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五四精神的时代担当
杨来青
五四运动源自青岛问题。五四运动与青岛之关系，实为五四运动与青岛问题之关系。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重温青岛问题引发五四运动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经过百年历史的沉淀，五四精神至今仍与我们同在；如何传承和光大五四精神，依然是当代中国人必须思考的时代问题。
一 何谓青岛问题
所谓“青岛问题”，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至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日两国围绕胶澳租借地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权益归属而产生的重大外交纷争。
青岛问题源于德国侵占胶澳租借地和在山东内地攫取筑路开矿权利；产生于日德青岛之战。1914年8月15日，日本对德国发布最后通牒，勒令德国将胶澳租借地转交日本，宣称“以备交还中国”；日本战胜德国并侵占胶澳租借地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逼迫北京政府同意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再次声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青岛交还中国；一战期间，日本为实现长期控制青岛而将其“残骸”归还中国的企图，通过秘密外交得到英、法、俄、意等国的支持，并以巨额贷款为诱饵换得北京政府对日本驻军济南和间接控制山东铁路等新权益的认可，使青岛问题更加复杂化；1919年巴黎和会上，美、英、法等国牺牲中国主权和利益，通过《对德和约》[1]确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日本得以依据《对德和约》占据青岛问题交涉的制高点，形成以势压人、以强凌弱的态势，企图在胶澳租借地及山东内地侵占更多利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青岛问题失败，引发五四爱国运动。北京政府在强大民意压力之下未签订和约，青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成为战后中日两国间的一个重大“悬案”，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国内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两国通过“边缘会议”就解决青岛问题达成协定；同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收回青岛行政权，青岛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青岛问题又被称为“山东问题”。两者看似为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两国政府的用词明显有其目的性。巴黎和会前后，北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多用“青岛问题”这一专有名词，而日本政府则坚持使用“山东问题”的说法。譬如，北京政府在1919年5月15日《国务院答复南昌、上海等地要求力争青岛释放学生电》中称：“青岛问题，已迭电陆使，设法力争。”[2]5月25日，北京政府发布的《大总统镇压反日运动令》，称各地的游行示威等“始因青岛问题，发为激切言论”。[3]中国地方当局也多用“青岛问题”的说法，如5月14日山东巡抚田中玉在主张和约暂缓签字密电中称：“青岛问题，关系国家存亡之甚重。”[4]6月19日，张树元等报告山东各界为青岛赴京请愿的密电称：“东省人民为青岛问题，日前停课罢市。”[5]当然，在巴黎与日本交锋的中国代表团使用“山东问题”相对多一些，但北京政府一般是仅仅转述其说法，坚持自己的说法，如“顷据全权委员陆征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我国对于山东问题……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6]当然，这一时期地方和民间也有“山东问题”的说法。如5月4日天安门大会宣言称：“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6月7日，吴炳湘在报告监视北京开临时国民大会的呈文中称：“在场散有对于山东问题《宣言书》、《国民大会浅说》暨对于山东问题《我之伤心语》等印刷物。”[7]
反观日本方面，其公文一般用“山东问题”的概念，偶有“山东青岛问题”之说，如5月30日外交部函称：“准日使来照，以关于山东青岛问题。”[8]日本来照称：“为照会事。关于山东青岛问题……”[9]如此等等。
两国政府之所以使用不同的概念，或许并非用词习惯的不同，而是隐藏着各自的用意。北京政府希望将外交纠纷局限于德国当年在山东所攫取的权益及日本通过中日《民四条约》攫取的新权益这一范围内，对日本出兵山东内地侵占的其他权益不予承认，以求将其置于谈判范围之外；日本政府则企图将其在山东攫取的全部权益纳入交涉范围，目的在于逼迫北京政府做出更大的让步。
二 青岛问题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直接目标是“还我青岛”，阻止北京政府在《对德和约》上签字，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巴黎和会前，北京政府和民众以战胜国自居，对通过和会收回青岛主权抱有极大的期待。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3国决定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后，梁启超致电国内，传递消息。林长民在5月2日《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人》，示警国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就巴黎和会青岛问题交涉失败一事召开大会。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揭之于众，以激励全体同学的抗争精神。会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次日，五四运动爆发，游行学生喊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要求维护国权、惩治卖国贼。为抗议北京政府镇压学生，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随着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运动演变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国性群众爱国运动”。面对声势浩大的民众斗争，北京政府被迫撤销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对德和约》，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青年学生、工人、商人等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青岛问题之所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滔天巨浪，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坚持无耻贪婪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彻底撕下帝国主义“公理战胜”面具。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写道：“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10]梁启超说：“总之，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好梦，到执笔著这部书时，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他们真干得好事！”[11]这番愤恨而又无奈之言，道尽了国人无尽的失望与怨怒。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奋起自救，追求“民族自决”，遂成为挽回国权的唯一路径。
五四运动虽然没有达到直接收回青岛之目的，但因中国代表团未签署《对德和约》，青岛问题遂成为“悬案”，为争回国权留下转圜的生机。
三 五四精神历久弥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
1919年5月9日，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顾兆熊在《晨报》上发表题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的评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将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称为“运动”并提及“精神”的文献。他认为：“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其所谓“运动”至少有以下两种含义：一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二是为目标进行的努力和抗争。顾兆熊把集会示威游行上升到“运动”的层面，这个定性充分表现了一位北大教授的敏锐眼光和独特思想。
罗家伦是北大学生领袖。他在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这个提法比顾兆熊的说法更简明、更嘹亮、更具有号召力和战斗力。罗家伦还开始归纳、阐释“‘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5月27日，他在其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首次提出“五四精神”这个概念。这一提法比罗家伦提出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更鲜明、更凝练、更科学。张东荪将“五四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雪耻”，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指的是“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
顾兆熊的文章最早将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定性为“运动”；罗家伦的文章贵在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个概念；张东荪的文章最早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这3篇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层层深入、步步升华，创造了“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为以后阐释、宣传“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奠定了基础。
1920年4月，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专门讲什么是五四精神。他指出五四运动与此前的爱国运动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其特有的精神，这就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的精神”[12]，并要求青年“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
瞿秋白发表《“五四”与新的文化革命》一文，申明“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13]瞿秋白所说的“五四的遗产”，就是指五四精神，并从反封建、反帝、科学、民主4个方面对五四精神作了初步提炼。瞿秋白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14]中提出：五四运动“显而易见是辛亥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他认为：“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他一方面从历史的高度肯定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另一方面从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出发强调了其反帝的政治意义。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予以高度评价。他在《五四运动》中称：“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5]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他指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16]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特别提到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并赋予民主和科学以新的内涵。他认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17]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精神被概括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4项核心内容。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2018年5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指出：“五四运动源于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北大师生同人民一起开拓、同祖国一起奋进。”
爱国是五四精神中最为核心的内容。5000多年的文明史养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爱国主义传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繁荣和进步。青岛问题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的必然。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不断勒紧灭亡中国的绳索，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本质的彻底暴露，封建军阀政府企图在丧权辱国条约上签字的行径，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不断被蔑视，中华民族复兴的追求屡遭压制，这些因素积聚起来的巨大民族义愤，因巴黎和会青岛问题交涉失败而总爆发；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和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的强烈反对，以民众运动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五四运动以超越以往民众运动的强烈姿态，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宣告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决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各界、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进步青年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自身的奋斗价值融入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表现出了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弥足珍贵。
进步是五四精神中追求社会革命思想的高度凝练。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全面控制和掠夺，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作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但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导致中国进入封建军阀割据时期。孙中山组织护法政府后，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社会走向何方？这成为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五四期间，青岛问题彻底暴露了封建军阀政府的反动与没落，使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先进知识分子改造旧世界的进步思想更加坚定。
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中号召：“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18]
李大钊在8月17日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主张：“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19]
10月12日，李大钊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20]
在李大钊等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引领下，五四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变革洪流不可阻挡。正因如此，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五四期间，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历史比较和实践选择，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基础。社会每一次伟大的进步，都是思想进步的结果；思想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青岛问题为五四先驱提供了一个思辨的契机。从这一意义上讲，青岛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与磨难助推了中国先进思想的萌生、深化与传播。
民主精神是五四期间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军阀专制的重要思想武器。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仍以封建伦理纲常禁锢国人的思想。中国先进分子承担起改造社会思想的使命，发起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率先揭起了民主的大旗，其核心是反对以儒家旧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李大钊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生则自由亡。”陈独秀也强调要用民主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五四先驱们提出的从思想、文化上建设民主共和的任务，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民主思想的认识，加强和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和完善社会民主参与，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用人民民主的利器破解了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科学精神是五四时期反对愚昧、普及科学、推动文明的思想武器。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创造的自然科学法则，包括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宣传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强调用自然科学精神原则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学习和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是五四青年的时尚追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21]科学救国为当时许多青年所信仰。在“科学”大旗引导下，一批有志于救亡图存的有为之士积极投身科学救国浪潮，在推动学科研究深入的同时获得学术成长。留美中国学生于1915年成立中国科学社，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并创办《科学》月刊，“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这与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倡导的科学精神不谋而合。在先贤们的倡导下，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成为五四青年的时尚追求。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中国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回国内，组织快速发展，1年内会员猛增，其影响也迅速传播，蜚声海内外，在普及科学知识、促进祖国富强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革命战争时期，科学成为推动生产、反抗侵略、求得人民解放与民主进步的利器；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科学更是为社会进步、生产发展、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进而成为“第一动力”，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理解和应用到对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的重视，再到“科学执政”、“科学发展”的提出，这一过程鲜明表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理念的认知拓展与升华。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内核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爱国精神和进步精神。这是五四先驱者民族意识觉醒和忧患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历史产物，是五四先驱者在不断地学习、思考、批判和选择中苦苦寻找能使中国真正走向独立和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五四先驱者痛感国家落后、民智未开的弊端，自觉探求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独立富强道路的路径，把倡导民主与科学、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是一个统一体。离开爱国与进步的指引，民主与科学将失去前进的方向；没有民主与科学夯实基础，爱国与进步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五四先驱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精神，追求社会进步、探寻国家正确发展道路的进步精神，摧毁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激发国民奋起改造社会的民主精神，破除落后愚昧思想、学习人类文明的科学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反封建五四狂飙的精神脊梁，五四运动因而呈现出与以往社会运动完全不同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四 继承五四精神的青岛使命
五四运动是一个全国性的事件。但是，对青岛来说，这个事件却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城市品格和城市文化。
青岛是山东的青岛、中国的青岛。青岛人民在继承和光大五四精神方面，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与北京、上海、济南等爆发民众游行抗议等活动的城市不同，五四运动留给青岛的文化遗产具有自己的特质——作为五四期间全国人民力争国权的客体，青岛既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又具有以殖民城市的特定条件、用遭受外敌侵略的磨难和屈辱揭露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本质的特性文化。如果五四运动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座巍峨的爱国主义丰碑的话，那么青岛还应树立另一座纪念碑，即一座记录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映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精神的纪念碑。
继承五四精神，首先要告诉人们何耻之有。这就是日德侵占青岛之耻、日本挟侵占青岛之势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以最后通牒达到其目的之耻、巴黎和会青岛问题交涉失败之耻……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这些耻辱，都与青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强烈地刺痛了中国人民。五四时代的国民对国耻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1915年5月9日，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发誓雪耻。北京总商会发布通电称：“我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之耻[22]，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时日无书，奋发有期，此身可灭，此志不死。特此哀电全国商会，请即普告全国商民，永存此志，毋忘国耻。”[23]“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完成当月，名为《五月九号国耻史》的小册子迅速面世。这本小册子在《五月九号之说明》中称：“此书名五月九号，志国耻也，志永久之国耻也，志未有之国耻也，志无理之国耻也，志不可不志之国耻也。”“‘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九日，政府承受无理条件于日使日置益。’呜呼，此二十四字，乃吾民所当永矢不忘者。”[24]时至今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虽渐行渐远，和平与繁荣让许多人淡化了国耻的记忆，但我们决不能忘却这段屈辱历史。“历史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些警示之言对青岛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继承五四精神，还要让当今的人们铭记国家耻辱。青岛作为五四运动的焦点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进行国耻教育的独特课堂。在这方面，青岛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青岛山炮台堡垒遗址、德日殖民建筑、曾经是攫取中国资源和输入外国商品的老铁路与港口设施等等，这些五四时代的城市历史遗迹，记录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也成为传承五四精神的载体；不同类型的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留存了大量历史记录，成为人们认识五四的历史之窗。我们当下的责任是深度发掘国耻历史，让历史不再沉寂和悄然灭失。我们有责任去收集好原始史料，坚持用真实的史料完整地记录国耻史；我们有责任去充分发掘史料，客观地揭示国耻的来龙去脉，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示封建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我们有责任系统地再现国耻历史，讲好国耻故事，让广大民众和子孙后代知道国耻、认识国耻和铭记国耻，激发全民族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以历史的自觉去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继承五四精神，还要不断挖掘五四文化遗产，赋予青岛五四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五四精神是一篇大文章，没有跳出青岛看五四的宽广视野，是难以读好这篇大文章的。我们不能遗忘全国民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伟大抗争，不能遗忘为唤醒民众而献身的五四志士，不能遗忘五四先驱探索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所作的艰辛努力，不能遗忘一切为收回青岛而奋斗过的前人。青岛应当怀有感恩之心，用不愧于前人的业绩，去回报前人为青岛、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贡献。
不能遗忘绝非我们的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从五四精神中汲取不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作为经历过五四运动暴风雨洗礼的城市，青岛应该更加自觉地发扬五四精神，以内化于心的爱国主义精神去建设国家和自己的城市，用更加现代的理念和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吸纳人类社会一切进步的东西，用民主和科学精神让城市充满活力、更加时尚，向百年“五四”、向为“还我青岛”誓死力争的前人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谨以此书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1]《对德和约》即《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又称《凡尔赛条约》或《凡尔赛和约》，时人亦泛称之为《巴黎和约》。本书除引用原文外，均以《对德和约》称之。——本书编写者注。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0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339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0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页。
[10]《瞿秋白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11]《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0页。
[12]《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13]《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14]《向导》周报，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62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18]《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19]《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20]《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21]《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22]1915年5月7日为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日期。——本书编写者注。
[23]《申报》，1915年5月12日。
[24]《五月九日国耻史》，上海：上海国文书局1915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