药，例如车前草、槐花、麦冬、何首乌等，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这些草药。挖回的草药，洗干净卖给国药店。虽然钱不多，但还是很开心，因为这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此外，养父还在赣州冶金修造厂上班时，每到暑假的时候，我就要去给他送午饭。我们家离工厂（三康庙）很远，从解放路走到西郊外，也就是现在的西河大桥，大概要40来分钟。养父还是很关爱我的，常常会剩一口饭、一点好菜留给我，有时还给我钱买冰棍。

我们大院邻里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在“文革”以前还是不错的。每年的春节，大家会互相串门、拜年，哪家做了一点什么好吃的都会给邻居分享，哪家出了什么事都会相互关心、问候。特别是晚上10点后，大院的大门就会上栓关起来。这时，不论谁夜归敲门，也不论有多晚，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只要听见有人敲门，都会有邻居自觉起来帮助把门打开。但“文革”以后，尤其新搬入的3家住户，他们像鲇鱼一样搅乱了整个大院。以前大院人多，免不了有些磕磕碰碰、吵吵闹闹，但相互之间关系没有那么紧张。他们3家入住后，带来了更为浓厚的世俗风气，从而大院就开始不宁静了。

在这个大院里，我很怀念一位老人，她就是肖家婆婆。她本人并不姓肖，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可能因为她家能做主理事的男人姓肖，所以大家就管她叫肖家婆婆。她们家好像是赣县田村人，儿子、媳妇都在饮食服务行业工作，很会做菜、做早点，每当过年，都会帮我们家做冻米糖、炸油果等。肖家有6个孩子，其中一个孙子，是她二儿子英年早逝后留下的男孩。肖家婆婆对我特别好，每次挨打她都会来救我。有时我挨饿了，她会把我拉到她家给我饭吃。养父母上班时，常常把饭菜热在锅里，有时因为炉里的火熄灭，锅里的饭就凉了。肖婆婆就会叫我用她家的炉子热饭菜。我上大学时，她还亲自给我煮面、煮鸡蛋。感觉得出来她很喜欢我，是想把她的孙女说给我，但我没有那个意思。不管怎样，她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好人。她去世很多年后，有一次我回到赣州，找到那被拆去一半、显得那么破烂不堪，酷似贫民窟的解放路38号（原先的大院）。想不到还见到了肖家婆婆的媳妇和她的大孙女。我给老人上了一炷香，以表达我的哀思和悼念。

1965年底，家里的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养父在冶金机械修造厂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事严师傅，他有一位朋友在江西冶金学院实习工厂工作，厂里需要一位做铸造的工人。严师傅和他的朋友，把养父介绍到了江西冶金学院实习工厂上班。从此后，我们家告别了做小生意的日子，也就彻底地割掉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堂堂正正地成了所谓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我也不再怕人家讲所谓的“二贩子”了，真是有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

那时，养母主要在家做家务，帮院子里的邻居带小孩。虽然，养父、养母没有生孩子，但他们给别人带孩子非常认真，视如己出。带的第一个孩子，叫江峰，他是我们邻居的孩子。江峰大概3个月大就在我们家带。他父母是双职工，奶奶年纪大了。江峰小时候长得很黑，但很结实，身体不错。养父母对他就像对我们家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对他的关爱还胜过我。他提出要什么，养父是百依百顺。我们家卖花生、卖水果时，他可以随便吃，我就做不到。有时还得常常“曲线救国”，通过他去给我搞吃的。他对养父、养母也非常亲，都管他们叫爸爸、妈妈。有时甚至不要他的爸妈，一见到我们家的人就不肯上幼儿园，搞得他的父母也很无奈。后来，他们家搬到虎岗赣州电机厂后才离开了我们家。养母带的第二个孩子，叫侯岩。他的父亲是赣州军分区的参谋，名字叫侯美仁，是兴国人，个子很高大，有一米八左右，宽宽的肩膀，很厚实，皮肤稍黑，两眼炯炯有神，很有军人的气质和风度。孩子的母亲叫朱兰茹，是南昌人。她是从事航空滑翔的，长得很漂亮，留着长长的辫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白净的皮肤，转业后到赣州市贸易公司做了一名干部。养母开始是上军分区照看他们的孩子，早出晚归。后来，侯美仁调到赣州市东郊外的独立营当副营长，养母也跟着去了。这就离家更远了，每天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也更多了。原来独立营那个地方是一个坟墓区，到了晚上萤火虫像钢花一样四处飞舞，怪吓人的。他们夫妻间的年龄差异较大，夫妻感情很是一般。但不管怎样，他们夫妇对我养母都不错，不会歧视她，而是尊重她的劳动。

1966年，我即将小学毕业的时候，不知为何社会上猛刮起了一股政治旋风。学校突然出现一些骂老师的和老师之间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即使这样，同学们仍然还在坚持备考。我们这一届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通过小学毕业考入中学的，以后的小学毕业生就直升中学。我的升中考在中山路小学举行，那次考得还是比较顺手的，尤其是作文，跟我们写过的某一篇作文非常相似。升学考完后，学校就放假了，我的小学生活从此画上一个句号。后来接到升学通知，我被赣州第五中学录取了。

六州歌头·少年

一生可短，惟有少年华。骢马跨，辞柳灞。冶游花，暮归霞，酒醉烟楼下。吴娥驾，西施话，颜黛谢，金钗罢，奏琵琶。歌舞乐平，寒月初升夜，坠影歧斜。步芳蹊曲径，拂面柳青纱，得意天涯，忘回家。

正风流暇，英姿夸；才气炙，战尘沙。情旧舍。仁道化，献忠嘉，弃污邪。莫道青春嫁，时秋夏，倚奇葩。无傲诈，荣枯卸，似流花。忆少年狂，不识何为怕，缚住龙蛇。后波推前浪，自古概无差，世代弥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