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内毒”一词始见于《伤寒论》，时逾两千载。较之痰、火、湿、瘀等邪气向为学界所重，内毒之论鲜矣，且久未逾重外毒之囿而难成其学，其兴始于众贤谋解当今新、难之病迭出，或机制变异而与古方不相能之困。穷究其因，现代人类饮食、居处已较古巨变，运气不济，更有环境、食物污染，甚至生活中毒素充斥，加之今人厚味腥膻又嗜逸、五志过极或以妄为常，脏腑失和而生浊秽酿毒，此类内毒其生也缓，害人亦渐，但所及病证之杂，是古人所未及。

然何为内毒？华佗谓“毒邪”、巢元方云“邪毒”等，皆未明其义，古因重外毒而轻内毒，故少有歧议，然时至今随其为病渐广而争鸣愈显。或将毒、邪混议，谓毒即为邪，邪即为毒；或谓即急性中毒，更有疑内毒之存否者，云云。如清代余霖释其“疫疹”时谓：“至河间清热解毒之论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义甚远。后人未广其说，而反以为偏。”析诸异议之要，实为邪、毒之关系未明。

余以为，内毒研究既不可“万病皆毒”，亦不可“中毒为毒”。万病皆毒则毒与邪无异，失之于泛；而中毒为毒则锢毒狭义而困之于囿。失之于泛，则有毒之名而无毒之实；困之于囿，则止于急性中毒一病，尤不可取。俗谓“中毒”者，即急中某物毒而暴病，当速以甲方祛甲毒、乙药解乙毒，然若以之概中医内毒病，则将“毒”之内涵狭义于如药毒、蛇毒、漆毒等物毒范畴，或略广至梅毒、艾滋病等感染性疾病。如此，虽明此毒致此疾，彼毒引彼病，然若囿此一隅，则古今诸多治毒能解之病证将失其效法，众多解毒效方将就此而没。且以痰饮为例，试想，仲景既云“四饮何以为异，夫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之狭义痰饮，亦曰“病痰饮者，当用温药和之”之广义痰饮，更有“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等同痰异治、异痰同治之圆机活法。痰之为病，随处积留，或走肠间，或留胁下，或溢四肢，或上迫肺，或阻滞经络，无处不到而致病甚广。虽有寒、热、燥痰属性之异，然既为痰患，则化痰祛痰方药皆可依证用之，而非拘于此痰此方、彼饮彼药。更有前贤后智，“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赋痰以新识内涵，才有“百病多由痰作祟”“怪病多从痰着手”而效起诸多疑难杂症。举一反三，识内毒病之理亦同，所异者，痰饮由水湿停聚而成，内毒多浊淤秽腐而生。

如《神农本草经》中所言之“蛊”“毒”，因其浸淫恶气而厉于常“邪”之性，故内毒无论狭义、广义，或有形、无形，为患多病情顽固、重笃，常伴有皮肤黏膜之疮疡疖肿等毒溢损害为显著特征。治狭义中毒，需此药解此毒；而广义之内毒，内伏渐生，为病广泛，无论有形无形，当辨证论治，此药治此毒，亦可疗彼毒，其要者，当辨识内毒病性之异。

邪盛为毒之附生之毒，从化而多重笃；本原之毒，因浊淤蓄蕴，秽腐酿毒，多潜伏渐发。然既为毒邪，为病多蚀损，一旦毒蕴血分，则内蚀脏腑，外腐脉络，或横窜经隧，蒙蔽清窍，生机尫羸，为当今诸多病证之机制。故今之医者当与时俱进，求今之内毒病机特性，赋辨治以新内涵，则难病可从毒去解。否则，中医毒学将失“演其所知”，自闭于“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笔者历多年探索研究，于阐释内毒之概念、内涵及病因病机之基础上，提出与外毒病变“由外而内”不同，“内毒蓄损”之变常“由内而外”的证候规律及气-血-脉络辨证论治之法则，以济古法所未及。

治毒当解，解毒早在世界传统医学中已为一基本概念，无论是古希腊医学还是古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已有毒物学），均视解毒为医学之用，而尤重研用者当属我中医学。如早在《周礼·天官》就有“凡疗伤，以五毒攻之”之载，此之“五毒”郑玄注谓以“石胆、丹砂、雄黄、矾石、慈石”五种药石制粉外用疗恶疮，为以药毒祛病毒，实“以毒攻毒”及解毒法之滥觞。

解毒之义，不外清除毒素制其性与止毒内蓄两方面。内毒之治亦是如此，否则内毒不去，重补无益。然元气内虚则毒存留，故毒之解法决非苦寒一则。其治或解毒为首要，或生生之气为先，或兼而并行；亦取化浊以断毒之源，或祛所附之邪以阻其化毒，活法圆机可谓涵泳不尽。余虽广收博采，力穷其精蕴，仍恐谬误难免，但藉抛砖引玉，促立内毒病为中医内科之又一病证，企中医起沉疴难证再添一利器矣。

镜泊山人　吴深涛

2023年5月于天津镜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