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探寻经济新局面下的应对之法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少经济体在几十年间的发展与危机的交替演变之后，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增长乏力态势。面对新的经济局面，经济学理论研究却显得没有能够及时跟上现实的需求。主要可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它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都存在着假设完全竞争而市场出清的结构平衡为某种自然过程的大前提，充其量基本止步于“反周期”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而在现实世界中，需求如何与供给相互作用，其机制绝非那么简单，分析认识上有“简洁化”优点的“完全竞争”假设，很有必要还原为“非完全竞争”而加深对于现实经济运行的洞悉，丰富结构问题为重点内容的“供给管理”经济学认知。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显然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调控实践中，由传统的只侧重和强调“需求管理”总量调节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已难以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操作。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最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但西方代表性经济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迟迟未见对此作出应有的理论考察和建树。

第三，政府产业政策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很少提及，但美国在实践中的此类操作却有迹可循。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应总结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在此观察与认识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界，在依托于改革开放40余年来政府——企业——市场相互作用的实践中，总结了大量更贴近于社会现实经验，并形成体系化解释以及更可用于指导生产实践的方法论。我所倡导的新供给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本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作者在资本市场中多年的实践以及对经济学的深入思考，形成了一套如何去分析需求和供给之间相互作用的思维框架，进而讨论建设性的思路与建议。

这本书讨论的切入点，是需求和供给在一些什么样的前提下能实现出清。通过逻辑分析，作者展示给读者的，是需求和供给的出清并非如传统经济学中假设的那样总会自动完成，其出清过程依赖于一些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曾是相对容易满足的，但一些经济指标显示，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逐步走向由于这些条件无法达成而带来的经济困境。作者认为，这些条件集中在资本回报率以及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指标变动都十分缓慢，社会从自发能够出清变为无法出清，会经历一个漫长过程，而回去的路，同样也会很漫长。这些分析，最终展示出在西方经济学的认识框架下，仍然会走到当企业所有者无法将自身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情况下，会导致和马克思《资本论》中预言相似的结果，本书不过是通过计算及分析，进一步指明了当代情境下这种状况发生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作者面向未来而分析了目前在传统经济手段相关框架下，能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的几种途径，并分析了每种路径下，社会中主要利益受损人群可能会付出的代价。最后作者尝试性地提出了基于中国场景而又不失普遍适用性的一种“国股民营”解决思路：在这种模式下，国有资本通过赛马机制，将整体的资金分散到无数的资产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可于现存机制下去买卖股票，最终形成整个市场对于某个企业的评估。市场中企业受到的奖惩和私人买卖股票是一样的，当股价高了以后持有者可以将自己手中的股份卖得更高或者能融到更多的资。系统化改造之后，国有资本方仅持有股票、享有分红，影响企业经营行为的途径，主要是无数市场参与者共同决定的股价，国资管理部门是以“管资本”为主的股权分散化、竞争性的调度运营，顺应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而又适当加入政策性引导。最终这种模式下，可望形成公有制+自由市场+供需调控管理的融合。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公有制如何与其他所有制协同发展一起促进整个经济健康向好的探索，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核心问题，还是公有制中不可避免存在的“代理人问题”。从国际经验观察，在美国市场中，私人资本所有者通过若干层的资管机构对自己的资产进行管理，并不自己去经营公司，甚至也不自己去交易股票，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天然地形成了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的分离。资本所有者的诉求仅仅是寻找能让他们自己的资本可持续增值的资管机构。以同样的机制，可知一个公有的委托人要去达到这一境界，并不需要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以作者指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以后，自动地创造了社会主义需要生长起来的经济土壤。这一认识框架，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明确指出的股份制可以“否定之否定”地带来资本私有制的“扬弃”，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又具备了基于总结马克思身后100余年市场经济中股份制发展的实践而更为鲜明的重要现实意义。

和以往任何学术观点一样，一个新认识思路的提出，总是难以避免局限乃至缺陷。本书中，从前面的理论体系构建，到后面提出的所有制方案，仍然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分与改进的地方。理论联系实际的新思路，是在不断地锤炼中才会成熟。此时，我向大众推荐这本书，是希望能够给读者们提供一个和以往经济学研究有所不同的视角，进而引出更多建设性的理论-实践的结合互动，以回应时代进步对于经济学创新的呼唤。

以经济建设与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重要，是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根本，是唯物史观阐明的生产力基本盘层面从人们“穿衣吃饭”延伸而出的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之源。其中的复杂变化，决定了仅凭感觉摸石头过河、见招拆招的方式，总的说只是过渡性的处理方式，长久如此还可能会引出巨大偏差。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和爬坡过坎的历史关键期，十分需要强调在理论密切结合实践与实证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科学推导，才能明确地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我在此于荐书之时，祝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与本书作者相类似地在经济社会从现象到规律的思辨中，找到自身的感悟和思想结晶，进而力求与时俱进地形成系统化思维，来应对经济社会演变的新局面，由“知”而选择“行”，力求由合乎逻辑的建设性认识达于“知行合一”，进而在新的经济变局中应变得“法”，而得到从容笃定。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