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籍传播时代的阅读

古老的口语传播与阅读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传播和视觉阅读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登上历史舞台，弥补了口语传播的不足。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学问的热爱是阅读由口语传播向文字（书籍）传播转变的燎原之火。人类优越于其他物种的其中一点就是检索和组织信息的能力，首先是通过发声言语，接着是书写，然后便是与之相应的更先进的阅读形式和途径的诞生。

书面文字取代口头语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口头记忆、口头文化和口头自由，却换来人类生命中最伟大的奇迹，也即对时空的驾驭与超越。在漫长的过去，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的史诗、故事传承语言和文化，但书面文字出现之后，所有语言和文化就主要通过“断文识字”式的阅读得以延续，进而以“看书”这种阅读方式继续参与人类的精神活动。所有的文字与书籍，都能证明人类共同经历的荣光和艰辛。

人类原始文字的出现距今大约有不到一万年的时间。在语言产生之后、文字发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有一段远古人类通过“结绳记事”摆脱时空限制记事计数、进行信息传播的历史。《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一般认为，文字起源与图画和契刻有关。最初的文字，尽可能地模拟天象和物象，看起来就是画。由于结绳记事的不便，渐渐地，古人就以刻画的方式记录信息或传达思想。当古人更进一步将图画简略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符号时，文字就产生了。这个简化的过程，是抽象符号化的过程。汉字的演变就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文字的发明及应用于文献记录，是人类传播史上的又一大创举，它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阔上实现了对口语传播的真正超越。

书籍的历史和文字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约在公元前3000年，纸草书卷是最早出现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板书更接近现代书籍的概念。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则是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出现的竹简。西晋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称简牍），在纸发明之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的长方形木片叫“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1972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最初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特制的丝织品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或缣书。《墨子》就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的记载。

公元前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公元105年，东汉蔡伦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和帛书。公元7世纪初的唐朝，开始使用雕刻木板来印刷书籍。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实际应用木刻印刷术。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页形式的书籍，并逐步代替卷轴，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公元11世纪40年代，北宋的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公元15世纪60年代前后，德国发明家约翰·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印刷术的发明引导人类传播真正步入了大众传播时代。以往，由于媒介笨重、符号复杂、复制困难和传播垄断，书本知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竹简、帛书等书写媒介也只在上流社会流传。印刷术的产生和流传打破了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特权，更多家庭、更多社会民众加入了阅读的行列。特别是古腾堡印刷术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助力了资产阶级的产生；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便利，复制了大量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遗存和典籍，通过书籍传播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成为“文艺复兴最有利的传播利器”，为文艺复兴的开展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可以说，传播方式的革命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勃兴和工业革命，给整个世界文明带来了曙光。

书写、印刷传播主要通过A.哈特所说的“再现的媒介系统”，和莫纳科所说的“表述时期”，使视觉意义上的“看书”成为阅读的主要形式。这种阅读方式利于读者反复阅看、引用和论证，利于深度阅读；读者对阅读内容深入思考时，能够随时参考其他文献，并进行批注、对照、注解。“书籍传播时代”经过了迄今为止最为漫长悠久、给人类的精神生活带来最为丰富而深远影响的伟大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