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官话

说起来也是。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南方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语？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孟子就说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鴃舌”也就是说话像鸟叫。可见，把南方方言视为“鸟语”，也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

那时不但语音不统一，南方一片“鸟语花香”，北方也有“齐东野语”，就连文字也五花八门。用许慎的话说，就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华夏民族昔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方言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就是外语学院。这回，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

自打夷语改称方言，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这是“春秋笔法”，他们不懂的。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弄辞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也就是国语。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过那时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因为那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则相互之间要沟通，要交流，要朝聘会盟，要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规范。那么，谁来规范呢？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有资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样，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语言，也就是官话。

不过，那时的官话称作“雅言”，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华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国（中央之国）。认真说来，这华夏中国的雅言，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只因为它为“天下共主”所有，这才成了“国际通用”的官方语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统，没什么“国际关系”了，雅言也就作废，而代之以“官话”。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所以叫官话。

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礼”，还得“说此话”。清廷更是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南蛮鴃舌之人”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是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难怪俗谚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儿。投资是“投机”，虾饺是“瞎搞”，“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让北方人一听，就是“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粉红凤凰飞”说成“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