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内毒总论
第一章 内毒概论
中医毒病学之渊源可谓久矣，解毒之法创古而通今延用，足示“毒”理于中医学体系之重要性。将“毒”引入中医病因学，为古时辨治外感温病及其后鉴别普通温热病与疫毒类疾病，乃至当今“SARS”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诊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毒理研究亦促进了中医外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于认识痈疽、疮疡类病证之病因病机和诊疗用药，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遗憾的是，“毒”作为中医一病因病理学概念，亘古未逾“大风苛毒”、六淫“外毒”之理，且相对于痰、湿、瘀等病因病理学研究而言，其内涵和外延均语焉不详并停滞不前，而助推发展内伤杂病之辨证论治体系则更是无从谈起。时至今人言“毒”仍多停留于外感病毒等小范畴，或谈“非典”“新冠”等疫毒色变，殊不知另有一种“内毒”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悄然为患而腐蚀着人类的健康。因时代之变迁，特别是人类过食肥甘及好逸恶劳等生活方式的不良变化，加之全球工业化的发展，各种化工毒物、持续性有机污染物、电离辐射等对空气、水土等环境之污染日渐有加，如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塑料制品及垃圾，还有各种农药、化肥对食物之污染，以及各种食品添加剂、反式脂肪酸的过度摄入等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对人体产生了慢性毒性损害。此类毒病的成因病机有别于传统之六淫所伤，潜伏蚀损之性凸显出其病变由内而外之时代特征，甚至影响着当今疾病谱的变化。
这种迥异于传统邪气之“内毒”，因其独特之病变规律及与西医学相关理论的通约性，于当今许多慢性病研究中的作用日渐广泛和重要。如近些年来发病明显增多的糖尿病、甲状腺病、肾上腺病、痛风、高脂血症等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血管炎、风湿热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以及白血病、甲状腺癌等各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均与中医内毒的病理机制具有密切相关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内毒之概念和范畴，规范其致病机理的研究。在整理中医相关文献，总结古今临床经验和反复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深化研究来突破传统毒邪理论之囿，不断丰富其内涵和外延，构筑中医内毒之（基础）理论体系，将不仅有助于探索疑难病症的发生发展和诊疗规律，亦可为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实用之效法，对于创新中医病机理论、丰富辨治法则，最终显著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具有深远之意义。
第一节 中医毒邪之义
一、“毒”之古义
“毒”之含义繁多，《汉语大字典》里仅与医相关的解释就有：①有毒素的，气性酷烈的；②害，祸害，危害，伤害；③苦痛；④酷烈，狠毒，厉害；⑤有毒腺的昆虫、爬虫刺咬；⑥厚，厚重。故有必要先对于毒的古今字义进行梳理，以助明其旨。
从训诂学之形训来分析，自《说文解字》到《订正六书通》，“毒”字都是上下结构，上“艸”下“毋”，上“草”下“止”合为“毒”，其义为有害之草勿近之，即“毒”其始义为害人的草；而从义训、声训来分析，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字义训厚矣……因害人之艸……其生蕃多则其害尤厚，故字从屮，引申为凡厚之义。”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曰：“毒之本义为毒艸，因与笃同声通用而训为厚耳。”而对“笃”与“厚”的联系，《说文解字注》释为：“古假借笃为竺字，以皆竹声也。二部曰：竺，厚也。”即《说文解字》中之“毒，厚也”。归纳起来即是今之有害和厚重两义，以有害为主之观念。
至《周易·噬嗑》中所谓“六三，噬腊肉，遇毒”之“毒”是指毒物，“遇毒”即中毒；《尚书·盘庚上》曰“乃不畏戎毒于远迩”，孔颖达疏“其意言不徒，则有毒，毒为祸患也”；《左传·襄公十四年》中“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之投放毒；《梦溪笔谈·讥谑》的“马为蚊虻所毒”之叮咬；《左传》“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之罪恶、危害；《夏夜叹》“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之伤害；《缁衣》“小人毒其正”及《灵枢·官能》“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之憎恶、憎恨，等等，都是有“害”这一意义之延伸。而《水经注·河水》“夏则凝冰，冬则毒寒”之重笃，狠厉；孙诒让《周礼·天官·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盖五石之药成，气性酷烈，故谓之五毒，不必皆有毒也”，言药之气味酷烈，等等，则是厚、重之义的衍化，均使毒之内涵由具体的向抽象的、广泛的概念演变。
二、古中医学之“毒”义
中医学历史上对毒的认识亦不离上述基本内涵，即有害和厚重之义。但于历史的变迁和应用过程中其内涵亦经不断地归纳和演绎，内容愈加延伸而丰富，为中医病因、病理学之重要组成部分，归纳起来不外以下三大方面。
（一）为害重极，酷烈染易
从“毒”为“勿近之草”之古义，可知其为害之甚，这一特性在中医理论中得到着重发挥。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将“苛毒”与“大风”并称，看似两邪，其实是互喻，以强调“毒”如“大（狂、暴）风”之烈，这一点参《管子》中谓“大风漂屋折树”之“大风”的强劲之势，其为害则重极，酷烈之意自明矣；《伤寒论·伤寒例》中载：“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最成杀厉之气。”亦示伤寒为害之甚犹如毒之酷烈，并以其大家族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为证。
毒邪伤人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其原义本无传染特性，然而随时代的变迁其词义亦发生演变。虽然早在《素问遗篇·刺法论》中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将毒与疫同义，此处之“毒”虽示较邪气更厉，如同《诸病源候论》的“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强调的仍是“疫”而非“毒”，并未将毒与流行性相联系。
至唐《外台秘要·骨蒸门》所引用的“苏游论”中提出“毒气内传，周遍五脏而死”，则已经认识到“毒气”是指非六淫的外来之另类恶邪，虽未深明其义，亦实属难得。直至明清时才将具有传染性的温疫与毒并融，如杨璿《伤寒温疫条辨》曰：“杂气者，非温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间另为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在方隅有盛衰，在四季有多寡。”即真正赋予了“毒”传染之性。如明清时《疫痧草·辨论疫毒感染》谓“家有疫痧人，吸受病人之毒而发者为传染”，将“毒”“疫”相融并称，是具有转相染易特点之邪气。虽为毒之内涵的延伸，但如陈平伯《外感温病篇》所言“风温热毒，深入阳明营分，最为危候……间有生者”，其主旨仍未离“毒”之为害重极、酷烈染易之病性理念。直至清·何秀山《重订通俗伤寒论》按语谓“疫必有毒，毒必传染”，才从概念上明确赋毒以传染之性。
（二）邪气蕴结，厚积为毒
《灵枢·玉版》曰：“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华佗《中藏经》演绎出“五脏六腑蓄毒不流”观，尤在泾于《金匮要略心典·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释为“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也”。此说影响后世甚广。
邪气蕴结，日久不解，积而化生为毒之理，乃古“毒，厚也”之义的医学归纳。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附录毒风论》中的描述则更为具体明了：“且不特天地山溪蛇虺有毒也，即寻常风寒暑湿之气，人受之久，亦郁为毒，故有风毒、寒毒、暑毒、湿毒之名。”上述所论虽不尽相同，其实质仍不离“厚、积”为毒，亦是后世“邪盛为毒”“积久为毒”观之滥觞。他们言“毒”而不曰“六淫”的观点虽未能摆脱“万病皆毒”之范畴，但进一步探索了毒与原邪气的因果关系，为后世突破“外毒”之束缚奠定了基础。
而巢氏“正谷不化反浊秽为毒”观的提出，实可谓是促进毒病学研究特别是内毒理论形成之一大贡献。如此后清代徐延祚于《医医琐言·杂著》中提出“精郁则为毒”，认识到精气蕴结日久亦可厚积而化毒的病机变化，则是较前人又赋予“毒”以更具体、更丰富之内涵，都是对“厚积为毒”观的发展和延伸。
（三）气味偏厚，疗疾之性
“毒”之为医所用，早有《周礼·天官·医师》之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从其义可知此“毒”非前述害人之“毒”，而恰好相反，是如郑玄所注：“毒药，药之辛苦者。”何为“药之辛苦者”？即除病之“毒”害的性能。而《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所谓“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则是言择药须结合患者之体质强弱，还要“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据药性偏、厚不同而适用有度。后张景岳详释云：“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药，是以气味之有偏也。盖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胜耳。”而日本丹波元简所作《素问识》中，释“毒药攻邪”条下亦有援引王应电之《周礼翼传》注解谓：“毒药，得天地之偏气，寒热之过甚者也。人身有不和之气，须以偏胜之物攻之，乃得其平。”则更加直白明了。药物的气味偏厚，正是其疗疾之性，此“毒”即为“大毒治病”之根本与“毒之何如”的依据。
古代中医学于毒的认识主要从有害和厚、重之词义引申演变而来，赋予了古代医学“毒”之为害重极、酷烈染易，邪气蕴结、厚积为毒，气味偏厚、中药疗疾之性，以及特指药物之毒性（副作用）等学术内涵。具体而言，中医传统“毒”之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认识病因，如风毒、瘟毒、疫毒、痰毒、瘀毒等；二是指症状特征，如斑毒、麻毒、痘毒、岩毒等；三是区别特定物之毒性，如酒毒、蛇毒、蝎毒、漆毒等；四是定义病证病机，如大头瘟、丹毒、蛤蟆瘟、毒痢、蛊毒、内外毒等；五是指药性或专指药物毒性，等等。但如此古义，因其尚多的不确定性而失之于泛，应以病为纲，在明确毒之病、证的范畴内结合实践和基础研究，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界定。
三、毒（性）之今义
（一）从“毒”古义求新
在传统中医学中，“毒”的概念并非是单一和确定的。通过了解历代对毒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毒”之内涵一直是在变化的，从广义的毒衍生出狭义之毒，是中医学求新和辩证思维的体现，是对“毒”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笔者认为“毒”作为病邪不只是狭义的一种邪气，毒与邪之间又是辩证关系。从致病之广义而言“毒”亦是邪气，而由“邪”变至“毒”，则是其邪性内涵发生了狭义、特定之转变。邪与毒共构了一个具有时量关系之矛盾体，因病变时段的不同、病素占比之异而导致邪和毒这两个变量间的动态变化，其占主要方决定了病因之主体和病变的性质。内毒更是如此，其生成为患时虽有个体、病证、部位等不同，但病性为“毒”则一，即“毒”作为自主独立的病素，决定其致病则为特定之毒性损害。
（二）病之毒性今释
毒，是一种特定的致病因素，为病则损害严重且顽固难治皆由其本性决定，故言毒必及性。凡邪皆有性，然世谓其性“恶毒”而无“恶痰”“恶瘀”之称，是示其性极恶；毒害，凡邪皆生害，缘何世谓“毒害”而无“痰害”“瘀害”？一言以蔽之，实言毒性损害之尤甚，发则破坏功能、腐蚀败坏形质，故亦称“毒恶”。
毒邪为病者，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或具有传染性。急毒为患常急骤暴烈、致病凶险，故多称“急性中毒”，“皆相染易”者俗称“疫毒”等，慢性中毒多渐病而疴痼。故毒之为病并非发则皆急危重症，尤于当今所生之毒邪，以内伏渐损为病者日增。需要强调的是，此类内生之“毒”乃狭义之毒，与“邪即是毒”的广义之毒不同，是与痰、湿、瘀等并列的具有其独特性质之邪气。
第二节 内毒之概念及延伸
一、“内毒”之概念
内毒是由内外因致脏腑气血运化失常而蕴积内生之邪气，以机体升清降浊失司为核心机制，具有蚀伤腐损特性及因果双重之病理作用。其临床表现以秽腐、病情顽固或重笃，常伴有皮肤黏膜之疖肿疮疡等毒溢损害为主要特征。
内毒的生成与其他邪气一样，为特定基础物质在相应条件（如体质等）和环境等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内毒不只是一个病因学概念，也是现实的病理产物，更是性质独立而客观存在的一种内涵复杂而丰富之邪气，因而内毒之研究亦将催生中医学认识疾病的一种独特之思维方式。
二、内毒学理之延伸
现代研究亦表明，“毒”不仅是诸如引发“SARS”“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外受之病毒、细菌类病因学的概念，亦包括其相关的病理学产物，且无论毒源异同，为病时两者常形成因果再循环关系，使某些外毒之病理产物成为内毒之病因。如西医学认为因外感病毒而产生的内毒素又是许多内科疾病的病因，其中革兰阴性菌引起的败血性休克最为常见，常可导致内毒素性多系统脏器衰竭。而近些年研究则发现过高的脂肪摄入亦可引发代谢性内毒素血症和脂毒性、糖毒性等，还有许多慢性病产生的毒性因子（细菌性毒性因子、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等）为患时都具有杀伤细胞、组织、器官之病理作用，这与中医内毒病的病因病机过程基本类似，可为中医“毒”之证素。
总之，毒病学理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延伸，且“毒”之共同的病理属性亦决定了中西医在其研究和认识及临床应用上的相关性。
第三节 毒病之源流
中医学对毒病之认识始于《五十二病方》《内经》《伤寒杂病论》《中藏经》等，实践、发展于隋唐，深化丰富于宋元，至明清时认识已趋于完善，但形成了外毒病学成熟而内毒之理日渐式微之状态。因而对毒病学的发展历程作一概括性的回顾，以溯本求源，深刻分析和总结，有助于我们在传承古代毒学理论之基础上创新和完善内毒的理论体系。
一、秦汉时期为毒学之肇始
（一）毒病之学萌芽于《内经》
因毒致病（伤）最早记录于《五十二病方》中，有“毒乌（喙）者：炙□□，饮小童弱（溺）若产齐赤，而以水饮（七一）”和“禺（遇）人毒者，取麋（蘼）芜本若□荠一□□□□□□□□□敷宥（七六）”两条记录。今人认为“毒乌（喙）者”为受毒箭伤而中毒的人，而所载方法说明彼时人们已经能制毒和治毒了。虽然此“毒”还不能算医学病理意义上的毒，且未及具体定义，但就其处理箭毒伤及对睢（疽）病“治白莶、黄芪……”等记载而言，可谓是首次将“毒”的概念引入到医疗活动中。
至《黄帝内经》则始将毒引入中医学体系，全书涉及论述“毒”的篇章共有16篇，其中《灵枢》4篇，《素问》12篇，扩展并丰富了中医“毒”的内涵，并使其初步分为相对的广义之毒和狭义之毒。其广义体现了先秦时期的毒药不分，由古义之“害人之艸”“毒，犹恶也”之义，转喻药用或药物毒性、峻烈之性。可概括为如下几点：①通指治疗或药物之用。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此“毒”与“治疗”“用药”通假，“毒之何如”即“能否用药治疗”；《素问·移精变气论》曰：“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文中“毒药”为互文结构，彼毒即是此药，此药便是彼毒，其实质正如张景岳所说“药能治病，因毒为能……以其气味有偏”，此非药之有毒，而是指药的功效矣。②药物的毒性程度。《素问·至真要大论》曰：“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③药物的峻烈之性。《素问·五常政大论》曰：“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而至于何种人能胜毒或不能胜毒，《灵枢·论痛》中谓：“黄帝曰：人之胜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则是从体质的角度提示了医者对药性之使用原则。
《内经》首先明确了毒邪病因学特征。《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毒气”的概念，而《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其中的“大风苛毒”则是在强调毒（邪）之剧烈的致病作用，并依托于六气学说，《素问·五常政大论》进一步将六淫亢盛所化的病因之毒分为寒毒、热毒、湿毒、清毒、燥毒，开毒邪病因分类之先河；《灵枢·寒热》中“瘰疬在于颈腋者，此皆鼠瘘寒热毒气也”，则是以毒论病机之始，亦应是首论内毒之变。《内经》虽然建立了由毒邪所引起的疾病为毒病之理念，但其主体仍偏重于代表更甚于六淫邪气的一种致病因素，也是后世温病学家认识疫气、疫戾之气的滥觞。
对于毒病的治法，《内经》所论尚简，主张针对毒因而异的辨治原则，具体体现在药性的对应和纠偏上。如《素问·五常政大论》载：“岐伯曰：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黅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此论之“毒”虽包含毒物，但仍主述五运过盛之气及相应的制之性味，其实表达的是五气相制而非特定毒邪之意；而“有毒无毒，服之有约乎……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之论，则是以大毒、常毒、小毒、无毒来区分药性、功效强弱。
总之，将毒、药区分引入到中医学范畴始于《内经》，特别是其对毒邪之病因学作用的确立及分类，是从病因病理学角度将毒的概念引进中医学体系之始创，但治则用药上仍毒、药不分，述未及深。
（二）张仲景开“毒分内外”及辨治之先河
毒分内、外及其辨证治疗始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内毒”一词最早见于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平脉法第二》中：“寸口脉洪数，按之弦急者，当发瘾疹；假令脉浮数，按之反平者，为外毒；脉数大，按之弦直者，为内毒，宜升之，令其外出也；误攻则内陷，内陷则死。”于此，张仲景提出了瘾疹可分为内、外毒所发，虽然对其内涵未予明言，但对毒邪之特殊性及其致病特点的论述较《内经》时将毒邪只限于认识病因和药性而言可谓是一大突破。
如其于《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中论“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提出了阴毒、阳毒之病名、证候、预后及治疗方药，并引发后世医家对于阴毒、阳毒的探讨。对此，受固有思维之影响，多数医家的认识和观点仍限于外毒范围，如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中的“仲师所论阴毒阳毒，言天地之疠气，中人之阳气阴气，非阴寒极阳热极之谓也……疠气之毒，值人身行阳之度而中人，则为阳毒……值人身行阴之度而中人，则为阴毒”，认为毒分阴阳是因毒邪伤人体阴阳主时不同而得之病；有的医家则试图以邪中阳经、阴经立论，如吴谦《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曰“阴者，非阴寒之气，乃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阴经，故曰阴毒”，还有李中梓的《伤寒括要·百合狐惑目赤黑阴毒阳毒总论》也是秉承阴阳分指经络观，曰“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阳经，则为阳毒，入于阴经，则为阴毒”，执其说的还有浅田宗伯的《先哲医话》和吴崑的《医方考》等，但无论是主时之阴阳还是经络之阴阳，仍都拘于“疠气”“感天地恶毒异气”等外毒范畴。
还有从病机之阴阳寒热偏胜的角度阐释者，如沈金鳌的《杂病源流犀烛》曰“阳毒发斑，阳邪亢极病也”，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曰“阳毒者，阳气毒盛，阴气暴衰，内外皆阳”，汪苓友的《伤寒论辨证广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法》曰“阴毒为阳气暴绝”等。
百家之见中最谙仲景之旨意者当属尤在泾，其于《金匮要略心典·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中谓“其邪着而在表者谓之阳……其邪隐而在表之里者谓之阴”，尤氏以表里分论阴阳，阳毒指邪在表阳，阴毒为邪隐于表之里，似更为契合经义。
《伤寒论》提出内外毒和阴阳毒，仅仅提出了名称和方药，言简而意未赅，以至于后世对阴毒、阳毒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解释繁复且不免牵强附会，难以还原仲景本意。然其将毒分为阴毒与阳毒两种，其实是内、外之毒观点的临床实践，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内、外毒观，并引发后世对阴毒、阳毒概念的讨论，本应促进对中医学毒病内外分化的认识和发展，遗憾的是这种探讨不知何因未能得以继续和深化，致内毒理论体系未能形成。
（三）《中藏经》首提“毒邪”并发展了毒病的病因病机理论，确立“蓄毒”之说
《华氏中藏经》首提“毒邪”之概念，这是继仲景提出“内毒”及“阴阳毒”之后的又一毒病理念上的突破。《中藏经·论五丁状候第四十》曰：“五丁者……蓄其毒邪，浸渍脏腑，久不摅散，始变为丁。”“毒邪”概念的提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毒”的病因学范围，更是确立了“毒”作为一个独立之致病邪气的地位，可谓毒病学史之一转折点。
而《中藏经》更大的学术价值在于提出“五脏六腑蓄毒不流”的内毒病病机理论及为病易“浸渍脏腑”之病机特征，都是其对内毒病之具体病理机制的总结和概括。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毒病成因，可由情志饮食失调及不能养慎或误治所致。如《中藏经·论五丁状候第四十》曰：“五丁者，皆由喜怒忧思，冲寒冒热，恣饮醇酒，多嗜甘肥，毒鱼醋酱，色欲过度之所为也。”强调了毒病之成因非皆外感疫戾之气，内伤失调亦为常因；而《中藏经·论诸病治疗交错致于死候第四十七》曰“不当灸而灸，则使人重伤经络，内蓄炎毒”，则是言因失治误治致毒，可谓独树一帜。
二是毒可久伏为病。“蓄毒”“久不摅散，始变为丁”，指出这种变化是毒邪由少积多、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过程，突破了此前一直奉行的毒性暴烈急骤及“毒”邪侵犯人体则即速发病的传统病机认识，认为疔的发病取决于体内毒邪蓄积的程度、体质、时间等多种因素，确立了久伏“蓄毒”之说，实为独到之病理观。
三是提出毒病的整体病机观。《中藏经·论痈疽疮肿第四十一》指出：“夫痈疽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点明了“痈疽疮肿”类病变虽然外发皮肤、肌肉等体表，但其病理机制则是内在的“五脏六腑蓄毒不流”，是内毒的外在体现，以点带面地阐明了内毒病机的核心机制，并且描述了毒发于心、肺、脾、肾、上、下、内、外的不同证候表现，是对毒邪理论系统化的初步探索。
四是创新相关病机理论。如对《内经》中的“痈疽”之病，因其多发于皮肤、肌肉而普遍认为是由于气血壅滞、荣卫稽留导致，本书则认为是“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非独因荣卫壅塞而发者也”等，皆是基于内毒说对传统病机观的创新；再如论气脚与脚气，虽然病形颇为相似，但从病因上分析，内伤七情导致气脚，外感六淫导致脚气，云“谓人之喜怒忧思，寒热邪毒之气，自内而注入于脚，则名气脚也。风寒暑湿邪毒之气，从外而入于脚膝，渐传于内，则名脚气也”等。
对于毒病的防治，虽未细述，亦较有特色，并附有具体的治疗方法、方药等。如《中藏经·疗诸病药方六十道》中记载安息香丸可以用来辟毒，可用以“治传尸，肺痿，骨蒸，鬼疰，卒心腹疼，霍乱吐泻，时气瘴疟，五利，血闭，痃癖，丁肿，惊邪诸疾”等，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针对毒邪蓄积所导致的疾病应当用散剂来治疗，即“散者，能袪风寒暑湿之气，摅寒湿秽毒之邪”（《中藏经·论诸病治疗交错致于死候第四十七》）等，对于毒邪的预防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中藏经》虽未明确定义毒邪本身的性质特点及成毒之基原，但提出了“毒邪”“秽毒”之概念。将毒作为一个独立的邪气，提出了内毒易蓄积、浸渍五脏而生病的特点。这种对于毒之形成和致病机理及病位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为明清时代中医外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现代“内毒”概念形成之基础，在中医病因病机学之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两晋至隋唐五代：继承《内经》“毒”学，积累实践经验
这一历史时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为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段因各朝代更迭频繁，毒病学与中医其他学理研究一样以继承为主，于分类虽有所及但大体仍未离《内经》，新说较少是其特点，但不乏一些实践上有意义之探索，特别是产生了如《诸病源候论》等设专题论毒的著作，实属一大亮点。
晋代王叔和在《伤寒论·卷第二·伤寒例第三》中从病因学角度对《内经》所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论点作了说明：“冬时严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首次提出“伏气”说，认为寒毒内伏可致温病，若“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其“寒毒藏于肌肤”则是对毒病部位认识的补充，言“寒毒”而不谓“寒邪”是强调其致病的特殊性，故有谓“伏气温病说，始于晋王叔和”；而《脉经·平人得病所起第十四》中对食物中毒脉象的描述：“浮之无阳，微细之不可知也，但有阴脉，来疾去疾，此相为水气之毒也。脉迟者，食干物得之。”可谓是其一独见。
《甲乙经》于毒略有记载，其说亦限于药性且多重复《内经》之说，但书中对毒之脉象、症状的研究是其一亮点。如认为虫毒为病则脉“微滑”；水气之毒的脉象“来疾去疾”；“心下寒毒，喙中热”则两手寸部有脉但未及关部，即阳绝。症状的描述上，记录了热病伏毒伤肺者“身面尽黄而肿，心热，口干，舌卷，焦黄黑，身麻臭”；伏毒伤肝者“狂言不得汗，瘈疭不止”，以及“汗不出，出不至足，呕胆，吐血，善惊不得卧”等症，可谓是对毒病外在表现的初步探索。
晋·葛洪则是较早提出“毒厉之气”的致病性和传染性，并据毒性对温病进行分类研究和防治的学者之一。如提出了温病为“厉气兼夹鬼毒相注”的病因说，认为“毒病之气”致病较六淫更为严重，“毒厉之气”“卒中诸毒”为病可传染。并根据不同症状将这些“毒”分为“阴毒”“阳毒”“温毒”“风毒”“伤寒毒气”“蛊毒”“水毒”“沙虱毒”等类，强调“毒有差别，致病各异”。其《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治温毒发斑，大疫难救”，提出“温毒”一词，可惜的是没有明确温毒一病的概念。在《肘后备急方》七卷“他犯病”中专列“中毒”病，则是其对外感疫毒之外的毒病之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疗“毒”方药的运用，如《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治温毒发斑，大疫难救，黑膏：生地黄半斤，切碎，好豉一升，猪脂二斤，合煎五六沸，令至三分减一，绞去滓。末，雄黄、麝香如大豆者，纳中搅和，尽服之。毒从皮中出，即愈。”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的关于天花之治疗方法，亦可谓是后世温毒治疗方药之鼻祖。还有以狂犬之脑来治疗狂犬病等，其中黄连解毒汤、葱豉汤作为解毒之常用效方一直沿用至今。
陈延之在《小品方》中提出“天行、温疫是毒病之气”，并在第十卷中专论治中毒、外伤。且《小品方》中记载的一些疗“毒”之方药亦相当实用，如茅根橘皮汤治疗寒毒伤于胃，漏芦连翘汤治疗伤寒热毒所致痈疽、丹疹、肿毒等。《小品方》虽于北宋中叶散失，但其于唐宋时代的影响应当很大，这一点从孙兆等校《外台秘要》时谓“张仲景、《集验》《小品》最为知名”之言可知矣。
进入隋唐，特别是盛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促进了医疗实践的活跃，实践经验日渐积累，推动了病机学方面认识的丰富和《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大批大型方书的出现，进而又促进了中医学实践活动。尤其是在毒病学的病机认识和方药总结及其临床应用方面得到较大的发展，体现在开始重视描述“毒”的相关症状及脉象，并记载了许多预防及治疗方药。
（一）《诸病源候论》是“毒”病之病因病机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诸病源候论》是自《内经》后对毒病论述最为详尽之书，首次对“毒”进行分类，首言“邪毒”并专设“毒病”候，开以“毒”论伤寒之先河。本书为隋代巢元方所著，主要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病变，广泛而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多达1700余种病候。本书不只是中医学具有相当影响的病因病机学专著，更是毒病研究方面很有价值的论著，是自《内经》后对毒病论述最为详尽之书。
书中共有26候、168论中讨论到毒，出现“毒”字凡255处。所论之“毒”涉及诸如风毒、寒毒、热毒、疫毒、湿毒、水毒、毒气、蛇毒、虫毒、雀毒、蛊毒、蜂毒、虫蛆毒、蚍蜉毒、蜣螂毒、虾蟆毒、螲蟷毒、蛙毒等，内容极为广泛，涵盖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疾病。巢氏论毒，已不仅将毒列为伤寒、时行病、温病等外感病的主要病因，还将毒病作为一种独立的杂病证，认为“毒者，是鬼毒之气”。又曰：“毒与伤寒大异也。”故以毒病为纲，详述其病因、病机和证候。如从病因上将“毒”分成了寒毒、热毒、风毒、湿毒、温毒、毒气等几大类，每一大类又据其成因再分论之。如论温病成因大致有二：一者乃引《伤寒例》中谓“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之寒毒（《诸病源候论·伤寒候》）；二者为《诸病源候论·温病候》中谓“其冬复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之毒”之温毒。还强调温病所变生的证候中毒气是其传变的主要因素，是邪气入里日久化生而出的强烈之害人邪气。开以毒论伤寒病之先河，如《诸病源候论·伤寒豌豆疮后灭瘢候》所提“伤寒病发豌豆疮者，皆是热毒所为”；《诸病源候论·伤寒斑疮候》论伤寒发斑是因“伤寒病证在表……或吐下后而热不除，此毒气盛故也”；《诸病源候论·伤寒上气候》所论咳嗽上气，“此由寒毒气伤于太阴经也”。亦重视毒邪于杂病中的病理作用，如《诸病源候论·时气吐血候》曰“热毒入深，结在五脏，内有瘀血积，故令吐血也”；《诸病源候论·时气烦候》曰“毒气在于心而烦”，以及专论毒邪传心病机过程等。
巢氏对毒病学的另一大特殊贡献是将各种毒证的临床表现作了总结和归类，首次将六淫亢盛（暴烈）所化之毒分而论之，使毒病辨证理论进一步朝着系统化方向发展。其论述之详细可谓前所未有，现列举如下。
1.风毒
主因肾经虚，风毒之气乘袭，血气相搏，可以导致脚气病；风毒结于喉间，热盛而肿塞不通，导致咽喉痛；风毒客于眼睑，结聚成肿导致眼痛等。
2.热毒
多见于热毒熏上焦，可以导致口疮；热毒从脏腑出，循经络，攻于手足，可以导致手足指皆肿赤焮痛；热毒与谷气相搏，热郁不得散，可以导致一身尽黄；或“热毒乘虚上冲于目，故赤痛”等。
3.寒毒
多为寒毒入胃，可以导致腹满身痛而泻；严冬之际，寒毒伤于肌肤，血气壅涩，可以导致冻烂肿疮，首次将冻伤与寒毒相联系；寒毒客于经络，与血气相搏，可以导致疽痈等。
4.湿毒
湿毒常随经脉血气渐至于脏腑，而毒气夹热，与血相搏，可以导致痢疾；湿毒与风热相搏，则荣卫涩，血行不畅而瘀滞，导致流肿等。
5.温毒
一旦温毒郁结于胃，小便不利，一身黄如橘色，可以导致黄疸；毒气郁于体内，至夏遇热，温毒发于肌肤，可以导致斑疹等。
6.毒气
若毒气熏上焦，可以导致口疮；毒气结在腹内，谷气衰，毒气盛，可使人泄利，下部疮痒；毒气在于心，可以令人烦闷而欲呕；毒气循经络，入脏腑，可以导致脚气病等。
此外，巢氏对毒邪与皮肤病变及各种疔疮疡肿的关系尤为重视，作了专门的论述。如温病发斑为“温毒始发出于肌肤，斑烂隐疹如锦纹”；外科疮疡痔漏之病因认识亦是以毒为主，如《诸病源候论·脓瘘候》曰“热毒气停积生脓”，认为疮疡等疾化脓性变化是因为有热毒停积于机体，热盛肉腐而出现化脓；《诸病源候论·丁疮候》曰“丁疮者，风邪毒气搏于肌肉所生”，且“若风热夹湿毒之气者，则疮疡痛焮肿，而疮多汁”（《诸病源候论·疮病诸候》），较《内经》“寒薄为皶，郁乃痤”的认识更加深入，表述更加多样化。其疮疡肿痛诸症多属于风热夹湿毒的病机观，亦较后世认为的单纯火毒或是热毒为病之认识更加丰富和深入。其论还有风热毒、风湿毒、风湿阴阳毒、风寒湿毒、风寒热毒、风热湿毒、风湿热毒、温湿风毒、湿热毒、蛊毒、水毒、药毒、漆毒、虫毒等40种毒邪。
另外，巢氏本书中关于毒病治疗的论述虽较少，但明确强调了“毒气未尽，所以病不能除”（《诸病源候论·伤寒八九日以上候》），并于《诸病源候论·解诸药毒候》中谓“但毒有大小，自可随所犯而救解之”，提出应随人所病之毒的性质、侵害之部分等因素辨证而解的治疗大法。具体如《诸病源候论·时气六日候》曰：“毒气入于肠，下之可愈。”特别是其“中诸物毒，随其性质而解”之论，虽为言解“中毒”之法，但其“随性质而解”之治毒观可谓是奠定了内毒治法之基石。
作为中医病理学论著，本书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毒病的种类及病名，病因病机阐释详尽，对伤寒、热病、时行病、温病等疾病的病机均以毒气之理给予系统的解释，可谓尽演前贤之旨。对于外科疮疡、疔疮、肿痛则以风湿热毒为主去认识，在外科病证上指出排毒、解毒治疗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随其性质而解”之祛毒观，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毒病理论。特别是破六淫为毒之束缚，其所设“杂毒病候”为后世内毒邪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于中医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本书虽载毒类疾病近70种，但对“毒”病性的认识仍未离附生之毒的范畴，概念亦未甚明晰。如其论寒毒、暑毒、热毒、火毒等临床表现也都是侧重于所附之病邪的特性。以湿毒为例，其临床表现往往是以湿的表现为主，只是突出了其重痼暴烈等特性，终未能摆脱外毒之囿，且论治过简亦是其毒论之缺憾。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其著名的“正谷不化反浊秽为毒”观，以及书中对热毒致疫疠之“毒盛，则生疱疮，疮周匝遍身，状如火疮，色赤头白者毒轻，色黑紫瘀者毒重”等鉴别诊断的论述，还有其所论水毒、药毒、漆毒、虫毒等非外感之毒的病变特征，均已体现出其开始思考与探索毒邪自身特有之病因病机的特性，这是巢氏于毒学的最大贡献，可谓是“本原之毒”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之开拓者。
（二）《千金要方》开泻火毒以治内毒之先河，拓展论治之内涵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约撰成于唐永徽三年（652年），该书虽名为方书，实可谓医学百科全书，约30年后（永淳二年）补充著有《千金翼方》。两部书卷轶浩繁，总结了唐以前的医论、诊法、医方等中医学基本内容和许多民间验方。
孙氏于外毒的贡献为进一步丰富了广义伤寒之内涵，提出除伤寒、温病、天行瘟疫、瘴气之外，还包括阴阳毒、热毒、毒肿、温毒等，尤为重视毒邪的致病作用。孙氏还首次提出清热解毒大法及以苦寒药物为主之方药，如《千金要方·伤寒杂治第十》曰：“凡除热解毒无过苦酢之物，故多用苦参、青葙、艾、栀子、葶苈、苦酒、乌梅之属，是其要也，夫热盛非苦酢之物不解也。”此论堪称解毒大法之源头而为后世尊崇并沿用至今。如《千金要方·预备一物柏枝散》中首提“腑脏温病阴阳毒”，强调治疗时须结合相应脏腑，并载有相应的治疗方药（七方），后世庞安时将其命名为柴胡地黄汤、石膏竹叶汤、石膏地黄汤、玄参寒水石汤、石膏杏仁汤、石膏葱白汤、苦参石膏汤，对于后世尤其是温病学派影响较大。
孙氏论毒内容广泛，不仅有治伤寒热结于内的青葙子丸，还专述解毒与急救，更多则是散论于多病之中，或虽未言毒而融解毒于常法中灵活应用，如治消渴病之黄连丸、黄连猪肚丸等，其总结出的多种解毒法方进一步丰富了解毒法的适用范围。简述如下：
1.泻火解毒
《千金要方》中以黄连丸治疗消渴；用三黄散治疗热郁胆腑、瘀热黄疸。
2.凉血解毒
《千金要方》以犀角地黄汤治疗伤寒及温病应发汗而不汗、内蓄血、鼻衄、吐血不尽等。
3.养阴清热解毒
《千金要方》中“治消渴除肠胃实热方”，在清热解毒的同时用麦冬、花粉、玉竹养肺胃之阴。
4.清热利湿解毒
《千金要方》中地肤子汤治疗“下焦结热，小便赤黄不利”；滑石汤治疗“膀胱急热，小便黄赤”；地榆汤外洗治疗脓疮湿疹。
5.开窍解毒安神
《千金翼方·卷十八》用紫雪治脚气毒、口生疮、疫毒等；玄霜治疗“天行时气，瘟疫热入脏腑”“毒气入腹，内入攻心”等。
6.辟秽解毒醒脑
《千金要方》记载了屠苏酒、太乙流金散、雄黄散、辟温病粉身散、治瘴气方等。
7.息风通关解毒
《千金要方》中用大黄泻热汤治疗中焦实热闭塞，上下不通，隔绝关格，不吐不下，腹满膨膨，喘急。
8.疏风清热解毒
孙思邈用清热解毒药与疏散风邪之麻黄、葛根、升麻等配伍，开辛凉解表与表里双解毒邪之先河。
9.以毒攻毒
孙思邈《千金翼方》用大八风汤治疗毒风顽痹或毒弱不任，偏枯不遂，该方以乌头为主药；用太一神精丹（即砒霜）治疗温疟和牙疳病；用雄黄加不同药物治疗狂犬等咬伤；用绿苔治蜂毒；用猫粪治鼠咬伤等。
可见，孙氏论毒之特点是其将解毒之思维灵活运用于内科杂病，因其卓越的疗效而受历代医家推崇，也为将“毒”确立为一独立之邪气奠定了基础，堪称解毒大法的创立者，于后世毒病学特别是内毒学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
三、宋金元时期：对“毒”病的深入实践和理论总结
赵宋朝代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传统文化中理学的兴盛，特别是前期医疗实践活动的更加广泛，对中医理论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刻之影响，也更是方剂学发展之顶峰，出现了由官方组织修订的卷帙浩繁的大型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圣济总录》三部便是代表之作。这一时期毒病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对毒病认识较宋以前有了更为明显的深入，各家对外毒之热盛的病性认识趋同，并开始注重从内外的不同机制探讨毒的性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如《三因方》承《内经》、仲景之学将“毒”分为外毒和内毒，并专论内毒之成因，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的经验；二是对内毒虽然尚未认清其实质，但在临床实践中已有突破外毒理念之束缚的探索，从而促进了临床应用上的百花齐放，使解毒疗法应用范围得以扩大，主要体现在温病、外科疾病和内科杂病的治疗等，许多著作和方书中有关毒邪治法方药之记载明显增多。
《太平圣惠方·治肺脏风毒皮肤生疮瘙痒诸方》载：“治肺脏风毒，皮肤赤痒，生疮肿疼，宜服五参丸方。”在用人参、丹参、玄参、沙参诸药中，合以苦参燥湿解毒杀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诸风》曰：“治一切风毒上攻，头面肿痒，痰涎壅塞，心胸不利，口舌干涩；风毒下注，腰肿痛生疮，大便多秘，小便赤涩。及治中风瘫缓，一切风疾。”用蔓荆子、白茯苓、川大黄、山栀子、益智子、威灵仙、白芷数味，以大黄泻火毒、栀子凉血解毒，则是直折其火毒。《太平圣惠方》还载有治疗“热毒成斑”的解毒升麻散，以生石膏、地黄汁为主清热泻火解毒；治疗“时气热毒攻心，言语不定，心烦狂乱，不得睡卧”用犀角散；治疗热闭生风时将芒硝、牛黄加入以羚羊角、犀角等解毒开窍息风为主的方药中配合攻下等，则内、外毒兼治之意明矣。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中对毒病的论述颇丰，每每善用峻剂毒药以挽沉疴，如治肠风脏毒下血的槐花散，还记载了用菊花散、自制犀角升麻汤、地黄汤、解毒雄黄丸治头面五官病等，足见其解毒疗法方药运用之灵活多样，许多方药因临证多效验而为后世广载应用。
庞安时提出了伤寒与温病之不同，认为“冬受寒毒，即时成病……名为伤寒，其不即时成病……名为温病”，但“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四时自受乖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者”，病机强调寒毒伏郁于肌肤，在时令之气的引发下，兼化热毒而成病，故以伤寒之汗吐下法无济于事。治疗上当以“毒”为重点，主张应用清热解毒之法，常在麻黄、桂枝、葛根等辛温、辛凉药中加大剂生石膏、黄芩、知母、芒硝、羚羊角、栀子、生地黄等清热生津、凉血解毒药，可谓后世温病学派形成之先导。同时期的朱肱《类证活人书·问发斑·发斑有两证》中也认为“温毒发斑者，冬时触冒寒毒，春时始发”，其对于温毒成因的阐释未出庞氏之左右。庞氏还提出了“天行温病”为感“异气”而发，“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避免与广义伤寒之温病混淆。
严用和则在《伤寒论》阴阳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阴阳毒的寒热性质，提出“阴阳偏胜，则为痼冷积热之患也。所谓痼冷者，阴毒沉痼而不解也；积热者，阳毒蕴积而不散也”，强调阳毒之积热的病机。如《严氏济生方》用乌梅丸治疗“蕴毒伏热，渗成血痢”；用茜根丸治疗“一切毒痢及蛊注痢，血下如鸡肝，心烦腹痛”。严氏还认为“痼冷症”与“积热症”同样可以“蕴毒”，如其认为白虎历节病是受风寒湿毒之气所致，可用羌活汤、蠲痛丸治疗。严氏认识到“寒凝成毒”而破“毒即是火”之囿，应当是认识内毒性质的一大进步。
陈无择《三因方》继承发展了《伤寒杂病论》，对病因以内、外、不内外三因立论，将“毒”分为外毒和内毒，且强调其致病的独立性，体现于毒与湿、热等邪并列而论。将“外毒”的性质进一步归于邪热范畴并强调致病易损脏腑，如提出了“暑毒”，认为暑归心，“中之，使人噎闷，昏不知人”。对外科病如痈疽、瘿瘤等更强调治以解毒之法，如用远志酒“治一切痈疽、发背、疖毒，恶候浸大，有死血阴毒在中”；万金汤“定痛去毒”；记载白膏治疗“一切风热毒肿及脏气郁结，丹石发动，结为痈疽瘰”等。对“内毒”病因病机的认识则提出积热与蕴毒，谓：“积热者，脏腑燥也，多因精血既衰，三焦烦壅，复饵丹石酒炙之属，致肠胃蕴毒。”还有如《三因方》中记载的鸡痫之表现和病机为“病者昏晕颠倒，两手频伸，叫作鸡声，须臾即醒，醒后复发，多因少小燥气伤胃，烦毒内作，郁涎入胃之所致也”。概其所论虽仍未离“热盛为毒”之旨，但其“脏腑燥也，多因精血既衰”“燥气伤胃”等毒因病机观已经明显摆脱了传统毒病重外因之理念的束缚，推动了解毒疗法的广泛应用。如《三因方》言“风气不顺，手脚偏枯，流注经络，并湿毒进袭，腿膝挛痹，筋骨疼痛”，治用乌药顺气散，可谓内毒辨治之方药探索。
宋慈的《洗冤集录》是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古代法医学著作。书中对中毒多有论述，如其于“服毒”篇中对中毒而死的尸体之“有空腹服毒，惟腹肚青胀，而唇、指甲不青者；亦有食饱后服毒，惟唇、指甲青而腹肚不青者；又有腹脏虚弱老病之人，略服毒而便死，腹肚、口唇、指甲并不青者”等体征的描述，生动而实用。书中还记载了解毒法，如用鸡蛋和明矾末解砒毒；提出用银钗验毒；还有如何解巴豆中毒、煤气中毒等，均对后世法医学影响久远。
杨士瀛重视人之气血，认为气血失调则百病丛生，提出气血失调亦是毒病发生的内在机制，如“逢寒则筋不营而挛急，夹热则毒内瘀而发黄”，提示了发黄与内毒的关系。另外，虽然“癌”字最早见于宋·东轩居士《卫济宝书·卷上》中，用以示“痈疽五发”之一，但以其示“毒”病之性恶者，仍首属杨士瀛。如其《仁斋直指方论》中记载：“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肩或臂，外证令人昏迷”，用“毒根深藏，穿孔透里”来突出癌毒的病机病势，不仅认识颇有见地，也使对内毒病机的认识多元化。
时至金元时期，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诸家各抒己见，是促进了中医学发展的又一个“百家争鸣”阶段。虽然诸论中未明言“毒”病说，但在其各自的辨证论治观中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毒病之内涵。刘完素承孙思邈“热毒”之绪余，倡导“火热论”，提出外感“六气皆从火化”和内伤“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强调无论六气还是五志，太过则均可导致阳气怫郁而化生火热，认为表证当解，唯有辛凉或甘寒；里证当下，唯有苦寒。所用方药如自制表里双解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甚者合凉膈散宣其怫热。方中虽未言毒，但其中以黄芩、连翘、栀子等药驱表里之热毒，实已寓清热解毒之法意。对于里证常以大承气苦寒直折其火以通里，如《宣明论方·痢门》中谓“痢者，五脏毒窘，结而不散”，若下痢脓血、里急后重者主以芍药汤祛脏毒。而对毒邪由外入内的发病机制亦有妙论，如《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热论》中有“况银粉亦能伤牙齿者，谓毒气感于肠胃，而精神气血水谷不能胜其毒，故毒气循经上行，而至齿龈嫩薄之分，则为害也”，即外入药毒中于肠胃，其病发与否，取决于正气（精神气血水谷），若正气不能胜毒气，则毒因而循经上行，是对毒与正之关系的论述，虽未云治法方药，解毒之意不言而喻。至于“蓄热内甚、阳厥极深”者，更是必配黄连解毒汤苦寒以解其热毒，还有如“夫中酒热毒，反热饮以复投者，令郁结得开，而气液皆复得宣通也”，对于这种“酒热毒”从气液角度辨治可谓别出机杼。
戴人张子和，在对待毒邪致病时仍不离其攻下祛邪之宗旨，主张排毒务尽。《儒门事亲·太阳胫肿一百十八》中载张氏治因犬啮毒气入者，“服舟车丸百余粒，通经散三四钱”，又恐毒气未净而嘱“慎勿贴膏纸，当令毒气出”以祛邪务尽；而对小儿疮疹发斑，戴人提出“凡胎生血气之属，皆有蕴蓄浊恶热毒之气”这一观点，应是首涉先天之毒的概念，将内毒之成因分为先后天，可谓是于毒病学之一贡献。
李杲《脾胃论》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论病邪则重“阴火”，两者关系失衡是疾病发生的关键。因“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元气不足则必阴火亢盛，火盛则可与毒相互转化，所以李氏虽重补脾胃之虚，但又特别重视泄阴火。方中常以柴、葛、防风升清散阴火，升麻、黄柏解上下之火毒。《东垣试效方·时毒治验》中论述时毒病机谓“此邪热客于心肺之间……是诛罚无过，殊不知适其所至为故”，提示治毒时要分毒发上下，分部而治，切不可药失病所，以至于“诛罚无过”，可谓是首次提出治毒病当分毒邪所在上下不同分而治之，亦应是其效验之总结。其所创制的“普济消毒饮”能泻火解毒、疏风散邪治大头瘟，因其良效而为后世广为传用和发扬，渐成为治头面火毒诸症之名方；还有如当归和血散治疗“湿毒下血”，以及《兰室秘藏·酒客病论》“论酒大热有毒”治当发散为主，汗出则愈等，则是其治毒病法用之延伸。
朱丹溪虽创“滋阴派”，然于毒亦有所涉。如其论痔有“因于火毒”；论痈疽有“火之毒，气结之毒”等说；《丹溪心法》中运用内托外散法调整脏腑，内外兼治而疗疮痈诸疾等；而《丹溪心法·治痢十法》提到“其或在下则缠住，在上则呕食，此为毒积未化，胃气未平证，当认其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用参术补，毒解积下食自进”，则是告诫毒病亦可兼虚，亦是补虚可促解毒之早期认识，其临床意义可鉴。
这一时期对“毒”所致疾病的认识较宋以前有了进步，主要体现在温病、外科疾病和内科杂病等方面，对解“毒”之治法、方药的记载也趋增多，但对“毒”性质的认识仍未离火盛为毒之论，而且对内毒所致疾病及相关医理亦鲜有系统描述。
四、明清时期：外毒论治体系近于完善，外科毒理日臻成熟
毒病研究至明清时期，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外感之毒的认识已趋完善，如区分出传染性“疫毒”。因这一时期瘟疫横行，疫疠害人尤甚，医家们逐渐系统地认识到瘟疫之性质，具有“转相染易”的特点。如陈耕道《疫痧草·辨论疫毒感染》谓“家有疫痧人，吸受病人之毒而发者为传染”，当时医家据此将“疫”与“毒”合为“疫毒”一词，从而赋予毒以传染之性。自“疫毒”一词流行开来，研究亦多围绕“疫毒”“戾气”而进，明确了瘟疫（疫毒）与其他热性病（温热毒）的区别。至清代温病学派更是广泛地将“毒”作为病因并不断加以深化其内涵，在形成系统而完善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过程中丰富了毒邪理论；二是毒病内涵不断增加，从毒论治的辨治实践所及渐广，如煤气毒、疫毒、湿毒、痘毒等认识拓展了内、外科之毒病范畴，解毒法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以解毒为主的专方层出不穷，进一步丰富了毒病之辨治体系；三是外科疾病的诊疗研究成为传统毒病观的突破口，明确提出了毒之成因“或自外而触冒，或自内而感动”的内、外因观及“毒攻五脏”之内在病机说，对毒邪在疮疡疖肿的病因病机过程中之重要作用及相应的论治方法等认识日臻成熟。
（一）外感之毒的论治体系基本形成
张景岳的《景岳全书》作为规模宏大、内容全面的综合性中医著作，无论是医学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上都创见颇多，尤其在研究毒及毒病方面认识多有独到之处。如前述“以毒示药效”之论；于病之“毒”亦见地颇深，如对外毒发斑，其于《伤寒典·发斑》中指出发斑证“总由寒毒不解而然……邪毒不解，则直入阴分，郁而成热，乃致液涸血枯，斑见肌表”，治疗当“阳毒赤斑者”以阳毒升麻汤，“阳明外邪阳毒不解者”以升麻汤等，并总结出系列解毒方剂。
此外，其对毒病的外治法之论述亦很翔实，如《杂证谟·温疫》中有“其法用手捋上膊，使血聚于臂，以帛缚定，乃用筋夹瓷锋，击刺肘中曲泽傍之大络，使邪毒随恶血而出，亦最捷之法”，其以放血疗法治疗邪毒，可谓是中医治毒之效法而延用至今。还有《痘疹诠·麻疹》中所论“盖痘毒本于肝肾，出自中下二焦，是以终始不妨于食，而全赖水谷为主，所以能食则吉，不能食则凶”“痘毒多热”“凡云痘毒者，痘必自内而达外”等，则是通过对儿科痘疹病来探讨毒病的病机规律及预后。
张氏还专列“诸毒”篇，讨论了外感毒病之外的各种毒病，如《杂证谟·淋浊》论淋证谓：“大抵此证，多由心肾不交，积蕴热毒，或酒后房劳，服食燥热，七情郁结所致。”并于“因阵”中罗列了药物及饮食等非外感之毒损病证及中毒后解毒的相应方药。
其于《传忠录·京师水火说》中所记载的“故凡煤毒中人者，多在夜半之后，其气渐满，下及人鼻，则闭绝呼吸”，应是中医学对煤气中毒发病特征和表现之最早最具体的描述。其后所述救急处理如“但于顶格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则是极为科学而有效之方法。所论言前人所未识，大大丰富了中医毒病之内涵。
明末医家吴又可于《瘟疫论》中突破传统，创立“杂（戾）气”和“邪伏膜原”说，提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今感疫气者，乃天地之毒气……所患皆重，最能传染。”其“杂气论”用“毒”涵盖了外感六淫之外其他的一些特殊致病因子，认为具有传染性的瘟疫与其他六淫所致热性病迥异，其病位亦有不同。“所谓温疫之邪，伏于膜原……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指出天地间之戾气亦是一种邪毒，侵袭脏腑经络。
对此类邪毒辨治提出“逐邪”当务早，如《温疫论·注意逐邪勿拘结粪》谓“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即温毒之治当下不厌早。治取攻下逐秽、清热解毒、清下并用等法方，可谓是异人之识。值得注意的是，吴氏于此既强调逐邪泄毒贵早之思想，同时又意识到毒与浊秽之邪的关系，创疏利透达之“达原饮”先去秽恶，则能邪毒自消，内寓浊秽与毒邪之因果关系。
吴又可还论述了元气与疫毒之间的关系，如《温疫论·温疫初起》曰：“凡元气胜者毒易传化，元气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传……不传则邪不去，邪不去则病不瘳。”此中“传化”者，邪之出矣；毒之化，亦即排毒解毒。人体元气充足，则能代谢排邪气，毒邪唯有传送才能祛解之，否则毒蓄留于内，必着而为病。吴氏之说流传甚广，如后世之《重订通俗伤寒论·六经方药》“疫必有毒，毒必传染”、余师愚《疫疹一得·疫疹穷源》谓之“疫乃无形之毒”等论点均属发扬之类。
张鹤腾之暑病专著《伤暑全书》，首提暑能蒸毒，如《伤暑全书·伤寒伤暑证各异》中云“冒暑蒸毒，从口鼻入者，直中心胞络经”，强调一旦发病最为暴烈且因暑毒深入脏腑而难救治，当随其毒损脏腑之不同而辨证论治。常用方药为人参败毒散、香薷饮、黄连解毒汤、升降散及三黄石膏汤之类。其中升降散（《二分晰义》）改剂量更名赔赈散；《东医宝鉴·杂病篇》的“姜黄丸”药味相同且注明此方别名“内府仙方”，溯源“内府仙方”则可寻得录于万历年间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应是最早记载此方者，后因杨栗山而成传世名方，杨氏化裁升降散而出清热解毒治疫方15首，为后世广为传用。
杨栗山著有《伤寒瘟疫条辨》一书，其于温疫学之贡献是明确指出了“杂气者非温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间另为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在方隅有盛衰，在四季有多寡”，彻底澄清了瘟疫与伤寒等外感六淫之非传染性温病间的界限。书中记载：“盖温病得天地之杂气，由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受病于血分，故郁久而发……从无阴证，皆毒火也。”指出瘟疫的病机主要是邪气漫蒸三焦表里，郁滞血分，化生毒火内炽，致三焦气化失常，气血逆乱，主张治以升降散调复三焦散乱之气机，清泄血分之热毒。
升降散一方用药仅仅4味，由僵蚕、蝉蜕、姜黄、大黄（另加蜜、酒）组成，处方严谨，配伍精当，相反相成。杨氏谓：“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可谓言简意赅。杨氏于其书中评价升降散谓：“温病总计十五方，轻则清之，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八方；重则泻之，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六方。而升降散，其总方也，轻重皆可酌用。”对其重视可见一斑。本方广为后世传用，而其火热毒郁三焦之病机观及以本方升降气机解毒之法理运用，为其后世变用于内伤杂病打下了基础。
喻昌在《尚论篇·卷首》提出逐秽解毒法，首次明确提出分三焦论治疫毒的辨治方法。《尚论篇·详论温疫，以破大惑》中强调：“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主张疫毒之病性为秽浊之毒，预防疫毒自当用芳香化浊之品，可谓开芳香化浊解毒法之先河，而且其疫毒分三焦论治的观点亦为后世温病之三焦辨证起到引导作用。喻昌将其逐秽解毒观还引申用于外科疾病的诊治，认识到饮食肥甘厚味、情志失调可内郁火毒，是疮疡类病证发生的主要内在因素，即毒可由内生。
叶天士于温病学乃至中医学的贡献是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在其系统阐述温病之理法方药的《温热论》中，亦重视火热毒邪在营血分阶段的致病作用，并用“火邪”“热毒”的概念，以区别在卫、气的轻浅证候。如在《临证指南医案·咳嗽》中有“皆邪窒既久，壅而成毒”“头面身半以上，发出瘾疹赤纹，乃阳明血热，久蕴成毒”，其强调成毒必有内伏壅遏之过程，则是病久积蓄为毒观之余绪。叶氏于毒的治法为“大抵由失表而致者，当求之汗，失下而致者，必取乎攻，火甚清之，毒甚化之，营气不足者，助其虚而和之，托之”（《临证指南医案·痧疹瘰》），其中所提之“化毒”“托毒”之法名，可谓创解毒治则之规范化用语。
尤怡于《金匮要略心典》云：“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也。”认为毒邪易深伏体内，导致气血亏损，形体败坏，提出了毒邪为病是基于邪气积累而致的由量变到质变之结果。“积邪为毒”论可谓是与“邪盛为毒”观并立之又一学说，亦是后世“附生之邪毒”立论依据之一，其言虽简，却因概括出毒邪为病的“顽固性”而影响深远。
薛雪认为湿热可化毒，其《湿热条辨》曰：“湿热证，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营分，走窜欲泄，宜大剂犀角、生地黄、赤芍、丹皮、连翘、紫草、黄柏、茜草、银花等味。”认为湿热毒邪深入营分损伤血络，则引起多种出血病证；还有湿热证，值妇人经水适来而热入血室者“宜大剂犀角、紫草、茜根、贯众、连翘、鲜菖蒲、银花露等味”，当“不第凉血，亦须解毒”。
余霖确立“疫疹”一病，如蔡曾源序所言“实能辟前人之所未见未闻者”。其论毒既强调天人之整体观，又注重辨具体病证，尤其对疫毒的外在表现描述之详，实前人未及，高人之见且其义甚广。如论疫疹病机为“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而“疫毒发疮，毒之聚也”。病性则如其在《疫病篇》中谓：“疫既曰毒，其为火者明矣”，强调火毒淫热。论治疫毒在表在上者用活人败毒散以祛风解毒、理气健脾；其病至中焦则是火毒在胃而出现种种恶候，治疗上主张大剂清解，用药“非石膏不足以取效耳”，剂量则“必须过峻数倍于前人”。尤其是其所创制的清瘟败毒饮一方，因其解毒有桴鼓之效而成为传世名方，并于临证中常据病情轻重分为大、中、小剂量，随症加减而治疗多种病证。
吴贞《伤寒指掌》（成书于1796年）纵观古今，将金元到明清温热学说之成就集于一书，见地不拘于古，专论四时外感病且发扬新说。《伤寒指掌·伤寒变症》曰“热毒蕴伏阳明，三焦俱病，是名温毒发斑”，阐释了温毒的成因病机，并于阳明新法中补入了斑疹之治等，其造诣颇受后人赞誉。
晚清时期对毒病学之研究进入了总结和提高阶段，主流虽仍如雷丰《时病论》云“温热成毒，毒邪即火也”，但临床应用则已突破传统思维而日渐广泛。如王清任治疗瘟毒时提出寒温分治：“芩连效在初病人壮毒胜时，姜附效在毒败人弱气衰时”；创解毒活血汤治疗温毒之上吐下泻，用于初病正气未伤，可“活其血，解其毒”等。前者是对毒邪盛衰不同阶段用药时机的总结，而后者则是开创了活血解毒之大法，其于后世影响深远。
高秉钧用紫雪、至宝及犀角地黄汤等芳香开窍、凉营解毒泄热，治疗疔疮走黄，口噤如痉，神识模糊者，是对王孟英认为“毒”属于火、热盛则毒盛、易伤阴津之热性的认识和实践总结。张锡纯用清金解毒汤治肺脏损烂，或将成肺痈，或咳嗽吐脓血者，又兼以清肺解毒治肺结核；主张治疗霍乱“当以解毒之药为主，以助心活血之药为佐，以调阴阳奠中土之药为使”，将毒引入霍乱病之认识是对前人经验和理论的进一步发挥。《霉疮秘录》提出感染霉疮毒气是导致梅毒的病因，以化毒作为基本治法，并用砷剂及雄黄作为所有攻毒方中的必用品等，都是扩大毒病临床应用范围之经验总结。
但此时期于毒病论中有一种观点值得关注，就是将毒泛化为“万病皆毒”，其代表如日本吉益东洞，有“万病唯一毒，众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体佳”之论。晚清的徐延祚亦于《医医琐言·杂著》中提到“毒之所在，病必生焉。其发也，或自外而触冒，或自内而感动”，而且认为“病之已成，千状万态，不可端倪”，是因“病必害性，故谓之毒”，其说实质亦有拘泥于《内经》毒说而泛化之嫌疑。
总之，明清时期毒病学的主要成就，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外毒病之理论体系，对防治外感温热、疫病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外科毒理日臻成熟，成为由外毒向内毒学拓展之桥梁
明清时期毒病研究最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就是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外科学的发展。相对于之前诸医家主要突出“毒”之温疫性质所致的外感病变，外科领域的毒病研究则将“毒”之病理内涵狭义于疮疡痈疽类病证，虽然缩小了毒邪理论的应用范围，但却促使毒病的研究向更专业、更具学科特点的方向发展。如治法方药及丸散膏丹等各种制剂趋向至臻，特别是中医外科领域正宗、全生、心得三大流派也在这一时期成型。虽然病机仍主“火毒”，但“毒之内生”“毒即是寒”等观点的出现，则促进了毒病研究突破温疫等外感疾病的思维限制，而向更广泛的内科杂病领域发展，成为由外毒向内毒学拓展之桥梁。
南宋的陈自明精于外科，其《外科精要》中选录宋以前历代名医对痈疽诊疗之相关论述，并结合自己的学验加以整理而系统论述，为中医外科学的丰富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引用马益卿之说论痈疽病机为“五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腑不和，则流结为痈，皆经络涩滞，气血不流畅，风毒乘之而致然也。”但对其病机关键则尊崇华佗“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之说。并对病机中毒邪作用之差异和外现特点作了细致的描述：“若初发肿臖便高者，势虽急而毒气浅，盖散越于表……若初发至微如粟粒……其证乃五脏不调为疽，属阴，盖毒气内蓄已深，势虽缓而难治。”辨证主张从华佗之辨脏腑法：“假令发于喉舌者，心之毒；发于皮毛者，肺之毒；发肌肉者，脾之毒；发于骨髓者，肾之毒。”“发于外者，六腑之毒；发于内者，五脏之毒。”治疗痈疽大法强调泻其毒气，使毒气有路而出；病疮毒后则“以养其精，以助其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氏治疗痈疽，每在方中配伍较多的芳香药物，以辟秽解毒，疏通气血，亦防毒气入胃。通过强调“疮家本自腥秽”及“稍得香味，血行气通”揭示了毒与秽之病机相关性，应是对毒邪性质特别是对毒邪形成基原认识之肇始。
明·陈实功《外科正宗》收录了明之前诸多外科疾病的论治理法，认为百病皆由火毒而生，将其病因归纳为外有六淫邪气伤人气血，内有七情六欲盗人元气，加之膏粱厚味和劳伤房欲消阴烁脏三大方面。其中对于疮疡的成因陈氏力主“火毒”论，认为“火既生，七情六欲皆随应而入之；既入之后，百病发焉。发于内者，为风劳、蛊膈、痰喘、内伤；发于外者，成痈疽、发背、对口、疔疮，此皆言其大略也”，强调了火毒为病有向外和向内发展之不同，是其独到之见，补充了毒病病机之传变理论。
病性上将痈疽分为阴阳，“成痈者壅也，为阳，属六腑毒腾于外，其发暴而所患浮浅，因病原禀于阳分中”；疽为阴，“疽者沮也，为阴，属五脏毒攻于内，其发缓而所患深沉，因病原禀于阴分中”。
论治提出消、托、补三大治则，强调以“泄毒气为第一要义”。泄毒具体又分为托毒、拔毒、解毒等治法，如初起时用消法除毒邪，包括汗、清、下、温、利；正虚邪实宜用托法，包括清托、温托等；后期则用补法，包括补气血、壮脾胃、益肝肾等。
书中还记载了许多有名解毒方剂，如当归拈痛汤、五积散、托里消毒散等。且善于以毒攻毒，如“蟾酥丸”方中便使用了轻粉、雄黄、蟾酥等剧毒中药，且以口服为主，并于方后注曰：“真有回生之功，乃恶症中至宝丹也。”对于预后则言“气血胜则毒顺，年老毒胜则气血险”，强调了气血盛衰于毒疾预后之影响等。因其论治系统较为完善，故而后人谓之“列证最详，论治最精”。
喻昌在其《寓意草·辨黄鸿轩臂生痈疖之症并治验》提出：“疮疡之起，莫不有因。外因者，天行不正之时毒也，起居传染之秽毒也；内因者，醇酒厚味之热毒也，郁怒横决之火毒也。”虽然同样论疮疡毒之成因，但较《中藏经》更明确地定义了毒病病因学之内、外，不失为对仲景首提之“内毒”观的充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医杂病之毒概念的发展。
王洪绪及其所著的《外科全生集》在中医外科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以其“毒即是寒”“气血寒而毒凝”观点为代表的拓新性毒病理论，开创了明清外科三大流派之一的全生派。
王氏论痈疽之毒注重气血滞凝，如《外科全生集·痈疽总论》云：“痈疽二毒，由于心生。盖心主血而行气，气血凝而发毒。毒借部位而名，治论循经则误。”主张从气血论治而非循经脏腑辨治。其论迥异于此前长期以来的认识，尤其是突破当时痈疽俱是火毒之囿而将其分为红、白两类，提出“红痈乃阳实之症，气血热而毒滞；白疽乃阴虚之症，气血寒而毒凝”之病机观。
在辨证论治方面亦一反常识，强调“世人但知一概清火而解毒，殊不知毒即是寒，解寒而毒自化，清火而毒愈凝。然毒之化必由脓，脓之来必由气血，气血之化，必由温也”，并基于“气血寒而毒凝”的认识，创制了阳和汤（丸）这一传世名方，开温阳解毒之先河。《东医宝鉴》亦有谓“伤寒三阴病深必变为阴毒，伤寒三阳病深必变为阳毒”。“毒即是寒”于中医毒病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高秉钧《疡科心得集》论疮疡之病因强调“火毒”为疮疡的发病要素，但如“细论之，发于脏者为内因，不问虚实寒热，皆由气郁而成，如失营、舌疳、乳岩之类，治之得法，止可带疾终天而已。若发于腑，即为外因，其源不一，有火热助心为疡，有寒邪伤心为疡，有燥邪劫心为疡，有湿邪壅滞为疡，此俱系天行时气，皆当以所胜治之”。结合脏腑论病因，认为内因主由气郁而成，外因则有寒、热、燥、湿所伤之不同，其论病因及病机较喻昌更为深入。
其病机传变主“毒攻五脏学说”，高度概括了毒入五脏的表现特征，较华佗之辨毒发五脏说更进了一步。辨证论治则融温病学而引吴瑭三焦辨治法，分上中下三部论治。在上者多伤于风温风热，治以辛凉轻散，方如牛蒡解肌汤；在中者常因湿热内蕴，治以苦辛开降，清热燥湿，方如黄连泻心汤或温胆汤；在下者主为湿热下注，治以清化湿热，方如萆薢化毒汤；入络用清暑化湿、和营通络法；闭窍用紫雪、至宝及犀角地黄汤等。其疔疮辨治，虽分三十六种之多，但大法总以败毒为要。
对预后的判断则认为：“大约疮疡未溃之先，脉宜有余；已溃之后，脉宜不足。有余者，毒盛也；不足者，元气虚也。倘未溃而现不足之脉，火毒陷而元气虚也；已溃而现有余之脉，火毒盛而元气滞也。”注重元气的决定性作用。而借助脉象判断元气虚实，则是其经验之谈。其所论翔实丰富，故亦有称其为中医外科三大流派“心得派”之鼻祖。
明清一代外科医家众多，学术上各有千秋，但此期最有别于之前世者，即“毒之内生”渐为共识，并认识到内毒生成途径的多样化。如清·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大肠病源流》论大肠痈曰：“因七情饮食，或经行产后瘀血留积，以致大肠实火里热所生病也……其致病之由总因湿毒郁积肠内。”
至明代陈司成之梅毒专著《霉疮秘录》，则已明确提出梅疮是因性交而染，亦有“污秽蓄积于此”之环境因素等。还详述了毒中于心、肝、脾、肺、肾经的临床表现，亦指出可数脏同时染毒，故主张早治早愈，但治标不治本则会“毒伏于内，伐贼脏腑……以致投药罔效”。并自制甲、壬、丙、戊、庚字化毒丸及各种外治之系列解毒方剂等，所论极为广泛而翔实。其书虽冠以“霉疮”，实则内毒之理尽涵其中，如内与外、毒与正之关系，从五脏系统论治，用药规律等。作为中医学第一部中毒病之专著，可谓开非外感毒病辨治之学，功亦大焉。
概而言之，中医毒病之源流可谓历史悠久。经历了肇始于《内经》、应用于《伤寒论》、兴盛于温病学、专病于疫毒说之学术沿革。《内经》记载之“大风苛毒”，开六淫化毒之毒因分类，将毒引入邪气之范畴；《伤寒论》记载之“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是始将毒理实践于辨治。明清温病学之温热、温毒、疫毒之分化则促进了外感、传染病学的发展。自仲景分毒为内、外，“毒”之内涵虽因时代而变，但于相当长的时期“毒”之相关学术理念仍是重外毒而轻内毒。其间亦有内毒观思维火花之闪现，如华元化的“毒邪浸渍”“五脏六腑蓄毒不流”之病机观，《诸病源候论》言“是鬼毒之气”而设“杂毒病候”，喻昌的“醇酒厚味之热毒也，郁怒横决之火毒也”之病因说，吴又可的“逐秽解毒”治法论等，但仍被温病学为代表的外毒学理之主流所淹没而式微。虽然临床上内毒辨治之探索从未停止，然缺乏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而终未能成体系，中医学于此之优势亦未能得以尽早发挥，则实为憾事。
第四节 清热解毒法方之研索
清热解毒法方成为中医治疗毒病的代表性方法，折射出的是从《伤寒论》（寒毒）向温病学（热毒）的学术传承和发展脉络，亦影响了其他解毒疗法之创新应用。
一、“寒毒”内伏观为温病学理之滥觞
魏晋·王叔和基于《伤寒论·卷第二·伤寒例第三》“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之观点创立“伏气温病”说，其“寒邪伏而化温”论实乃温热观分离出《伤寒论》范畴而发展成温病学之奠基石。后世许多医家都是基于此探索寒温之关系，以既不悖《伤寒论》，又可为温病学争得独立空间，其中“寒毒”说成为重要之理论依据。
自《内经》言：“今夫热病者，皆伤于寒之类也。”对于“寒不伤阳而反发热”这一关键争议点，北宋的韩祗和提出“伤寒之病，医者多不审察病之本源，但只云病伤寒，即不知其始阳气内郁结，而后成热病矣……寒毒薄于肌肤，阳气不得散发而怫结，故伤寒者反为热病”（《伤寒微旨论》）；庞安时亦主寒毒致温说，认为冬受“寒毒与荣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所气行则已，怯者著而成病……寒气与阳气相搏于荣卫之间……名曰温病也”（《伤寒总病论》）；郭雍则认为“伤寒之厥，非本阴阳偏胜，暂为毒气所苦而然，毒气并于阴，则阴盛而阳衰，阴经不能容其毒，必溢于阳（束缚阳气），故为寒厥；毒气并于阳则阳盛阴衰，阳经不能容其毒，必溢于阴，故为热厥”（《伤寒补亡论》）。由此而论，温热之学理当滥觞于“寒毒”内伏观。
二、逾越“寒毒”观促温热毒之学理形成
随着医家们对温病认识与实践的不断深入，突破了“寒毒伏而化温”观而创新性总结出温热疫毒的病因病机迥异于伤寒。如晋·葛洪认为温病之因乃“岁中有厉气兼夹鬼毒相注，名曰温病”；庞安时提出了“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并强调普通温病与疫病的区别；吴又可《温疫论》则提出瘟疫是“杂气”“疠气”之异气为病之因，杨栗山承其说于《寒温条辨》进一步澄清了温疫与伤寒的区别；何秀山《重订通俗伤寒论》按语谓“疫必有毒，毒必传染”，明确赋毒以传染之性。
纵然如此，在一些温病学家的理论中仍时常显示其与《伤寒论》之学术渊源，如吴瑭《温病条辨》之“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叶天士认为“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等，虽难免“画蛇添足”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寒毒”内伏观与创新发展为温热毒、疫毒理论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于后世诸热毒论之影响。
三、伤寒泛化和“寒毒”狭义化助推衍生出清热解毒法方
余根初所说“伤寒钤百病，三焦赅疫证”（《通俗伤寒论》）是变通伤寒论之捷诀。“钤百病”是伤寒（毒）泛化之理念的发挥，促进了辨证论治的法与用突破伤寒病之囿，广涉杂病，由约及博。程应旄谓之“处处是伤寒，处处非伤寒”；而“伤寒反为热病”则是“寒毒”观狭义化为温毒、热毒之医理源流。正是这种泛化与狭义化最终助推衍生出清热解毒之理、法及黄连解毒汤类方。
黄连解毒汤方源于仲景之泻心汤法，此方最早现于《肘后备急方》卷二载“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又方，黄连三两，黄柏、黄芩各二两，栀子十四枚，水六升，煎取二升，分再服，治烦呕不得眠。”虽无方名，其药组成乃是此方无疑，因其早于《崔氏方》300年，故崔氏只是命其名而已。孙氏《千金要方·伤寒杂治第十》中论：“凡除热解毒无过苦酢之物……夫热盛非苦酢之物不解也。”提出苦寒清热解毒之法则并为后世尊崇而沿用至今，其还总结出诸如治消渴病之黄连丸、黄连猪肚丸等多种解毒法方。至刘河间以“黄连解毒汤治伤寒杂病，热毒烦闷，干呕口燥，呻吟喘满，阳厥极深，蓄热内甚，俗妄传为阴毒者。及汗下吐后，寒凉诸药不能退热势”正式明确了清热解毒法、代表方及所用。而余霖谓之：“至河间清热解毒之论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义甚远，后人未广其说，而反为偏。”（《疫疹一得》）则亦示对此法方之歧义正是源于其“毒”所经历的寒、温之变。而《吴医汇讲》中所指吴又可用大黄，张璐用童便，叶天士之银花、黄连、犀角，喻昌从三焦治疫，均佐以解毒等，则体现了“解毒”已为医家所普遍重视。可见，清热解毒之法方的产生过程中其内涵有深厚之哲理，于探索内毒之辨治及创制新方颇具启示之用。
第五节 内、外毒之古今专论
内、外毒的定义一直在发展与变化，其实质是对毒邪之病因内涵认识的演变。外毒者，体外存在的致病之毒；内毒者，由体内化生的致病之毒。溯毒学之源，首开毒分内、外之先河者乃医圣仲景矣，然其所论仅限于识别瘾疹类的外现和内陷之毒，并未能深明其义。此后较之外毒病学的快速发展，内毒学虽囿于古之“毒即是火”“重外毒而轻内毒”等因素而经历了漫长之历史过程仍缓进不彰，但初始“内毒”名称的提出则堪称后世丰富毒学内涵继而开拓其用之肇始。
一、外毒之溯源
外毒，系指由外感而袭伤人体的一类致病因素。外毒之学从《内经》提“大风苛毒”，并将六淫所化之毒分为寒毒、热毒、湿毒、清毒、燥毒，开外毒病因分类之先河，到隋·《诸病源候论》谓“毒肿者，是风邪厉毒之气”，渐识外毒之邪性。唐·孙思邈在《难经》“伤寒有五说”的基础上明确了阴阳毒、热毒、毒肿、温毒及伏气温病为广义伤寒病之概念，同时初步区分了伤寒、温病及温疫。宋代韩祗和进一步提出伤寒是“寒毒薄于肌肤，阳气不得散发而内怫结，故伤寒者反为病热”。主张伤寒为寒毒外束而阳郁为病，创辛凉解表清毒之方，阐释了外毒为病之机制和辨治。
庞安时则继孙氏之说，将伏气分为伏寒和伏热，并谓：“至天气暄热，温毒乃发，则肌肉斑烂也。”较为具体描述了温毒病外表之症。至明代《普济方》已识“况暑毒多从口鼻入”，缪希雍则进一步指出伤寒温病“凡邪之入，必从口鼻，故兼阳明证者独多”，明确了邪侵途径和部位。吴又可《温疫论》则明确提出温疫是“杂气”“疠气”之异气为病，这种“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乃天地之毒气”，感伤则伏于膜原等，并创“邪伏膜原”说等。此数家代表性观点即足以说明外感毒病之学理在不断实践中日渐丰富。
到清代诸家则再详分温毒、疫毒等，认识更加成熟。如何秀山为《重订通俗伤寒论》按语谓“疫必有毒，毒必传染”，明确赋疫毒以传染之性；余霖主张疫疹为火毒病，以活人败毒散治风毒，自创清瘟败毒饮治表里热盛之毒。至鼎盛时期，叶天士《温热论》阐明温热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病理机制，开创卫气营血辨证纲领。继有薛雪创湿热病的病机理论和辨证提纲及论治法则，吴瑭《温病条辨》创立三焦辨证论治之新体系，王士雄《温热经纬》完善暑温论治体系，至晚清已汇成较为完善的外感温病学之理论体系。而这其中异于“六淫”之“杂气”“疠气”“疫毒”等外毒相关之学亦是其构成之重要部分，以至近现代仍能以之认识流脑、乙脑、流行性出血热、暴发性肝炎等急性传染病的病因机制，并行之有效地指导防治。
二、内毒之沿革
“内毒”一词虽定于仲景，然其雏形始于《内经》。如《灵枢·玉版第六十》谓其“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此“积微”是指脏腑积蓄逐渐蕴毒，并强调其成于体内“气血不和”而非受“天”与“地”之外因而成，这应是中医“蓄毒”说，亦即内毒病因观之滥觞。华佗以之发挥，于《中藏经·论五丁状候第四十》提出“蓄其毒邪，浸渍脏腑，久不摅散”之“蓄毒不流”说，明确了脏腑蓄毒的“内生毒”之大意。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破六淫为毒之束缚，提出“毒者，是鬼毒之气”“与伤寒大异也”，并设独立之“杂毒病候”，以及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谓“湿毒中人，酿成脚气……”等，几近内毒观而憾未能成学。
此后续有宋慈著《洗冤集录》，内载服毒、金石药毒、中蛊毒、酒毒、砒霜毒、菌蕈毒、胡蔓草（断肠草）中毒等内毒病；陈司成著《霉疮秘录》专论梅毒之诊治，首创用减毒无机砷剂治疗梅毒的方法，至今仍有临床实用价值；李纪方著《白喉全生集》论从内外合治白喉。而清代汪汲的《解毒编》应是史上首部论述中毒与解毒之专著，全书分饮食、药、虫、兽等14类，专门论述了急性中毒的急救治疗和专门的解毒药物，集190余种解毒之法，有些内容虽尚待考证，但作为首部与外感之毒无关的中（内）毒论著，于后世内毒病学之形成不无影响。但因诸多历史原因，古之内毒论病的主流仍未离外表之变，故其应用亦多限于痈疽疮疖等外科病范围，亦导致其后乃至近代仍延续了重外毒而轻内毒之状态。
自古以来除了“重外轻内”，“火”“毒”不分则是内毒学停滞不前之又一重要因素。如余霖《疫病篇》谓：“疫既曰毒，其为火者明矣。”毒囿于火之“暴烈”则难以延伸其内涵，理论与临床应用亦无从突破和发展。如《圣济总录》有“毒热之气，暴发于皮肤间，不得外泄，则蓄热为丹毒”，虽对内发毒邪的部位有所新识，然仍因未离“急骤、酷烈”之性而未能延展。
至明代吴又可通过实践始有反思，如其谓：“至又误认为火者，如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属心火，投芩、连、栀、柏未效，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吴氏虽未说清“杂气”之实质，但已经认识到火与毒为邪仍有所异，不明其别而治之难效，其思索及见地实属难能可贵。
此后虽有严用和“所谓痼冷者，阴毒沉痼而不解”之谓；清·杨栗山提出清浊升降失司之“杂气流毒”观；王洪绪《外科全生集》强调“气血寒而毒凝”论，认为“世人但知一概清火而解毒，殊不知毒即是寒”等创新理念，仍属曲高和寡。
三、内、外毒之相通性
内毒与外毒是相对之概念，是毒为邪气的两个方面。随着人们对内、外毒病内涵的不断探索和临床实践，特别是借助快速发展的科技手段，得以深入认识两者间共生依存之关系。
毒病主要是各种因素所导致的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所生之变，即可成于气血之内乱，亦可生于外邪之侵袭，因均可化生“毒性”为病而存在一定之相关性。首先从成因而论，毒之内、外间存在着对立的界线，然以病机而言其内、外又是相对的。如外毒为病常有其正气内虚之本，内毒为病亦有体外环境物毒侵蓄之标，且外感和内伤两大成因有时常相互交叉关联，从而决定了有些内、外毒之性质的相通性。以外感类的传染病为例，从学者们所总结过去几十年急性传染病的发生情况来看，近80%都是与动物相关，而人类一些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亦是重要因素。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已经暴发3次大的疫情，“SARS”“MERS”及“新冠病毒感染”，一些野生动物成为疫病之源头或中间宿主，将其携带的病毒传给人，再由人传染人。人与人相传虽以空气传播为主径，但就其源头而言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天受”，人类的“滥食”难辞其咎，即既有“天受”（外因），亦有“人祸”（内因）。
再从发生途径而论，无论是外感之六淫邪毒从口鼻而入、外伤肌表而受，或首先犯肺而逆传心包，或直趋中道而及三焦，还是饮食失调、情志内伤而生毒邪，潜伏蓄损为害，两者均可致气血逆乱、脏腑蚀损之病理机制。只是外毒由外而感，病多始于表，甚者或具有不同的传染性，但亦有如下疳梅疮毒及现代的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等慢性传染病，其虽属外毒入侵，但多通过身体（液）接触传染而体现了一定的内毒之性；内毒则是由内而生，病多始于里而大多不具传染性。毒病之传变具有外毒常由外而内、内毒多由内而外等不同的发生规律。
因此，从内、外之相关性去分析毒病，不仅能拓展疾病的认识视野和方式，亦能应对疾病谱的变化，并利于深入研究复杂疾病，从而进一步提高诊疗效果。概而言之，毒性是内、外之毒相互关联和依存之基础，而且随时代的发展，内、外毒因之内涵亦在不断变化，当以发展的观点和辩证之高度去认识。
四、内毒病渐成主流为现代之必然
元代张元素有谓“运气不济，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矣”，其义于现代亦然。《中医大辞典》“内毒”条下载：“内毒，指内发的热毒。表现为痈疮、发斑或吐血、衄血，神志不清，舌绛，苔焦甚或起芒刺，脉浮大而数或六脉沉细而数等。”这一定义笔者认为应属狭义之“火毒”范畴，已难应现代内毒之内涵的变化和认识之需。个人认为古多外毒而今内毒为病日增，相对于古时传染疫病高发，现代则是各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主流。
最新数据表明我国疾病结构中慢性病已经接近90%，成为严重的社会负担。现代人类所生活的环境条件与古人相去甚远，随着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各种污染和全球升温等因素特别是环境之毒对人类的健康和现代疾病谱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加之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摄毒的增多，使许多疾病性质亦具有了“内毒蓄损”之时代特征，也从客观上促进了临床诊疗活动由重外毒向重内毒的演变。
研究和创新内毒学始于现代医家们之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由安宫牛黄丸研发的清开灵注射液以其清热解毒、化痰通络作用治疗病毒性肝炎，以及后续针对缺血、出血性中风病的治疗研究等，实为探索创新现代中医内毒病学之大胆实践。
与古代多疫毒、瘴气等外感之毒不同，现代疾病谱中虽有内生痰热毒邪为病之中风、肺性及肝性脑病、急性胰腺炎等危急重症，但更多的慢性内毒病如内分泌代谢病、风湿免疫系统及神经系统等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升高。相对于传统的脓毒血症等病理机制，上述许多慢性病变中的内毒素及各种毒性因子的作用正成为越来越多复杂病理机制中的核心因素，而这些复杂的现代病理机制仍以痰、火、湿、瘀等传统中医病理去认识已难免其局限性。
这种疾病谱和病性之时代特征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创新中医病因病机学之思维方式，以“演经所知”的创新理念指导毒病之研究和辨证论治，而不是固执于将中医内毒病与危急重症画等号，才能以求变之学思来应“古方新病不相能”之困。
当今许多学者从毒损心络、脑络、肝络、肾络等多靶点挖掘内毒与现代病证之间的关系，重拾内毒观以寻求疑难病症防治的突破口并取得了进展，也进一步说明内毒观的兴起与疾病的时代特征及疾病谱之变化密切相关，是时代发展之需。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相关研究及用解毒疗法而使疗效得以显著提高的临床实践都揭示了内毒蓄损是当代病证核心机制之一。毒分内、外，特别是内毒观的确立是毒病学发展之重要转折点，内毒病学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将中医学理推向新的高度。
第六节 内毒之分类与实质
内毒据其毒源不同可分为“附生之毒”和“本原之毒”两大类。两者虽毒性为害一致，然起因、附生邪性不同，致其临床特征亦有所异。
一、附生之毒
附生之毒即附于他邪而化生之毒，亦称为邪毒。“邪毒”一词始见于《诸病源候论》，今之内涵渐广。自然界之多数邪气都有可能成为毒性附生从化之基原，无论是外感六淫中的风、火、寒、湿、燥等邪气所化的风毒、火毒、寒毒、湿毒、燥毒，还是内生诸邪气所化之痰毒、瘀毒、热毒等，其毒性均附生于风、火、寒、痰、瘀等原邪气。正如《本草新编》中谓：“不知毒之未成者为痰，而痰之已结者为毒，是痰与毒，正未可二视也。”这些原邪气即是其成毒之基原，故现今临证所论内毒亦以从化于痰、湿、瘀、火等邪气的“附生之毒”为常见。邪毒虽因邪而毒，但亦可相兼从化为病，如学者黄星垣谓“毒寓于邪，毒随邪入，热由毒生，变由毒起”。
“邪毒”附于他邪而生，为第二致病因子。“邪毒”中的第一致病因子如痰、火、湿、瘀等均具有实物与抽象之两面性，故化毒后亦然。那么，作为原本之邪气缘何变化为毒？其核心是邪气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性质的转变又必需一定的条件，概括起来无外两大方面。
（一）病邪盛极为毒
病邪盛极为毒是指因他邪盛甚而成毒，其病发多具重笃或急危之特征。故王冰注《素问·五常政大论》释：“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然其所指是以外感六淫之邪气盛极而化之毒，属邪盛为毒观，主要用于辨治外感温热疫毒之患且影响久远。现代内生之毒病如脑出血、肝性脑病、肺性脑病、尿毒症、痛风等，亦具有一些“邪（火）盛为毒”“为病暴烈”之急危重症的特点，因此相当一段时期中医内毒之研究亦多集中于毒损脑络、心络或邪毒弥漫等病证的重危、末期阶段，而这种拘泥于古之毒病“暴烈”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内毒辨治思维于临床应用和发展。但随着当今诸多解毒法方显著提高了多种慢性病证疗效的临床和科研之事实，则使人们认识到内毒不只是附生于他邪的暴盛之毒，尤其现今之病更多是逐变渐甚者。
（二）病邪积久为毒
病邪积久为毒是指因病邪日久积蓄化毒，即《金匮要略心典》谓之“毒，邪气蕴蓄不解之谓也”。某些邪气在特定条件下，如痰、湿、瘀等为患日久不去，蕴蓄累积，其性质极变而成邪毒。如痰毒之变，当人体津液代谢失常而水饮潴留体内凝结为痰，若日久不散而积聚，或受热煎熬，痰热胶着，蓄极则易化生痰毒为患。
以酒精性肝病及相关性癌症为例，若长期或过量饮酒，其变则如《寓意草》所言“内因者，醇酒厚味之热毒”。许多研究已发现，过量饮酒产生的酒毒不仅直接损伤肝组织，还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而产生内毒素，而内毒素损伤的肝组织又引发多种炎性介质、自由基等毒性因子水平升高，进而再加重肝脏损伤。这一过程正如周慎斋所言：“酒是邪阳，色亦邪阳，邪阳盛则正阳衰，又兼怒气伤肝”，过量的酒精作为原始之邪气蓄积体内，使肝失疏泄，气郁化火或气滞血瘀而导致有毒化合物如乙醛和炎性因子在血液中积蓄，即中医之酒毒，再蚀伤脏腑气血、腐损脉络而生其他鼓胀、癌病等痼恶之疾，故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早在2007年就已将酒精列为I类致癌物。于此酒与毒的关系中，过量之酒是原本之邪气，而化毒则是附生于酒积其性蓄极而生之害。
附生之邪毒，其病性、临床特征与原邪气密切相关，如痰毒常兼痰饮之性，瘀毒必兼瘀血之性，湿毒多兼水湿之性等，均系其毒为痰、瘀、湿邪积久甚笃而化。临床上如高尿酸血症之尿酸的不断蓄积升高则常引发痛风之毒损急性发作，即属此类。
二、本原之毒
（一）“本原”之义
“毒”为原始之因，是因毒而邪，故称“毒邪”。“毒邪”一词首见于华佗《中藏经·论五丁状候第四十》，曰：“五丁者……畜其毒邪，浸渍脏腑，久不摅散，始变为丁。”为仲景“内毒”及“阴、阳毒”论之后“毒”理之一大突破。“毒邪”之生，无论是朱丹溪谓“爽口作疾，厚味措毒”，还是如周慎斋谓“气血凝滞，毒之所由发也”。作为邪气则必有其“所由”，但与“邪毒”不同的是作为原始病因，“毒邪”之毒与痰、湿、瘀、火等邪气是并列的，作为第一致病因素是客观存在且具有其独特生变规律之邪气，故称其为“本原之毒”。临床上因脾失运化而生浊内淤，继而“由浊酿毒”，是本原之毒内生之主要机制，故亦称之为“浊毒”。
（二）由浊淤（酿）生
但凡世间为病之邪气，必有其“所由发也”，即不同病邪形成所需之特有的基本物质，亦可称之为“基原”。清·陆懋修《世补斋医书》云：“痰之本，水也……痰之动，湿也。”即痰、湿邪之本原基于水，无水则不成痰、湿；同样，瘀邪之本原基于血，无血则不能生瘀。而本始之毒邪亦有其自身的成毒基原——浊。
《杂病源流犀烛》谓“浊病之原，大抵由精败而腐者居半”，周慎斋谓之“滞”。因浊源于谷，正化则“浊气归心，淫精于脉”“变化而赤是为血”以养正气；异化则壅滞而生浊淤，并因其“腐秽”之性尤易“酿毒”，巢氏谓之“正谷不化反浊秽为毒”，《中藏经》谓之“秽毒”等，均属“毒邪”。其异化之主机系脾失健运，升降失司，清浊相干，气血逆乱。穷其根源，外则当今食居尤易涩气浊血，内则主责脾虚气不散精。
《韩非子·五蠹》篇云：“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可见浊秽与脾胃之密切关系自古识之。正如仲景所言“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反之，若脾家虚，则易腐秽生毒矣。西医学亦发现当胃肠道黏膜功能障碍或肠道菌群失调时，会使大量内毒素直接入血液为患，与中医上述之病理过程类似。笔者概括为：脏腑失和酿内毒，成毒基原浊为主。
（三）其他物毒或毒物
1.交接之毒
此类毒病与外感疫毒之多因空气、水、动物等为媒介传播不同，是专指通过不当的人与人之间身体（液）交接而感染之毒邪，病如自古而始的“下疳梅疮毒”和现代之艾滋病等。此类毒邪虽属于特殊之慢性传染病，亦可从本原之毒论治而取效。
2.中毒之毒
中毒之毒主要指进入人体产生组织和器官损害，引起全身性疾病的化学物质（亦可称“毒物”或“物毒”），俗称“中毒”。此毒种类较多，但是毒因明确，并有专门相应解毒之药，如各种工业毒物、动植物体内所具有的特定毒素，以及药物之毒等。虽非外感疫毒，但因毒性剧烈而发病亦暴危者，被称为“急性中毒”；而小量蓄积，起病缓慢者则称“慢性中毒”，亦多从内毒类本原之毒论治。
三、“附生”与“本原”之毒的毒性特征与相关性
本原之毒和附生之毒可谓源异而归同。正因其源异，故而为患时病性特征自然有所不同。附生之毒的“邪甚为毒”和“积久为毒”之机制决定了其毒性偏于重笃和急危；而本原之毒的“由浊酿毒”和“内伏渐生”的机制则决定了其毒性偏于疴痼胶着。但基于毒性是两者共同之病理，故于临床特定阶段的病机会有交叉或重合性，且本原之毒亦可与痰、火、瘀等邪气相兼为患，此亦异病同用解毒之法而取效的病理基础之一。
四、其他分类
内毒病之毒按其毒性而论，亦可总分为“阴毒、阳毒”；从形态而言，可分为“有形之毒”和“无形之毒”；从其内涵又可分为“狭义”与“广义”之毒。对现代毒病学之内涵，还应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去认识，正如疾病谱之变化发展，其病因病机的时代特征是内在之促变因素，中医之内毒亦是如此，除了传统的毒理之外还应当包括西医学的内毒素及新发现的各种毒性因子等，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
第七节 内毒病的范围
内毒包括“邪毒”和“毒邪”，如前所言，两者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邪毒”作为从化于其他邪的产物，是对某一种邪气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变化之性质的界定，必先有其成毒之基原，如痰、瘀等“原邪”。原邪的过盛、积蓄甚笃则是其转化为毒的必备条件，即“因邪而毒”，如痰毒、瘀毒、火毒等。而“毒邪”，其毒为本原之邪而非附于他邪所化，即“因毒而邪”，如浊毒、蛊毒、蛇毒、药毒等各种致病毒素、毒物等。
总之，当今之内毒是内生之成毒基原在体内渐蓄酝酿而成，或环境中之成毒基原渐侵入内，伏而成毒。因此其发病非皆急骤，这一点与外感毒邪发病或急性中毒相异，且多不具传染性。如现实生活中人们食入含有化肥、农药、反式脂肪酸等有害物质的食品或吸入污染之空气后并不会马上发病，而是有其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和积微成损之病理特征。为病亦是正气从初始能够解毒、排毒、和毒，渐至正气不能胜毒之过程，其实质则是毒邪损害和正气修复之关系失衡。
由此可知，内毒积久为病正成为当今常见病、多发病而涉及临床各科，具体涉及如消渴、瘿病、眩晕、头痛、肺痈、胸痹、呕吐、胁痛、腹痛、淋证、痹证、老年痴呆、癫痫、惊风、阴痒、带下、疔疮痈疽、鼻痈等内、外、妇、儿、五官科等不同病、证及其相应阶段，特别是一些疑难杂症、难治性慢病，尤宜从内毒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