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略语说明
1.2.3 《利论》第一篇第二章之第三句（这是引用《利论》的常规方式）
Ac Abhidhānacintāmaṇi
Ak Amarakośa
Bs Bṛhatsaṃhitā
CBh Bhāṣāvyākhyāna注（转引自CŚ、坎格尔和奥利维勒等译注、沙费评注）
CC Cāṇakyaṭīkā注
CFH Chinese Field Herbarium（中国自然标本馆在线信息系统）
CJ Jayamaṅgalā注
CN Nayacandrikā注
CNṆ Nītinirṇīti注
CP Pratipadapañcikā注
CŚ Gaṇapati Śāstrī（1923-1925）. Śrīmūla注
FCAI Dieter Schlingloff（2013）. Fortified Cities of Ancient India: A Comparative Study. Anthem Press, London
GPW Böhtlingk & Roth（1855-1875）. Grosses Petersburger Wörterbuch
KA 《利论》精校本：R. P. Kangle（1969［2010］）.The Kauṭilīya Arthaśāstra, Pt. I: Sanskrit Text with a Glossary
KS Kāmasūtra
MBh Mahābhārata
Mn Manusmṛti
MW Monier-Williams（1899）. A Sanskri -English Dictionary
PDP Pandanus Database of Plants
Ṛv Ṛgveda-saṃhitā
Yājñ Yājñavalkya-smṛti
1 与“法论”（dharmaśāstra）一样，“利论”本是一类文献的通称。憍底利耶在《利论》中提到过其他一些利论学派。另外，像印度古代“治术”（daṇḍanīti，刑惩术）、“国王学”（rājaśāstra，rājanītiśāstra）、“国王法”（rājadharma）以及“政术论”（nītiśāstra）等著作，无论是独立出现还是包含于其他著作中，也都被归为“利论”。不过，以“利论”为名且流传至今的，只有这部憍底利耶的《利论》。因此，在学界，“利论”一般指文献类别，而“《利论》”则特指憍底利耶的《利论》——因为后者是“利论”之硕果仅存者。
2 在写本传统中这个名字另有一个写法：Kauṭalya（音“憍吒利耶”）。CBh、CC、CJ及CNṆ（以上简写参见后文的“缩略语说明”，下同）诸本中作Kauṭalya，而CN、CP诸本中作Kauṭilya。学者们关于该问题逐渐达到一个共识：ṭa与ṭi只是方言问题导致拼音传写相异，该问题本身无关宏旨，使用哪一个都可以。在本书中，笔者采用更为广泛使用的Kauṭilya，音译为“憍底利耶”。另外，他还有阇那迦耶（Cāṇakya）和毗湿奴笈多（Viṣṇugupta）两个名字，学者们认为，Kauṭilya是族姓（gotra name），Cāṇakya是祖姓，而Viṣṇuguta则是他的本名。
3 关于作者的传统说法主要出自本书（1.1.19；2.10.63；15.1.73以及书末最后一颂）。同时，印度许多古代作者也都直接提到憍底利耶和他的《利论》。
4 Trivandrum是西南印度喀勒拉邦（Kerala）首府，在马拉雅拉姆语原文中，trivandrum（tiruvaṉantapuram）意为“我主‘无极’之城”——“无极”（Ananta）为千首蛇神佘舍（Śeṣa）的别名。
5 此注释分上下两部分，分收于《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研究会杂志》（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第11—12期，共214页。
6 这部注释作者失考，羯曼陀伽的《政术精要》（Nītisāra）、犊子氏（Vātsyāyana）的《欲经》（Ks）、《跋支大诗》（Bhaṭṭikāvya）以及《数论颂》（Sāṃkyakārikā）都有题名为Jayamaṅgalā的注释，学者们认为，《利论》的Jayamaṅgalā注和上面同名注释的作者出自同一个叫Śaṅkarārya的注家。诃利诃罗论师（Harihara Sastri）对此有较详细的说明（Pohlus 2011, 2-6）。
7 Jayamaṅgalā与Cāṇakyaṭīkā两个注释是从马德拉斯邦东方图书馆的某个写本转写复制过的，坎格尔在出版《利论》精校本第1版（1960）与英译本第1版（1963）时，以为它们是同一注释，在校勘记和译注中将两者一概称为“CJ”。他在精校本第2版（1969）中说明了这事，不过并未在校勘记和译注中修改。
8 群主论师的CŚ注主要利用了CP、CN及CBh，他的三卷本《利论》在刊出完毕后才得到CJ与CC两注，故而未来得及使用（Pohlus 2011, 1）。
9 Dātāra, Śrī Viśvanātha Śāstrī (1991). Kauṭalīyam Arthaśāstraṃ of Ācārya Viṣṇugupta: With Five Commentaries.
10 导言中，弗利特（J. F. Fleet）对靖论师的翻译评估也较为保守。另外，群主论师在特里凡得琅本序言中对该译本做了批评（Gaṇapati Sāstrī 1923, 2），N.N.罗甚至专门发了两篇长文对该译本进行指正（Law 1931, 1932）。靖论师虽未对其英译本做大幅修订，但因为《利论》本身的重要性，在迈耶的德译本出现之前，西方学界主要都参考了靖论师译本（如韦伯的《印度教与佛教》）。
11 除加利亚诺夫外，东方学学者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策尔巴茨基、策氏弟子奥贝米勒（E. E. Obermiller）、另一弟子沃斯特里科夫（А. И. Востриков）以及奥氏弟子瑟米恰夫（Б. В. Сeмичов）都参与了译事。
12 约利在拉合尔本《利论》导言中花了两页的篇幅对全书主题做了穷举性罗列（Jolly 1923, 2-3）。
13 注家在第六篇开始的时候，将第一至五篇称为“内政分”（tantrabhāga），第六至十四篇称为“外事分”（āvāpabhāga），并在第十五篇开始的时候，将第一至十四篇称为“整个《利论》”（CŚ）。
14 参见后文“译注说明”中的“楷体”字条。
15 adhikaraṇa为“主题”或“小节”；adhyāya为“课”或“读”（印度古人讲学，弟子围绕师傅盘膝而坐，随其诵读），笔者按现代书籍编排习惯将两者分别译为“篇”“章”。prakaraṇa意为“主题”或“节”，在佛经中惯译为“品”，但译为“品”的话佛教色彩较强，也与现代读者隔膜。又因为它和“章”彼此独立，不归属于“篇—章”结构，因此又不能理解为“章”下的“节”。鉴于《利论》全书分180个prakaraṇa，且从1—180连续计数，围绕“利”这个大主题形成了一个意义的网络，因此，笔者取举一纲而万目张的意思，将它译为“目”：纲即“利”这个大主题，目即180个小主题。
16 《利论》的作者和年代问题需要一个专题来介绍、研究，无法在这里做详细交代。笔者在此罗列出一些较为重要的文献，供读者参考。质疑一方的主将为Keith（1916, 1920, 459-462）、Bhandarkar（1920）（1919年第一届东方学会议主席发言人）、Winternitz（1920, 3, 504-535；1925, 97-100）、Jolly（1923，导言）、Johnston（1929）、Stein（1921；1935；1936；1938）、Nāg（1923）、Bose（1938）、Kalyanov（1954）、Mabbett（1964）。支持传统说法的有Jacobi（1911a；1911b；1912；1920）、Shama Sastri（1909［1919］，导言）、Gaṇapati Śāstrī（1923-1925，导言）、Meyer（1926，导言）、Breloer（1927-1934［1973］，卷I & II）、Kosambi（1958），以及Kangle（1965［2010］, 59-115）。另一些学者如Kane（1990, I, 149-256）和Thapar（1961, 219-225）等则采取折中看法，即认为《利论》核心内容为憍底利耶所作或较为古老，但内容经过后来的增订。沙费（Scharfe 1993, 76）则认为“憍底利耶”在历史上或有原型，但只类似广博仙人（Vyāsa）、那罗陀（Nārada）这类“作者”一样，属托名。关于该问题最得当的总结，参见坎格尔和沙费两位学者的论述。
17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而非因为毫无节制的狡计和残酷，憍底利耶、中国的法家才和马基雅维利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