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次学艺三景观

我从1960年开始学医，至今已60余年。从1970年开始学习中医，也50多年了。1990年获正高级技术职称。从学术进步来划分，我自己认为有入门之学、根基之学和化境之学三个阶段的层次。

我于1970年西学中时开始了入门之学，所学内容是大学本科课程的浓缩，就学的起点可谓不低。我在大学时代就养成了主动学习的习惯和有条理的治学方法。大学时代已养成做卡片的习惯。大学二年开始记劄记，把自己这个札记本命名为《涉猎与泛音》，其中也记录我的偶尔感受，本子是精装硬皮的，到1981年已记了20本，之后改为专科笔记，按《黄帝内经》《伤寒论》《辨证论治》《西医》《方法论》《诗词》等分为十几种，有心得随时而记。笔记是我学术体系的重要部分。对于学术体系中的“脑记”，因学中医时已年过三十，采用了以少总多的方式。我只背诵经文和方剂，在短期内记住了200余条经文和100多首汤头，这是“以方带药”的背法。对于医理，我抓住证型的环节，在理解的基础上，记熟了百余个证型的脉证结构和治方。这样，200条经文，100首汤头，100个证型，共“400句”成为我入门的框架，是为我的“基本功”。虽然后来不断增扩，如今还是这些基本的东西可以从容地“倒出来”。从学习方式来看，学中医和学中国文字一样，都是先要死记硬背，然后再在实践中逐渐消化和理解。第一次接触就扎实地记住，以后就不容易忘记。所记的东西，有的可能一辈子也遇不上，但却仍然值得背诵。因为医生永远应当用自己充裕的知识等待疾病，何况没用上的知识在思维活动中是有启发作用的。毕业后到1978年在黑龙江中医学院教书八年，但总还没有离开西医的思路，从中医学术角度来看，还仅仅是入门层次。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学制，我以西医院校本科毕业、基层工作五年、中医药院校教学八年的资历参加考试，被录取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期研究生班的研究生，这也是中医史上的第一批研究生。这是我对中医的第二次学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岳美中先生，书记是许云浓先生，副班主任是方药中、任应秋、刘渡舟、董建华、施奠邦、王伯岳等老先生，院内聘请的导师有赵锡武、程莘农、耿建庭、王岱、马继兴、余瀛鳌、曲峰、霍荫寰、时振声、王洪图、于天星等老先生；院外聘请的导师有金寿山、邓铁涛、赵恩俭、孟澍江、黄星垣、潘澄濂、万友生、李金庸、张琪、卢央、张德二、刘长林等老专家。这些老师给我的中医之途留下深深的烙印。攻读经典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几位副班主任老师分别主讲，还力邀全国各地名师来上课。通过通读、精读、熟读、注评等，我以一年半的时间把《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缣缃黄卷通读一遍。宋代王安石说过，“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此话大有见解。读经，仅从文字训诂是不够的，汉代已经有传有纬有注，南北朝以后又有义疏。但因医经是实践理论，章句之学非尽原义。譬如《伤寒论》，仲景对《黄帝内经》的突破是为一变，但金代成无己又把《伤寒论》回归于《黄帝内经》，当代不少名家皆著书撰文从之，又把六经归于脏腑，蹈袭陶华，未尝不可，但终非善解，这是淡化了仲景之创造，不承认他对《黄帝内经》的发展。又如民国时代陆士谔，创立以条文解条文的内证读法，有道理但不全面。还有名家按清代王引之的治学方法，主张“读无字处”。学习固然应该提倡悟性，但证据更重要，否则猜的多难定边界。20世纪60年代又有“以方测证”之说，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方思维，伤寒方所能治之证，并非当年仲景用方之原意。例如四逆散现代多用于治消化系统疾患，但《伤寒论》条文中是治少阴厥逆、心悸者，属于心血管系统疾病，近年得知其中炒枳实具有扩张冠状动脉之功。由是而知，当时的“以方测证”也不全面。可见，读完了四本书，并不尽通晓，何况读书有随读随丢的事。清人郑板桥曾云：“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我在读原著、读注家的过程中，不惜下“笨功夫”，熟读精读了大量章节，为进一步学习中医立下了根基。由此再读其他中医书籍皆有似曾相识之感，我自觉学术有所提升，又有新的识见，可以说这是步入了根基之学的层次和景观。

读研期间，正值我国学术界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学风浓郁，文翰向新。全国科协向学术界介绍“三论”，即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老三论”和协同论、突变论、混沌论的“新三论”等。我阅读了维纳《控制论》的中文译本和有关三论介绍文章，也抄读一些60年代后发表的中医学与控制论有关论文，也通过通讯和拜访，请教了几个有关专家，发现中医学理论中有很多与之相合之处。例如，《素问·天无纪大论》中的“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这一段，和《素问·六微旨大论》的“亢害承制”一段，皆是负反馈调节的思想。又如《伤寒论》的治法，有很多体现了工程控制的艺术。这是对中医学博大精深的又一次感受。从1979到1984年，我发表的论文以“三论”为多。研读控制论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认识到中医是从不确定性认识疾病过程的，《黄帝内经》非常强调这一点，《黄帝内经素问》两次论述“神转不回，回则不转”，又论及“神用无方易无体”，故而中医临床的操作体系是辨证论治。这是先进的科学思想。在西方，牛顿以前，一直着眼于以事物的确定性阐述宇宙规律，西医论“病”，也是这种科学思想的体现。直到爱因斯坦，才提出事物不确定性的认识和某些规律。当代西方医学也开始想突破“病”的观念而演进。又从工程控制论的程序控制，使我联想到辨证论治的过程，医家设计了“套路”体系性治疗，这也是控制论与系统论方法在中医学的运用。

1984年以后我系统学习《周易》，这是我对中医的第三次学艺。用学医的一套办法研读易学，经传并举，也兼及注家和术数杂书。学一段时期后即对天人相应有灵犀洞开、金丹换骨之感。现已读完古今易学著作几十余种。发现中医之医学观和人体观即是易学之观念，《黄帝内经》之藏象导源于易象，有实体的现象，模型化的意象和取类比象、比拟四时的象法，真而不近实、虚而不为假，是源于解剖又超越解剖的虚拟模型，又含时间、方位等诸多因素，不同于血肉的脏腑；仅《黄帝内经》中，就记载有五行藏象、六节藏象和八卦藏象等几种。我发现中医证候的模型化特征与中国科学体系的模型化特征是一致的。中医学的范式和特点都与易学相关。恽铁樵先生所谓“是故《内经》之理论，即《易经》之理论”，其论不虚。《易经》的思维方式，如联系思维，易变思维和阴阳对峙等，也是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医临床以辨证论治为操作体系的原因。在这方面，我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出版《周易文化与中医学》的专著，又沿此脉络研究各时代的医学思想史，又把医学、哲学、文化三者联系和进行比较研究，可以“阐献征之潜德，述典籍之源流”，使学术自得而“得之于心”。有关论文曾常发表在《医学与哲学》杂志，曾获得该杂志颁发的突出贡献奖“吴孟超”杯。

从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位置退下来后，我着重在五运六气学说、学派流派研究与中医基础理论等方面读书与研究，撰写论文，我自以为这是领略了化境之界。体会到中医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有自己的体系的，是不可以用别的体系来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