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的全球视野

《历史研究》杂志2021年组织过一个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的专题讨论，我也提供了一篇文章，从新文化史的取向讨论区域和全球的关系。其实相对于全球来讲，中国就是一个区域；相对中国来说，长江上游也是一个区域，所以说二者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就必须要研究全球史。

全球史需要一个更宏大的结构、广阔的视野。过去我们的研究还是就中国来看中国，当然，这样我们可以把很多问题进行深挖。但是这样也有一定的弊病，好多问题我们需要转换一个角度。就像我们站在地球上来看地球，和在太空看地球，是非常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观察的对象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视野的不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完全就是两回事情。因此，当我们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时候，就会发现过去从中国的视野所看不到的问题，或者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像布罗代尔说的，有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要有不同的时间维度。另外,还必须要有不同的空间维度，比如说用望远镜来看，可能视野会比较广，很远的地方都能够进行观察。我们还可以移动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世界；也可以选择从目力所及的世界，即中观的视野；还应该有近景，甚至有特写。

写历史就像拍电影一样。我记得有部美国电影的片头，开始是在宇宙看地球，然后镜头拉近进入地球，然后又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城市，再到某一个街道，进入某个房间，落到房间的一个人身上，最后进入到他的瞳孔。看一部电影，景深没有任何变化，就会觉得很难受。不能想象，一个电影的镜头都是远景，或者都是特写，那就根本没法看。所以导演必须不断地转换镜头，有远景，有中景，有近景，有特写，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线索，才能感觉到这个电影有一个合理的、吸引人的、完整的叙事。

其实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不能始终只是一种视野或者一个角度，作者的角度或者视野应该是移动的。那么这样一个关系，其实也就是全球史和区域史的关系。当视野变化了，那么好多问题的认识也就趋于全面。像看一个人，如果只是从一个面看，还不行，还不是立体的认识，要多换几个面来看，才是比较完整的。

现在区域史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江南和沿海地区。江南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区域，留下来的记录要系统得多，所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而研究中国内陆地区的学者，相对来说则少得多，我们必须要对中国的不同地区进行研究。对江南、华南或者华北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认识；那么关于长江上游区域史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研究其他地区。所以说区域史的研究，必须跳出本区域。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前几年就提出要“走出华南”，我想他也是觉察到了只关注一个地区的局限。也就是说，研究华南不能把注意点永远都只放在华南。

区域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全球的历史，同样全球史的视野、方法、思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区域。像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那本书，虽然是研究全球的棉花种植和贸易以及影响，但实际上它的案例也是具体到国别、区域，如在中国、在南美、在非洲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全球和区域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1]

还有萨拉·罗斯（Sarah Rose）的《茶叶大盗》，其实也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历史的。19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派福钧（Robert Fortune）到武夷山去偷茶种，再转运到印度去种植，就几十年的工夫，茶叶出口就超过了中国。这样一个从茶叶来看全球史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小到一个英国人怎样到武夷山去寻找茶种，大到东印度公司的整个贸易战略这样的大问题。[2]我们可以在英文世界找到好些这类的研究，对我们做区域史肯定都会有很好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