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序

中医学理论辨证发展研究，我逐步认识到在当代，这该是理论研究之重中之重。在中医学理论辨证发展研究中，既要充分肯定其科学性，以及伟大的历史价值与作用，也必须注意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为实践所证明的非科学方面，以便在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中、临床医疗实践中，有一个比较求实的态度。在辨证发展之研究中，既不能无视古代中医理论在实践中的伟大贡献，也不可不加以区别地运用。我们必须有一个对待古代中医理论一分为二的态度，用以发展中医学，在新世纪作出新贡献，使中医学理论这门科学更辉煌。

我还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中国理论学术界的先进学者们，开始重视中医学理论的哲学问题讨论。当时，院领导还约请他们到院里做学术报告，引导院研究人员注重中医理论研究，大约也在此时，王雪苔同志有志于此领域之研究，他也确有此长。有一天，雪苔同志将陈维养同志（她正身怀有孕六七个月）与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们二人听他口述，以笔录成文。我们二人对此撰文方式虽然不太适应，但也不敢非议。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十分敬佩雪苔的敏捷才识和理论修养水平的。

回顾1965年，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同志曾在大连召开一次学术研究讨论会，会议中心议题是“（中国）自然科学辩证法发展”问题。到会代表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理解剖等基础学科研究人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之代表约10余人。研讨会期间，围绕于光远处长、查汝强副处长等领导的报告、发言，代表们各抒己见，普遍认识到此项研究十分重要，但困难确也很大，一致表示会后当在此领域进行积极认真的钻研，一致希望要在“自然科学辩证法发展”方面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绩，开辟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史研究的新领域。

这次会议中，限于自己在此领域的浅薄学识，我仅表示将会议精神与对我院的要求向院室领导汇报，希望能在编研《中医学辨证发展》方面做出成绩。

回院后，我立即向陈老和院领导汇报了会议情况，以及于光远同志希望院领导将《中医学辨证发展》的编研工作落实的问题。我完成汇报后，院领导当即请陈邦贤研究落实。陈老很快召开研究室全体会议，研究落实……分工合作。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陈老首先表示他承担“中医疾病诊疗辨证发展”，王雪苔表示他愿意承担“中医理论辨证发展”，陈老要求马堪温负责“中外交流”，赵朴珊负责“中国历史哲学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蔡景峰负责“中医内科辨证发展”，我负责“中医学之起源问题”。分工落实的建议得到大家认可后，陈老会后对我说：如果初步完成，他还准备召开一次会议约请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程之范、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应秋、哈尔滨医科大学姒元翼、南京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张慰丰等参加，共同讨论，并约请他们参加研究以便共同完成这一任务。十分可惜的是，我们的准备工作尚未正式开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讨计划就完全破灭了。

20世纪70年代末，因全国从50年代以来已有若干临床研究成果鉴定，以及大量很有苗头的研究进展，希望实验研究以阐明其作用机制的呼声日高。例如中医研究院的针灸机理、经络实质、中药复方治疗白内障、肛肠疾病、骨伤小夹板、心脑血管活血化瘀机理、脑出血后遗症治疗等的研究，天津的白喉、急腹症研究，东北的慢性支气管炎研究，山西的宫外孕研究，陕西与上海的针刺镇痛、针刺麻醉及出血热研究，等等，都在通过实验研究论证其疗效的作用机理。王佩同志在季院长的支持下开展筹备，并于1980年创建了中心实验室。王佩同志也于同年被提拔为副院长。实践证明，中心实验室之创建是有些超前了，据说实验人员有些“老虎吃天”的感觉。这一尝试促成了中医研究院在中心实验室基础上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举措，着手重点调集中医理论有专长的研究人员，于1985年4月11日在中心实验室基础上创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孟庆云同志以西院校本科毕业、在基层临床工作五年、从事中西医大学教学八年之资历，于1978年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届研究生班，1981年获医学硕士学位。他一生酷爱读书，博览经、史、子、集，以及近现代国内外名人名论等。而且，他更喜欢阅读中医学经典，特别是《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等理论著作，从而造就了他深厚的理论修养与知识体系。也正值此时，他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一名重要成员。这对孟庆云来讲，真可谓如鱼得水。特别是1991—1999年，他以优秀的中医理论研究成绩被提拔为副所长、所长。他创办了《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建立了全国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平台，学术交流活跃，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专论与论文，影响遍及全国和海外，带动了全国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风。

199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组织发起全国学术界共同编撰一部《学科思想史文库》（下简称《文库》），并由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共同任总主编。《文库》分为两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史》主编路甬祥，《社会科学思想史》主编汝信。文库办公室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由王渝生所长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全面落实工作。王渝生所长找我，希望我能承担中医学思想史主编，我自知难以胜任，多次谢绝，但王渝生所长最后向我表示说，经过我们调查研究，认为中医学思想史之主编非你莫属。我想这大概与1965年我曾代表中医研究院参加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在大连召开的“（中国）自然科学辩证发展研讨会”，以及我当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等有关，也只好答应了下来。仔细思考一下，我虽承担此任，深知自己在学术思想上并无优势，但客观条件还是有优势的。首先我们有跟我学习的同学们，他们各有所长，思想思路活泼，积极向上，可以迎难而上，会开创出中医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天地；其次，我们在此领域有先行同道之研究，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孟庆云，他已有很可观的研究论文发表，而《中医学思想史》后期的清代思想史，更有我的学长、西安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张文教授，近期专心于清代医学思想之研究，他曾告诉我，接近完成初稿，十余万字，如此，我对完成此科研编撰《中医学思想史》，倒增加了些许信心。

经过此番思前想后，我觉得也有了一定的信心，如此便正式答应王渝生主任，开始了落实。首先，我要张志斌与我共同参加所有关于《文库》的落实、指导思想、各科编写计划与编写要求、研讨会、交流会等，以便她与各学科之交流，改进我们的编写计划。我们的编撰计划、大纲、条目经7次修改而后落实，仔细考虑了分工。

《中医学思想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于2006年最终正式出版。出版后，不断听到一些赞美声，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孟庆云所长的大力支持，他以《中医医学思想基础》为题，分别以“医学目的——医乃仁术”“中医医学的渊源”“本草理论的建构”“中医学治疗思想的形成与特征”等5个分题统论了中医学的思想基础，为《中医学思想史》之出版增加光彩，该书出版后获得赞誉与孟庆云的大作关系密切。《中医学思想史》出版后，又得国家基金支持，被英译，在英国出版，近期又有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将于2022年出版。

一天，我接到孟庆云的电话，说实话，因为年老，加之电话声音也不太清晰，只听得“……文集”，约我为文集写一序，我猜想一定是《孟庆云文集》。我即请他将《文集》书稿送我一读。当我初阅读之时，洋洋大观80多篇，令人肃然起敬，不断产生对孟庆云治学的钦佩之感，更加感到孟庆云教授不愧为中国当代一位中医学理论学家。对于他希望我为《文集》写序，也顾不得由于自己年岁大了，提笔忘字时时出现的实际，草此序以共勉。

李经纬于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

时年九二

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