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医膏方的发展及应用

一、中医膏方的渊源及发展简史

膏方，亦称为膏剂（膏滋药、煎膏剂），是中医丸、散、膏、丹、酒、露、汤、锭八种剂型之一。膏剂有内服和外用两种。外用膏剂是将制成之膏剂施用于患者的体表部位，通过药性的作用来达到其抗炎防腐、温经散寒、通经走络、行滞祛瘀、软坚散结等功效，多用于治疗外科、皮肤科疾患。内服膏剂是由汤药（煎剂）浓缩演变而来，具有调养滋补、治病防病的综合作用，目前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由于它有服用方便、疗效显著的特点，因此受到医者的重视和人民大众的欢迎。

膏剂制作和应用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如《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有兽焉，其状如羊而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腊。”可以说，这是用于涂搽皮肤防治皲裂的原始膏剂雏形之一。从其有记载的历史发展来看，膏剂的发展有两个阶段。一是在较为原始的年代，限于对疾病的认知和制作工艺的落后，只是随地取材，简单地用于防治皮肤表面的一些疾病，且多将动物油脂作为原料，但这种看似简单的治疗和肤浅的认知，给以后的膏剂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的进步和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在外用膏剂的品种、质量、用途不断完善提高的前提下，逐步总结出内服膏方的运用。这对现代膏方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且成书的《五十二病方》（该书记载方剂约283首），其中就有以“膏”命名的膏剂，如脂膏、久膏、彘膏等，以外用为主，治疗“诸伤”“痈疽”“牝痔”等疾病。另如《养生方》和《杂疗方》也记载了用蜜或枣膏制丸的方药。那个年代膏剂的制作方法虽简单，用途亦较为单一，但为以后膏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拓展了思路。

成书于春秋战国至西汉末年的《黄帝内经》（下简称“《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中医医学典籍，该书中就有关于膏剂使用的论述。如《灵枢·痈疽》篇对治疗发于咽喉的“猛疽”和发于腋下的“米疽”用豕膏治疗的描述，“其化为脓者，泻已则含豕膏，无令食，三日而已”“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近代名医秦伯未先生认为此豕膏当为豕油和白蜜煎炼而成。而从此膏的治疗上分析，其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内服和外用并用的先河。《灵枢·经筋》篇中，对治疗筋脉弛纵的记载有“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可见在单用动物脂肪外涂上已向前发展了一步。

东汉末年张仲景《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中载有大乌头煎：“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咀），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日再服。”此种水煎药物，去药渣，浓缩药液，入蜜，熬制成膏的方法，即是现代内服膏方的制备方法。在《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载有猪膏发煎方：“猪膏半斤，乱发如鸡子大三枚，右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这两种膏剂应该是论述比较清楚的最早内服膏剂之一。

最早以“膏药”命名并有完整组方及服用方法的膏方，见于甘肃武威县东汉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里面记载有相对完整的3个膏方——百病膏药方、千金膏药方、妇人膏药方，既可外摩，又可内服，用来治疗逆气、喉痹、昏衄等由“恶气”所致之病证。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其卷八列有“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其中收载了裴氏五毒神膏、苍梧道士陈元膏、华佗虎骨膏等方。《肘后备急方》中膏方的制剂一般是用苦酒（即醋）与猪油作溶剂，药制成后既可外用以摩病处，又可用于内服。南北朝陈延之的《小品方》中有单地黄煎，以一味生地黄煎制而成，“主补虚除热，散乳石、痈疽、疮疖”，是一首最早用于补益的滋补膏方。梁代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云“疾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汤者，服酒者，服膏煎者，亦兼参用，所病之源，以为其制耳”，提出根据疾病情况来确定投药剂型，指出“膏煎”为内服的方剂。

唐代，医药学飞速发展，此时膏剂的加工工艺不断完善，应用范围逐渐扩展。当时的医家们把外用药膏称为“膏”，而将内服膏剂称为“煎”。唐初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在论膏方时说：“凡合膏，先以苦酒渍，令淹浃，不用多汁，密覆勿泄……煮膏当三上三下，以泄其热势，令药味得出。”《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六载有地黄煎：生地黄、荆沥、竹沥、酥、生姜汁、人参、天门冬、白茯苓、酒蒸大黄、姜汁炒栀子，是一首滋养胃阴并清虚热的膏方。另外，书中的金水膏，以生地黄、麦门冬、山药、天门冬、紫菀、玉竹、款冬花、白芍药、百合、茜草、知母、广陈皮、川贝母等水煎去渣后浓缩，加炼蜜收膏，功能润肺化痰。这些膏方已与现代膏方完全一致。孙思邈在他的《千金翼方》中还用膏方美容：“生地黄五十斤，捣之，以水三升，搅取汁，澄去渣，微火上煎减半，即纳好白蜜五升，枣脂一升，搅令相得即止，每服鸡子大一枚，日三服，令人肥白美色。”书中还记载苏子煎，以紫苏子、白蜜、生姜、生地黄、杏仁等药捣碎、取汁、去渣，熬如脂状，纳蜜，煎如饴状，治阴虚咳喘已久，功能养阴润肺，降气化痰。

宋代因为官方重视，涌现出大量官修、私撰的方书，其中记载了大量的膏剂，用途日趋广泛。如南宋《洪氏集验方》收载的琼玉膏，由生地黄、人参、茯苓和白蜜组成，治虚劳干咳，是一首著名的膏方，至今仍为临床沿用。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录有内服之助胃膏、钩藤膏等。这一时期，膏方的制备方法也逐渐完备，或煎清膏，或以蜂蜜收膏，猪脂亦较少使用。

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医著中记载了不少疗疾补虚的膏方，膏剂的制作工艺日趋完善。如《东垣试效方》治疗偏头痛之“清空膏”，《世医得效方》之“地黄膏”“蛤蚧膏”，《丹溪心法》之“消渴方”用黄连、花粉、生地汁、牛（人）乳汁、姜汁、藕汁、蜂蜜调膏治消渴等。同时，此时期代表性的方书中所收载的滋补强壮、延年益寿的膏方也越来越多。

膏方发展至明代已进入成熟阶段。膏剂的制作方法煎汁、浓缩、加糖蜜或胶类收膏，已成为标准工艺流程。这时期膏方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许多膏方沿用至今，如《本草纲目》的益母草膏、《寿世保元》的茯苓膏等。同时医家们大都注重用血肉有情之品调补身体，如鹿茸、龟甲、鳖甲、河车粉等，认为能“延年益寿，填精补髓，发白变黑，返老还童”，著名的抗衰老膏方“龟鹿二仙膏”至今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明代《景岳全书》所载之两仪膏，是一首温补气血之良方，由人参、大熟地组成，该膏可滋阴生津，补气养血，可治一切气血两虚之证。

清代，膏方的发展亦甚繁荣，已成为临床保健治疗疾病的常用剂型。《清太医院配方》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均收录了很多膏方，如菊花延龄膏、扶元和中膏、明目延龄膏、润肺和肝膏、理脾调中化湿膏、清热养肝和络膏等。清代《张氏医通》记载的二冬膏、集灵膏为后世医家所常用。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载膏方已很丰富。当时各类效验医方众多，如养阴调中化饮膏、调中清热化湿膏等。有些药店开始生产与供应驴皮胶、虎骨胶、龟甲胶、鹿角胶、琼玉膏等。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对膏方的治病机制、应用方法，尤其在制备工艺上进行了详细论述和完整总结，他在此书中说：“膏方取法，不外于汤丸，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张聿青医案》中列有膏方专卷，举医案27例，其用膏方治疗内、外、妇、儿各科疾患，对于肝肾不足需要滋补但又胃纳不开的患者，他提出“先服煎药方，俟胸膈舒畅，饮食渐增，然后服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开路方”，这个时期辨证施膏已充分得以体现。

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社会动荡，战事纷乱，经济贫乏，加之重西轻中，中医发展受限，更不用说膏滋药的发展与应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医药事业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不断发扬光大，膏方的发展和应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其所起的作用亦更加彰显。原来只在江浙沪一带盛行的膏方，逐渐在全国各地受到青睐。膏方门诊随之开设，不但延续至今的二冬膏、桑葚膏、十全大补膏、枇杷叶膏、雪梨膏、益母膏、八珍膏等成品膏得以焕发新春，而今发展的个体化辨证，量体定制的膏方，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秦伯未先生的《膏方大全》《谦斋膏方案》的再版，《全国中成药产品集》（内收古今传统膏方152首）的出版，近年来诸多医家运用膏方临床经验的专著不断问世，以及膏方除调补作用外，延伸运用于治疗某些疾病的经验研究报道，都充分体现了膏方作用的内在潜力和不可估量的发展前途，它或可成为中医药养生治病文化中的又一颗璀璨新星。

千百年来，作为中医养生防病的一种重要手段，膏方在成人中逐渐的得以广泛应用，但儿科膏方应用较为鲜见，至多只是以小剂量外治为主。如《备急千金要方》录载治疗儿科疾病的膏方有4首，包括用于小儿心腹热的除热丹参赤膏方；治少小新生肌肤幼弱，喜为风邪所中身体壮热，或中大风，手足惊掣的五物甘草生摩膏方；治小儿热疮的水银膏方；治小儿一切头疮，久即疽痒不生痂的藜芦膏方等。儿科少用膏方主要还是由于小儿在生理上为“纯阳之体”“稚阴稚阳”“脾常不足”，不宜过早或难以服用滋补，因此小儿膏方的发展和运用远远落后于成人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