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长子立场

01 儒家代表的关东舆论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本来高高兴兴地举办寿宴，却没想到儒家发难，引爆了分封还是集权的第二次路线之争。这是秦始皇始料未及的。这一次，已经四十六岁的秦始皇再也没有耐心了。他不想再顶着儒生的讥笑去招抚，不想再一遍遍徒劳地去解释。他或许觉得，既然郡县制已经实行九年都无法说服天下舆论，那走出中年、身体每况愈下的他，不必也不敢再等待那些迟迟不来的认可了。他要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最大的事业成果，做一次他认为最保险的安排。

李斯说游学之士惑乱黔首，对政策内心不服，在街巷毁谤政策，在君主面前自夸，在民众间带头造谣，甚至结党、阴谋颠覆秦朝。这些游学之士，即治苏秦、张仪之言者，其实就是到西汉中期仍旧活跃的以游说为业的纵横家、策士、谋士等。

秦始皇的统一，实际上断了不少靠国际阴谋、外交与战争才能获利的士人的饭碗。不仅有儒家，这些饱学纵横之术的士人，也都在关东地区的复辟与反对势力中做舆论引导。秦始皇时期，国家表面安定，实则暗流涌动。

第二次路线之争，李斯代表的是法家，他依然坚定地认为分封已经不合时宜，应当在关东全面推行职业官僚制度下的郡县制，由朝廷直接委任地方官员，坚持废除除皇帝以外任何基于血统性贵族的封建制度。

淳于越代表的是儒家。儒家的元圣是周公，孔子从周，创立儒学。儒家一直是周礼、周制的积极倡导学派。先秦时期的儒家和西汉以后的儒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前者是分封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鼓吹者和守护者。齐国临近鲁国，儒学发达。但齐国稷下学宫也诞生了齐法家，以及与齐法家相似的黄老之学，实际上齐国也是东方法家的大本营。因此，齐国的稷下学宫是能够产生荀子这样儒法兼修之学者的圣地。而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是儒家经学内部齐学公羊派的代表。董仲舒所代表的西汉儒家，为什么能把“大一统”提炼为主旨思想，以兼容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其实也就顺理成章了。细说起来，秦晋法家的鼻祖是李悝。李悝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徒孙，而儒家公羊学派的鼻祖公羊高则变为子夏的弟子，这就可见公羊派与秦晋法家之渊源。

然而，秦朝的儒家还远远没有这个转型的认知和动力。由于儒家是战国第一大显学，是战国时期“教育普及”的第一线，掌握着“修改教科书”的权力，关东“诸生皆诵法孔子”，在关东具有极强的舆论影响力。儒家曾经十分鄙夷被他们认为制度落后、搞集权的秦国。《秦本纪》对早期秦国的评价是：“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六国年表》甚至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德，是周文化的核心理念。鲁，是周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大本营。秦离齐鲁最远，在儒生心中就是不讲仁义道德的戎狄。

孔子周游列国，却终生不入秦国。除了兼修儒法的荀子在亲临秦国之后，对秦国展现出的政治清明现象有极高的赞许和认可外，东周罕有儒学大家踏足秦国。即便如此，荀子也认为秦国“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荀子·强国》）。这是说秦国远远达不到王者该有的功名，就是因为秦国“无儒”。大夸秦国之后，荀子却预测秦国一旦遇上没有操守的君主就会灭亡。总而言之，连荀子也看出，秦国与儒家的不相融潜藏着巨大的舆论危机。

秦始皇统一后，对儒家采取积极拉拢的姿态，故而在朝堂上为儒家设立七十席位的博士，让他们参政议政，并一度听从儒生的建议，在儒家圣地鲁国登泰山封禅，表明尊敬儒家的姿态。封禅期间，受到儒生讥笑，秦始皇也没有追究。

在第二次路线之争以前，秦始皇对儒家的态度是非常友善和笼络的。当然，秦始皇与儒家的理念不同，只让儒家议政，并不给儒家行政权。但随着面临的各种危机越来越大，最终在儒家发起第二次分封倡议后，秦始皇转向高压政策。秦始皇决定独尊法家为师，对儒家采取弹压态度。尽管如此，儒家博士仍然一直留用。

儒家把实践分封作为政治理念和学术理想，出于其理想国就是西周。但学界毕竟不会干造反的活儿，秦始皇对儒家的姿态也尚可。所以，在秦始皇晚年对儒家转向打压政策前，朝堂上的儒家领袖也想折中一下，向秦始皇最后一次兜售封建方案，即在分封功臣之外退一步，支持分封皇子，相当于支持秦朝合法性与秦始皇本人的权威性与神圣性，却仍然不被秦始皇采纳。

秦始皇坚定地选择法家方案，要在整个天下推广秦国的制度，在那些并不认同这种制度的关东地区推广。他之前的六代秦王方才逐渐把秦国江山一点点秦制化，他却要在一代人十几年的时间里，把另外抵触情绪最浓的大半壁江山也给秦制化。他不仅不允许天下有封建的诸侯国王和实封的君侯大夫，也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妻子拥有法理上可以承袭的贵族爵位之身份和名分。秦朝的整个天下，只有一个拥有合法血统继承权的贵族，就是皇帝本人。

这一时间节点正处在制定过世卿世禄制度、把土地和人口视为私产的贵族层层封建自治的周朝才刚刚结束没多久之际。秦始皇的秦朝与周朝相比，像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剧烈倾斜，震荡程度可想而知。这是一次顶层设计下的异常激烈的社会变革，是皇帝一个人对全天下曾经拥有血统继承属权的贵族地主阶层的宣战。秦始皇身边只有一小群坚持这种制度理想却连选拔方式和途径尚不明确的新兴职业官僚群体的陪伴。

新兴职业官僚作为一种后来渗入华夏文明肌理的历史群体，这时候还很稚嫩。他们面对的对手不是某个国家，而是八百年来的全民信仰和被视为“天道”的固有的社会结构、传统意识、国家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因解释逻辑。儒家作为当世第一大显学，一直都在鼓吹分封制度的道德性和合理性，是不谙言辞之美的法家在学术理论和舆论宣传上最大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