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辨体用方论[3][4][5]
一、辨体用方的理论基础
辨体用方主要研究并阐发人的不同体质状态与其所应用方剂之间的应答关系，即根据不同人群及不同体质特征个体— —方剂的反应表达，把握内在规律，从而提高用方的疗效与安全性，体现中医学“因人制宜”的治疗思想。辨体用方与辨病、辨证用方相结合，为临床用方提供多元化的综合用方思维模式。
（一）辨体施方，以人为本，是重要的防治原则
辨体用方的理论基础是辨体论治。“体”是体质。不同个体的特征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遗传背景及后天影响因素，其呈现的状态信息表达着生命、健康与疾病现象。辨体论治即以人的体质为认知对象，从体质状态及不同体质分类的特性，把握其健康与疾病的整体要素与个体差异，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从而进行“因人制宜”的干预措施。辨体质状态，包括辨体质的强弱胖瘦、年龄长幼、南北居处、奉养优劣等，其中包括人体的肤色、形态、举止、饮食习惯、性格心理以及对季节气候、地域变更的适应性等；辨体质分类，主要对阴虚之体、阳虚之体、气虚之体、痰湿之体等不同体质的区别，或补其阴，或温其阳，或益其气，或利其湿，以恢复其阴阳平衡，实为治本之意。
盖人体有阴阳、气血盛衰之异，肥瘦老幼之殊；方药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之法。中医治病要旨，即以方药之偏性以调节、纠正体质之偏颇，故遣方用药首当辨体，使体与方合，方与体应。《素问·三部九候论》指出：“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辨体施方不仅是取得疗效的前提，也是安全用药的关键。清·徐灵胎根据临床治疗的得失，深刻指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欲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内经》言之极详，既针灸及外科之治法尽然。故凡治病者，皆当如是审察也。”（徐大椿《医书全集·医学源流论》）治病与辨体用方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二）“方为人所用”“方为人所宜”，是辨体用方的出发点
因人制宜、辨体用方素为历代医家临证之首务。不少方药专著多有强调。宋·唐慎微说：“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复应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序例上·梁陶隐居序》）宋代国家药局对于不同人的体质，其补泻之法、用量轻重、给药剂型、加减用法亦均有不同要求。
金元医家在不少论述中，提出了“法因人定”“方因人宜”“方因人变”的思想。如朱丹溪说：“诊脉之道，观人勇怯、肌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凡人之形，长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苍，薄不及厚。而况肥人湿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气虚，黑者肾气足。形色既殊，脏腑亦异。外症虽同，治法迥别。”（《格致余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他强调病证虽同，而人有各殊，治法亦异。张从正则指出，治病用方要在把握基本法则的基础上，据其人之不同，病之演变而权衡所宜。他在《儒门事亲》中说：“此法虽几于万全，然老幼强弱，虚实肥瘦不同，临时审定权衡可也。病有变态，而吾之方亦与之俱变。”
明·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人有奉养居处的优劣，而有脏腑、筋骨之坚脆，腠理之疏密不同，对于攻补的多少又当“以方宜为辨、禀受为别、老壮为衡、虚实为度，不得胶于后养一途，而概为施治也”。外科名医申斗垣在《外科启玄》中十分强调处方用药因人制宜，详论妊娠与产后、富人与穷人、肥人与瘦人、南方人与北方人、尼姑寡妇与妓女、成人与婴儿所得的疮疡治法不同。
清·雷丰认为，用古方治今病必须重视古今体质的差异。他指出：“书有古今，而人亦有古今，古人气体俱厚，今人气体渐薄，若执古方以治今人之病，不亦重乎……参考古今，则医理自得中和之道矣。”（《时病论·古今医书宜参考论》）陈士铎《石室秘录》以治法为纲，依次列举了128种治法，其中男治法、女治法、肥治法、瘦治法、劳治法、逸治法、富治法、贫治法、老治法、少治法、东南治法、西北治法等，无不关于体质。如肥治法云：“肥治者，治肥人之病也。肥人多痰，乃气虚也。则气不能运行，故痰生之。则治痰焉可仅治痰哉？”瘦治法云：“瘦人多火人尽知之。然而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不补水以镇阳光，又安能去火而消其烈焰哉？”说明用方要根据肥人、瘦人的生理病理不同，把握其法度，进行辨体论治。
上述医家均充分体现了“方为人所用”“方须人所宜”的以人为本的用方思想。
（三）辨体用方，是多个民族与国家防治疾病的共同思想
黄煌认为有桂枝人、麻黄人、柴胡人、黄芪人、大黄人等。辨体用方思想不仅在中医学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医学中一直作为防治疾病的主要理论和手段。在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亦多以辨体用方运用于临床。
就少数民族医学而言，藏医《四部医典》将体质分为“朗”“赤巴”“培根”三种基本类型。藏医讲究处方用药的性味因体质而异。朗型体质病证，宜选用甜、酸、咸之味，油腻重、软黏之性；赤巴型体质病证，多选用甜、苦、涩之味，清凉、稀、钝之性；培根型体质病证，宜选用辣、酸、涩之味，锐、粗粝、轻扬之性。蒙医将体质分为赫易型、希日型、巴达干型、赫易希日合并型、希日巴达干合并型、巴达干赫易合并型和赫易希日巴达干混合型7种。其治疗方法和用药亦根据体质类型来决定，如“赫易”体质病证宜用甘酸咸味的方药治疗，而不宜用苦寒类药物治疗，否则病不仅不愈，反会引起希日病或巴达干病。蒙医学根据赫易、希日、巴达干三元各自所具有的不同性能，将不同体质类型患病后的性质总和分为20种病性，又将药物的药性总结概括为17种基本性质，即寒、热、温、凉、轻、重、缓、急、清、润、燥、涩、柔、和、脂、固、动等，分别用于治疗、克制不同体质类型发病。
朝医“四象”体质医学理论是朝鲜医家李济马根据中医学《黄帝内经》中《灵枢·通天》五态人理论，取其太少阴阳、舍其阴阳和平人而提出的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象人。按人的体质性格和精神心理状态进行辨象、辨证等。在处方用药上，认为一种疾病因“人象”不同，出现症状不同，应用方药也不同，并根据阴阳失调原理，提出了“四象”人基本药物方剂，划分了“四象”人的用药品种和用药法，包含了丰富的体质理论。四象人的方药：少阴人方计42首，有桂枝汤、理中汤、姜附汤、四逆汤、桂枝人参汤等；少阳人方19首，如白虎汤、猪苓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大青龙汤、小陷胸汤；太阴人方37首，如麻黄汤、桂麻各半汤、调胃承气汤、大柴胡汤、调中汤；太阳人方有五加皮壮脊汤、猕猴藤植肠汤等。
日本汉方医学亦倡用辨体用方，其受中医学影响源远流长，如曲直濑道三著有《启迪集》。他为门人订立了17条医则，被称为“道三流医则”，被奉为医家准则，其中包括诊病当问平素的肥瘦；因地制宜；少年、壮盛；老弱者治法当异；诸证先审气血之衰旺等，体现辨体论治的精神。日本汉方大家森道伯（1867—1931）创立一贯堂医学将现代人体质分为三型，第一型为瘀血体质，即通导散（大黄、芒硝、枳壳、厚朴、甘草、当归、红花、苏木、陈皮、木通）证；第二型为脏毒体质，即防风通圣散证；第三型为解毒体质，按年龄不同用柴胡清肝汤、荆芥连翘汤、龙胆泻肝汤等。
现代日本许多著名临床家，对方剂的应用每与体质相提并论，并以体质类型作为选方的依据。如山田胤光《中医百病疗治》，其中包括50多个病种，每病之下均有“依体质、症状分类的药方”一项，针对不同体型、体力、寒热体质进行选方。另外日本医学还使用经方用于体质的治疗与预防，其用药方法是把体质特点结合腹证作为依据，比如虚弱体质或腺病性质患者，见有胸胁苦满证，即可服用小柴胡汤，可以预防感冒、扁桃体炎、支气管炎等，起到改善体质的作用。
二、如何辨体用方
辨体用方的要义已明，临床中如何根据体质的不同类型、属性、肥瘦强弱、年长老幼、性别男女、南北居处等体质状态，进行处方呢？
（一）辨体质类型用方
人体体质存在个体差异性和群类趋同性，经过长达30年的研究，我们将体质类型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9种。气虚质以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术散为主；阳虚质以金匮肾气丸、右归丸为主；阴虚质以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为主；痰湿质以化痰祛湿方、苍砂导痰丸为主；湿热质以甘露消毒饮、防风通圣散为主；血瘀质以桂枝茯苓丸、桃红四物汤为主；气郁质以逍遥散、柴胡疏肝散为主；特禀质以麻杏甘石汤、消风散、过敏煎为主等。
（二）辨体质的不同属性用方
明·张景岳从禀赋的阴阳、脏气的强弱盛衰、饮食的好恶等方面将体质分为阴脏、阳脏、平脏三型而道其用药的宜忌（《景岳全书》）。清·陈芝田则据其饮食寒热喜恶、大便形态次数及相关表现，对阴脏、阳脏、平脏详论辨体的诊断内容，并由此提出“此诊病用药第一紧要关头，临证时能如此体会虽不中不远矣”（《医法心传·诊病须察阴脏阳脏论》）。叶天士在《温热论》中对湿热病的治疗用药十分重视体质的属性。如素体阳气不足的，治疗时不可更伤其阳。阳虚之体，感受湿邪为病，则易致湿胜阳微，故应顾护阳气，即使湿渐化热，用苦寒之剂亦当适可而止。如素体阴虚火旺，治当顾护津液；阴虚火旺之体，湿热化火，用药宜凉，即使热退身凉亦不温补过早。叶天士辨体用方思想不仅贯彻治疗始终，而且对体质与病邪的关系及体质与调补关系皆做了深刻揭示。章虚谷所注尤能点拨个中旨趣，他说：“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身之阴阳强弱变化而为病。面白阳虚之人，本多痰湿，若受寒湿之邪，非姜、附、参、苓不能去，若湿热亦必黏滞难解，须通阳气以化湿，若过凉则湿闭而阳更困矣。面苍阴虚之人，其形瘦者，内火易动，湿从热化，反伤津液，与阳虚治法正相反也。”“损伤阳气者，宜先扶阳，而后滋阴。阴盛阳虚之人，而有伤阴者，宜先滋阴，而后助阳。斯当随时审察，不可不察。”（《医门棒喝》）
在辨体质阴阳虚实属性的同时，应审察病证的阴阳，从整体出发，用阴药无损于阳，用阳药无损于阴。近代名医魏长春在《魏长春临证经验集》中指出：“治病总宜辨其体质阴阳，才可知寒热虚实之治。”临床上对于病情迁延日久的疑难病症，详细了解其体质，有助于指迷定向。如某人素体形寒易感，是为卫阳虚，治病时必须注意在攻邪中扶助卫阳，以标本兼顾。如某人素体纳少便溏，是为中阳虚，治病时必须注重补脾，仓廪足而后有利抗邪。如某人素体阴虚火旺，虽受凉于一时，可预测其化热之先机，治必慎用劫阴化燥之品，而处处顾护其阴，此时掌握患者体质就有决定性意义。
由此可见，立法处方充分考虑体质因素，是“治病求本”的具体体现。调节体质，改善体质状况对疾病的治疗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辨体质肥瘦、强弱用方
体质的肥瘦强弱是辨体用方的重要依据。明·张太素明确指出：“大凡治病，先看其病人之形肥瘦，候其气之盛衰。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急泻未利，急补缓补，皆疾病之紧慢，用法治之乃全矣。”（《太素脉秘诀·神镜玉柜金经枢要》）如临床中大青龙汤必用于体质壮实，肌肉坚紧，年轻气壮之人，若形体虚胖，肌肉松散，年老气弱之人用必贲事。
历代医家对此有丰厚的认识。李东垣在《脾胃论·忽肥忽瘦论》中指出，有见忽肥而变为忽瘦的人，究其病机是饮食劳倦损伤胃气，欲恢复消瘦的体质，必当调理脾胃，使胃气平和，达到饮食增进，营养充实，培其根本，可见临证辨体是为调体之用。元·朱丹溪多依据体质之强弱决定立法处方。如人壮气实，火邪炽盛，甚至发狂者，可用正治方法，如大黄、芒硝、冰片之类；但人虚有火，以至发生虚狂证，便不能运用此法，当以生姜汤与之，法为从治；若投冰水正治，其病立危（《丹溪心法·火门》）。
由于肥人多湿多痰，瘦人阴虚多火，故在治法上“肥人不任清凉，瘦人不任温补”（清·许豫和《怡堂散记·卷下·又录名言》）。故徐灵胎深刻指出：“盖病有始终寒热之异，药有前后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壮少不等，岂可以一方通治哉？”（《女科医案·调经门》）这一思想直接指导治疗。清·傅山在《女科仙方》中专论肥胖不孕，认为肥胖由于气虚痰湿内聚，“且肥胖之妇，内肉必满遮子宫，不能受精”，所治之法，不是专用泻火化痰而是重在调体，用加味补中益气汤补气健脾，使肥胖不孕得愈。
（四）辨老少年幼体质用方
《素问·上古天真论》论述了人的生长发育过程和具体的形态及功能特征。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治疗大略，《素问·示从容论》说：“年长则求治于腑，年少则求治于经，年壮则求治于脏。”张景岳对此解释说：“夫年长者每多口味，六腑所以受物，故当求之于腑，以察其过。年少者，每忽风寒劳倦，所受在经，故当求之于经，以察所伤。年壮者，多纵房欲，五脏以藏精，故当求之于脏，以察虚实。”（《类经·疾病类》）由于老少生理状态和脏腑功能状态有衰老和壮实的差异，所以“少壮新邪专攻是则，老衰久病兼补为规（明·沈应旸《明医选要济世奇方·卷1》）。”
对于老少补泻又当依据具体情况审察施治。“老年慎泻，少年慎补……遇有年高禀厚，年少赋薄者，又当从权，勿以常论（明·吴有性《医门普度温疫论·卷上·老少异治》）。”小儿的体质特点是“纯阳之体”“稚阴稚阳”。宋·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指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因此临床用药必须审慎。诚如吴鞠通所说：“其用药也，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其乡。”当然小儿为纯阳之体，其脏器清灵，用药恰当会“随拨随应”。
综上所述，小儿体质的生理特点是“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所以病理特点是“发病言易，传变迅速，易虚易实”。老年人生机衰减，气血亏乏，患病多属虚证，或正虚邪实，当以扶正补虚为前提，但宜顾护脾胃，补而勿滞，毋犯“虚虚实实”之弊。
（五）辨南北居处体质用方
生活条件及饮食结构对体质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治疗方法有所不同。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职业、人际关系等不同，其体质和易发病证亦不同，因而治疗法则各有所异。奉养优劣、生活居处、社会环境的变动，往往直接导致脏腑气血的异常变化，进而损及精神情志活动，发生身心疾病。治疗上需形神兼调，蕴含“生物-社会-心理”的医学模式思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重视人的居住地点、自然环境、饮食结构、社会风俗等对体质的影响。同时，要重视不同地方的疾病谱（如地方病、高发病）与特殊人群。我国南方多湿热，北方多寒燥，东部沿海为海洋性气候，西部内地为大陆性气候，因此西北方人形体多壮实，腠理致密；东南方人体质多柔弱，腠理偏疏松，故施方用药有异。
（六）辨男女体质用方
男子属阳，以气为主，治疗上以补肾、疏肝为主，用药剂量一般较重且多峻猛，要慎用大辛大热之品，以免助阳生火。女子属阴，以血为主，治疗以疏肝健脾、调理气血为主，用药剂量多较轻，少用寒凉之物，注意大补阳气，以温阳益气摄血。
（七）辨体质，权衡施方用药的剂量
《灵枢·论痛》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体质各有不同，故治病用药时，必须审察患者的体质，权衡强弱而治。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指出“异乡殊病，质耐不同”“所若相似，而所得之根源实别异”。根据体质强弱掌握处方分两的“单省”或“重复”。凡病重者、久病者、衰老者，由于体弱、食少、气血虚衰，“不胜于药”，又“辛苦人少病，不经服药，易为药势”，故“处方宜用分两单省者”。反之，凡病轻者、新病者、少壮者，体强，谷气实，气血盛“胜于药”，又“优乐人数服药，难为药势”，故“处方易用分两重复者”。
（八）不同体质用药宜忌
1.阴虚体质适宜甘寒清润之品，禁忌苦寒沉降，辛热温散，饮食当避辛辣之品。
2.阳虚体质适宜益火温补之品，禁忌苦寒泻火，妄伐伤正。
3.气虚体质适宜补气培元之品，禁忌耗散克伐。
4.血瘀体质适宜疏通血气之品，禁忌固涩收敛。
5.气郁体质适宜疏肝调气之品，禁忌燥热滋补。
6.痰湿体质适宜健脾化痰之品，禁忌阴柔滋补。
7.湿热体质适宜清利湿热之品，禁忌刚燥温热、甜腻柔润滋补厚味。
8.阴阳平和体质应视其寒热虚实，权衡补泻施用，禁忌妄用攻补。
三、辨体用方在治疗学上的意义
辨体施治是临床最高的思维层次，因而也是首要层次，体质之气虚、阴虚、阳虚、湿热、痰湿之辨明，则病证之阴阳可别、虚实可分，治之方向、大法则明。在治疗中，立法处方要考虑到致病因素和人的体质状况。既要有效治疗疾病、调整体质之偏，又要尽量避免针药对体质的不良影响。蒲辅周强调：“治病不可见病不见人，只重外因（病邪），不重内因（正气），鲜有导致正气伤而邪气不服的。”因此，体质状态是确定治疗原则需首先关注的内容。
（一）治病求本，体质为本，病证为标
体质在疾病的产生、发展、转归中起着重要作用。体质在治疗学上的意义，突出地体现在“治病求本”的原则上。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卷四十四·烈集》中说：“当识因人因证之辨。盖人者，本也；证者，标也。证随人见，成效所由。故当以人为先，因证次之。”《医门法律》谓：“故凡治病者，在必求于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知病之由，繇生而直取之，乃为善治。”说明治本就是探求患者的阴阳动静、失衡的倾向性而治，即以体质的阴阳偏颇为本。疾病、证候的产生无不系于体质，病证之由在于体，也就是说体质为本，病证为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治本即是治体。
（二）体现个体化诊疗思想
辨体论治是指对疾病的防治措施，应建立在对个体体质特性辨识的基础上，亦即体质的差异应体现在方剂、药物的选择与剂量上，实施个性化治疗。由于体质差异，不同民族、地域的人对药物的耐受性和反应性不一，因而用药、剂量有差异，药物效应与毒副作用也不同。针刺手法的轻重亦因体质而异。《灵枢·逆顺肥瘦》曰：“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又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唇薄轻言，其血清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刺此者，浅而疾之。”明确指出人之肥瘦不同，针刺手法应有区别。
此外，感受同样的病邪或在相同的病因作用下，由于体质因素影响可表现为不同的病机和证型。《素问·痹论》在解释同样感受风寒湿邪而患痹病时，即有寒痹、湿痹、热痹等不同，说明患者体质在阴阳盛衰上的差异及其对相应病邪的不同作用。明·沈颋《病机汇论》说：“肥人多中，以气盛于外而歉于内也。瘦人亦有中者，以阴气偏虚，而火暴逆也。治肥人之风，以理气治痰为急，治瘦人之风，以养阴清热为先。”
（三）突出体质与相关疾病的治疗思想
辨体论治，对与体质因素具有明显相关性疾病的诊治具有重要意义。如遗传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先天性疾病、免疫性疾病、心身疾病等。某些特殊体质类型是相关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痰湿体质与疾病相关性研究结果证实，痰湿体质与高脂血症、冠心病、糖尿病的发生相关，瘀血体质多血液黏度高，微循环障碍，易发生脑血栓、心肌梗死、肝硬化、脉管炎、结缔组织增生等症，辨体论治为这些疾病的诊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改善体质对早期预防、提高疗效、降低发病率和病死率，均有重要意义。又如过敏性疾病的诊治，突破传统的避免过敏原和抑制过敏状态方法，从改善过敏体质这一根本问题着手，带来治疗思路的重大变革；对遗传相关疾病，从中医体质学角度进行诊治，有助于完善与丰富中医诊疗思想。随着体质与疾病关系的全面研究，以调整体质、恢复健康为中心的体质治疗学将得以发展。
（四）体质特性影响着病程与转归并指导用方
人体受邪致病之后，疾病的发展、变化、转归常随体质差异呈现不同态势。一是体质偏性同其病邪、病性相同，则两者相互助长，如阳虚体质者感受寒邪或湿邪，阴虚体质者感受热邪或燥邪，与相应病邪之间存在同气相求而加剧病势。二是体质特性同其病邪、病性相反，则可抑制病邪，减轻病情，如阳盛体质感受寒邪病轻易愈。邪气入侵人体，则随人的阴阳、寒热、虚实等不同体质而发生性质转化。《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云：“六淫为病尽伤寒，气同病异岂期然？推其形脏原非一，因从类化故多端。”就是说个体体质的差异，使得病邪或病性“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这一现象和过程称为“从化”。在阳虚阴盛的体质，邪气易从阴化寒；在阴虚阳盛的体质，邪气易从阳化热。以少阴病为例，素体阳虚者，多为“背恶寒”的附子汤证；而阴虚体质者，则多为“心中烦，不得卧”的黄连阿胶汤证。三是体质特性同其病邪、病性既非同类，又不完全相反，相互结合为病，导致病情缠绵和病程迁延。如王孟英《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病篇》按语说：“内湿素盛者，暑邪入之，易于留著，而成湿温病也。”以上说明随着疾病的发展，证候的传变和转归无不受着体质的制约。
（五）辨体论治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要旨
“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常常反映在体质的同一性上。当同一种疾病在某一阶段为体质个性所左右时，就会表现为不同的证，采取不同的治法，谓之“同病异治”。如相同的环境、相同的时令，同感风寒而致咳嗽、咯痰、寒热等共同症状外，在阳热偏亢之体，则会出现咳黄黏痰、口渴咽痛、苔薄黄、脉浮数等脉症；在阴寒偏盛之体，则会见咳痰清稀、脉浮等症；而素体脾虚湿困之人，则会见咳痰量多、胸痞肢重等症，此证随体质而变化，故有同病异治之法。而糖尿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冠心病、脑卒中是与肥胖有关的“代谢综合征”，与痰湿体质有内在关联，成为发病的共同基础。某种体质类型可揭示多种疾病的发病倾向，并成为发病基础，抓住体质特征可执简驭繁。如湿热体质的特征是面垢油光，易生痤疮，常口干，口苦，口臭，便秘，尿赤，性情多急躁易怒，舌质红，苔薄黄或黄腻，脉数或弦数，湿热质发病倾向易患疮疖、黄疸、热淋、血衄、带下等病。这些不同的疾病在某一阶段为体质共性所影响时，就会产生相同的病理变化，表现为相同的证，在治疗上则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谓之“异病同治”。
（六）辨体论治预测疾病发展趋势把握用方，以杜其变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曰：“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而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这里指出，通过肥、瘦、泽、不泽及形气的有余或不足的体质类型，可以推测疾病的逆顺预后。又如，清·叶天士说：“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也？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息，灰中有火也。须细察精详，方少少与之，慎不可直率而往也。”此处说明对面白阳虚之人要顾护阳气，而面苍阴虚之人要顾其津液，在清凉剂的应用上把握分寸，不可太过与不及。
四、辨体用方是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具体体现
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建立，不仅揭示中医临床医学的自身规律，也将突破辨证论治单一思维定势，适应多元复杂临床需求，使中医临床形成新的格局，促进临床医学发展。
（一）辨体、辨病、辨证的综合应用
辨体所指向的目标是“人”，将人作为研究的主体；而辨证的指向目标是“病”，将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特点与规律作为研究的主体；辨病的指向目标则是疾病全过程的病理特点与规律。体质主要阐述某个体区别于他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以及具有相同体质类型的人对某些疾病的易罹性和疾病发展的倾向性等方面的共同特点；而证主要阐述某一疾病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邪正关系等方面的机体反应状态区别于其他疾病的特点；病则注重从贯穿疾病始终的根本矛盾上认识病情。由此可见，体质和证、病分别侧重于从人体与疾病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机体的生理或病理状态。正由于“体质”“证型”“疾病”对个体所患疾病本质反映的侧重面有所不同，所以中医学强调要“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
（二）以“辨体论治”带动中医诊疗体系的创新
依据新的医学实践进行学术创新，是中医学持续发展的源泉和需要。“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诊疗的主要方法，得到广泛运用。但中医学的诊疗思想和方法是多元且丰富的，面对临床上遇到的种种困惑，使人们重新反思目前较为单一的诊治格局。既要发挥中医辨证、辨病论治的优势，更应从疾病本质，所患病之人的体质特征上去寻找发病规律、病变特点，注意辨体用方、辨体用药及其宜忌，使治疗更具有全面性，临床上在许多情况下不是一个病一个证的治疗，而是通过改善、纠正体质状态获得康复，这是一种治疗思想的根本转变。对辨体论治的运用规律进行科学、系统、深入探讨，可以带动整个中医诊疗体系的创新。
辨体论治丰富了临床诊疗体系，特别是对体质相关疾病的诊治和预防、亚健康的干预具有独特优势。体质类型的不同，使机体对某种致病因子或疾病有着不同的易感性，从而形成特定的体质类型易患特定的病。而不同体质的人对病邪的反应不同，从而导致产生不同的证候，影响着疾病的转归和预后。因此，不管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健康的维护和促进等方面来看，人作为这个主体，其体质特征决定着或影响着这些方面。只有明确所面对的人，然后再根据这些特征去分析这个特定主体所患的病，进行所需的干预措施。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体质是相对稳定的个体特征，具有可调性，方剂是改善体质的重要手段。中医药的整体调节作用不仅表现在影响疾病的病理过程，而且表现在对体质偏颇有良好的改善作用。现代临床观察和药理实验已初步验证了体质可调性的设想。改善体质将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新途径，在方药研究方面也有可能产生新的思路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