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熟时期

晋代之后中医时间医学逐渐发展成熟。《周易参同契》首次提到“纳甲”一词，《针灸甲乙经》完善了五输穴理论，《无极图》《先天图》中的河图洛书，成为太极八卦的先导。在此期间《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时间医学开始应用于临床，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王焘《外台秘要》等均提出日月变化、卫气沉浮和气血迟速的针灸禁忌。宋代干支象数学说兴盛，《圣济总录》认为节律可影响人体生理病理变化，首载60年运气图，将干支、运气作为诊断治疗疾病的首要因素，提出了治疗疾病前“必先岁气”。

金元时期，受到宋代干支象数学说兴盛的影响，产生了按照日时干支来推算针灸的经脉和穴位的方法，众多医家继承与发扬子午流注，推动了时间医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子午流注逐渐应用到临床。何若愚著有《流注指微论》三卷和《流注指微针赋》，对子午流注已有论述，如“知本时之气开，说经络之流注”，构出了子午流注针法的概貌。阎明广以“河图”生成数及“五门十变”学说为基础，撰写《子午流注针经》三卷，将前人对子午流注的认识进行总结，记载了子午流注纳甲法，首次提出子午流注的名称，系统论述了子午流注的理论和方法，确立了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体系，是现存最早的子午流注专著。阎明广纳甲法吸收了贾氏《井荥六十首法》《黄帝内经素问》和《难经》等对子午流注的论述，建立了一种以日干为主，将十二经脉五输穴配属五行进行补泻的开穴方法。其开穴特点为在开五输穴时，阳经加开值日经的原穴，阴经不加开原穴。“气纳三焦”是指三焦经的五输穴及原穴全开；“血归包络”是指心包经的五输穴全开；无“他生我”“我生他”之说；无合日互用之说，各时辰有穴可开就是开穴，无穴可开就是闭穴。

元代窦汉卿撰写《针经指南》，包括《标幽赋》和《流注通玄指要赋》。论述了八脉交会穴，又称“流注八穴”，为后世的灵龟八法、飞腾八法奠定了理论基础。《标幽赋》记载了子午流注的开穴方法和应用，即“一日取六十六穴之法，方见幽微；一时取一十二经之原，始知要妙”“望不补而晦不泻，弦不夺而朔不济”。《标幽赋》明确提出了“五门”和“十干十变”，认为子午流注必须察其逆顺，强调时间规律，严格按时逐经取穴，并提到三种子午流注法：十二地支流注法、养子时刻法和阎氏流注法。《针经指南》详细论述了“八脉交会穴”的定位及主治，为灵龟八法理论奠定了基础。元代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记载了飞腾八法，根据五门十变阴阳相合的理论，开创出逐日按时选用十二经原穴的开穴方法，形成了子午流注的另一支派。十二经纳地支法首见于《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创立地支十二属歌，该歌诀与现行十二经纳支歌内容相同。同时，子午流注的发展也离不开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善用五运六气，重视时间的周期变动；朱丹溪强调因时制宜，把时间医学应用于疾病诊断当中；李东垣根据《素问·脏气法时论》中“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等理论，提出“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张从正用药时尤为重视季节的变化。子午流注针法、飞腾八法等时间针法的创立，标志着针灸的时间治疗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说子午流注理论在《内经》时已萌芽，但完善是在金元时代。

明代是我国针灸学发展的鼎盛时期，针灸医家辈出，学术思想竞相争鸣。由于明代早期继续盛行理学，中期又形成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学，因此五运六气仍很盛行，许多医家都有运气著作，并尝试用运气学说解释子午流注学说，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子午流注的发展。明代医家注重对子午流注针法的研究，因此是按时开穴法应用空前的鼎盛时期，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及应用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诸多医家对子午流注针法理论进行重要论述。徐凤认为子午流注之法“虽《针灸四书》所载，尤且不全，还原返本之理，气血所纳之穴，俱隐而不具”；对阎明广的纳甲法进行修改，首次对“子午流注”之名称进行详细而明确解释，并对日、时取穴讲得非常具体，还自编歌诀“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简明扼要，以便记忆，即时可用，促进了子午流注针法的推广；同时在王国瑞飞腾八法的基础上，将纳甲学说与流注八穴结合，创立了新的“灵龟八法”与“飞腾八法”，极大地促进了按时开穴的应用发展，堪称是按时取穴法之准绳，后世大多数医书的子午流注针法内容都是按徐凤的体系化裁而来。高武也是子午流注针法倡导者，公元1529年，其撰写《针灸聚英》，书中保留大量前代子午流注内容，将贾氏法、徐凤法及子午法皆收入书中，反映高武兼收并蓄的学术特点。他以《灵枢·小针解》“迎而夺之者，泻也。追而济之者，补也”和《难经》中“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原则，创立“十二经病井荥输经合补虚泻实法”，即子午流注针法的纳子法，总结了纳支法十二经的虚实补泻方法，形成了子午流注针法又一派系。原有的纳支法遇某一经病只能用一穴，高武能对某一经病根据虚实及时间不同选用两穴，更符合临床需要，并对纳甲法进行批评，认为其按时取穴“误人多”，主张按穴寻时法。

李梴《医学入门》中认为穴法、开阖、迎随和飞经走气为针刺的四大要素，在临床治病时需遵循“缓病必候开阖，急病不拘开阖”，为后世提出了“定时用穴”的原则。其所提出的夫妻母子合日互用取穴方法，不仅解决了纳甲法的开穴空缺问题，又扩展了纳甲法的开穴范围。吴崑《针灸六集》中记载按时开取十二经脉原穴的取穴方法，形成了子午流注针法的另一支派。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将子午流注针法、灵龟八法和飞腾八法转载于卷五，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及医案。张景岳的《类经图翼》解决了十天干配合脏腑的问题，将徐凤“十二经纳天干歌”中的“三焦亦向壬中寄，包络同归入癸方”改为“三焦阳腑须归丙，包络从阴丁火旁”。张景岳认为，心包与心相表里，属丁火，三焦为相火，故应寄于小肠丙火，与君火心呈表里相配，其后清代医家陈修园、李学川等均赞同张景岳的思想。至明代，子午流注针法已日趋成熟，但从此之后，清代、民国时期，针灸学术逐渐衰落，子午流注针法的发展也逐渐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