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中药植物栽培概况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七十毒”的传说，充分反映出我们祖先从古代便开始在实践中认识药物、应用药物。这个时期没有中药植物栽培，也谈不上中药材品质，人们只是采挖野生植物资源供药用。

我国古籍中有关中药植物及栽培的记载可追溯到2600多年以前。《诗经》记述了蒿、芩、葛、芍药等100多种中药植物，枣、桃、梅等当时已有栽培，既可果用，又可入药。《山海经》记载药物达百余种，其中多数是中药植物，当时除供食用外，已兼药用。《尚书禹贡》《尔雅》都有关于北方的枣和南方的橘类等作药用的记载。

秦汉时期，出现了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名医，同时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和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本草《神农本草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和基本内容的确立。《神农本草经》载有252种植物类药材，概括地论述了药材的生境、采集时间及贮藏等。张骞出使西域，把许多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引种栽培，如将红花、安石榴、胡桃、胡麻和大蒜等在关内栽种，丰富了中药植物种类。

北魏时期贾思勰著《齐民要术》（6世纪40年代），记述了地黄、红花、吴茱萸、竹、姜、栀子、桑、胡麻和蒜等20余种中药植物栽培方法。

隋代（6世纪末～7世纪初）在太医署下专设“主药”“药园师”等职，掌管中药植物栽培，并设立中药植物引种园，“以时种莳，收采诸药”。在《隋书》中还有《种植药法》的记述。

唐代宋时期（7～13世纪）医学、本草学均有长足的进步，如苏敬等编著的《新修本草》（657～659年）全书载药850种，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它比世界上有名的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对我国药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流传达300年之久，直到宋代刘翰、马志等编著的《开宝本草》（973～974年）问世以后，才替代了它在医药界的位置。中药植物栽培在此时也相应发展。在本草学及有关书籍，如宋代韩彦直《橘录》（1178年）等书中记述了橘类、枇杷、通脱木、黄精等数十种中药植物栽培法。《千金翼方》收载了枸杞子、牛膝、萱草、地黄等药物的栽培方法，详述了选种、耕地、灌溉、施肥和除草等一整套栽培技术，如对百合的种植记载：“上好肥地加粪熟莰砍讫，春中取根大者，擘取瓣于畦中种，如蒜法，五寸一瓣种之，直作行，又加粪灌水，苗出，即锄四边，绝令无草，春后看稀稠所得，稠处更别移亦得，畦中干，即灌水，三年后其大小如芋然取食之。又取子种亦得，或一年以后二年以来始生，甚小，不如种瓣。”文中涉及百合的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并指出有性繁殖生长缓慢。

明清时期（14～19世纪）有关本草学和农学名著，如明代王象晋《群芳谱》、徐光启《农政全书》、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陈扶摇《花镜》等都对多种中药植物的栽培法做了详细论述。特别是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这部医药巨著中，仅“草部”就记述了荆芥、麦冬等62种中药植物为人工栽培，为世界各国研究药用植物栽培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科学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药植物的研究未能受到重视，中药植物栽培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栽培药材的产量和种植面积下降，中药材仍以采挖野生药材为主，栽培的种类和数量极为有限。尽管如此，中医药学工作者对中药材栽培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如1946年在重庆南川金佛山垦殖区设常山种植场，进行野生变家种研究和种植。另外还出版了两本药用植物栽培方面的书籍，一是李承祜、吴善枢撰写的《药用植物的经济栽培》，二是梁光商撰写的《金鸡纳树之栽培与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