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杜拉斯的东方情结

一

十八岁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笔名杜拉斯，几乎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度过了她全部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

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1]

这份一成不变、无处可逃的炎热从此滞留在杜拉斯的血脉里，狂热又绝望，印度支那殖民地成了她的精神故乡，既是她人生的起点，又是她写作的归宿，“成了她生命的底片，西贡那散发着毒气的灿烂令她沉迷，神秘的中国城酝酿着种种被禁止的罪恶，小路上种着罗望子树，掺杂着干枯玫瑰的花毯……”[2]印度支那令她沉迷，东方的神秘给了她创作灵感，和她个人经历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东方也充满了“沧桑”“耻辱”和“身不由己”。殖民地凄凉、麻木的痛苦生活成了她以“毁灭”“绝望”“荒凉”为主题的小说理想的温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广岛之恋》《恒河女子》《劳儿之劫》《副领事》《印度之歌》《情人》等作品都带着一份绝望的爱，一抹残缺的凄美。童年的烙印是难以磨灭的，“除了童年时代，一无所有。我以后经历的一切毫无用处。斯丹达尔说得对，童年，永无尽头的童年”[3]。成年后，杜拉斯再没有回去过那个记忆中的印度支那，但她也从未离开过它，写作的时候她便回到了那里。

二

童年是她的根，写作亦从童年开始，从自我开始，从家人和家人在殖民地的经历开始。杜拉斯的东方情结首先维系在一系列充满自传色彩的作品和人物上，自身经历的故事就是一个结束不了的故事，“拔不出的泥潭”。不过，对杜拉斯而言：

在这讲述这共同的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里，不论在爱或是恨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总之，就是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其中也有恨，这恨可怕极了，对这恨，我不懂，至今我也不能理解，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世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恨之所在，就是沉默据以开始的门槛。只有沉默可以从中通过。对我这一生来说，这是绵绵久远的苦役。我至今依然如故，面对这么多受苦受难的孩子，我始终保持着同样的神秘距离。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4]

杜拉斯一直在等待，无望地等待，等待母亲如春风的手抚摩她的秀发，但母亲的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只有大哥，永远的大哥。从1943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开始，杜拉斯的作品就沾染了强烈的自传色彩，终身萦绕作家的“女儿—母亲—儿子”三角关系从此形成。我们在《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影院》《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中都不难找到偏爱长子的母亲、放荡无耻的大哥的影子。小哥哥或许是杜拉斯童年唯一的慰藉，他让她体会到贫穷却自由的童年。在那里，母亲不管他们，兄妹俩四处乱跑，爬树、抓鸟、猎猴子，像当地的越南人一样生活，讲越南话，和越南孩子一起玩耍。自然的美景、殖民地的阳光、各种气味和颜色深深地印在了玛格丽特的记忆里。但这份美好是孱弱的、短暂的，被大哥的霸道和母亲的不幸淹没、窒息了。

三

母亲一直是杜拉斯挥之不去的主题，“我写了那么多关于母亲的事。我可以说我欠了她一切”[5]。母亲的故事究其底是关于不公正的故事，是居住在殖民地的贫穷白人的故事，也折射出殖民地居民的生存状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以下简称“《堤坝》”）是第一本母亲的书，关于痛苦、绝望和毁灭的书：母亲受到“到殖民地去发财”的宣传影响后，与丈夫一道移居印度支那殖民地。丈夫病死后，她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她含辛茹苦、节俭度日，然后用十年赚下的血汗钱向殖民地当局购买了一块土地进行耕种。因为她没有贿赂土地管理局的官员，所以他们给她一块太平洋岸边的盐碱地，长不出庄稼，备受海潮的侵蚀。她没有丧失信心，她要再次向命运抗争。她抵押房屋、购买木料、雇当地农民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她自己也干。但是堤坝在海啸到来的一夕之间被海水冲毁，剩下一片狼藉。令人绝望的平原，单调而呆板，吊脚楼孤零零地立在海滩上，没钱翻新的屋顶有白蚂蚁不断落在床单上、饭桌上。饭是有得吃，只有米饭和涉禽肉，千篇一律令人作呕。平原上不断有光屁股的小孩玩泥巴，因吃青芒果害霍乱一茬茬死去，再一茬茬出生。死孩子被父亲埋在泥土里用脚踩平。多纳迪厄一家一无所有，债台高筑。母亲并非唯一受殖民地地方行政官员迫害的人：

胡志明市的殖民档案有这方面的记录。一共有几十个人，都买了这种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在坚持不懈地与绝望作斗争，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他们用泥沙和粗木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在放弃以前他们都反抗过。他们甚至试着申诉，不过一直毫无结果。[6]

堤坝就成了不公正的现实给杜拉斯打下的最初也是最深的烙印。杜拉斯的毁灭感就源于母亲的被毁，她生存的世界已被毁灭，她的家园、她的亲情还有她对生活的热望。所以她一开始就不相信爱情，甚至不承认它。在《堤坝》中苏珊对若先生有的只是羞耻感，她成了交易对象，而情人则成了金钱的化身。在二战期间写的日记中，杜拉斯这样描述她和雷奥（中国情人最早的版本）的初吻：

他突然间吻了我。我的反感真是难以名状。我推开雷奥，啐他，我想要从汽车里逃出来。雷奥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有一秒钟的时间，我紧张地如同在弦之箭。我不停地重复着：完了，完了。我本身就令人恶心……我不停地吐唾沫，我吐了一晚上的唾沫，第二天，我一想到当时的场景，还是要吐唾沫。[7]

这种羞耻感是家族和社会灌输给她的，出于白种人的倨傲，母亲、大哥还有苏珊自己都排斥中国人，但由于生活窘迫，他们无法拒绝中国人的金钱和钻戒。母亲紧紧抓住中国人送给她女儿的钻戒时双眼迸射出希望的凶光：只要有钱，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可是生活不能重新开始。母亲的青春与健康已经耗尽。在《伊甸影院》这部戏剧中，母亲默默地坐在舞台的一隅，儿女们讲述着她的过去，生活已磨平了她的锋芒，她麻木了，熄灭了。曾经如此相信殖民主义的美梦，结果却遭到了无情的背叛和嘲弄，这种痛苦从此一直深深地镌刻在多纳迪厄一家的身上，也渗透到杜拉斯的全部作品里。

四

另一个死死纠缠着她生活和作品的人物是“大哥”，她恨他、嫉妒他，因为他，她有一种被母亲抛弃的感觉。在《厚颜无耻的人》中她说：

如果没有雅克，她母亲也许留下她。不管怎样，她不会带着这样无意识的宽慰心情如此快地抛弃她。一旦她完成了对其他子女的责任，她就继续不知不觉地让大家离开她的长子，直到只剩下他一个孩子，她把全部爱倾注到他一个人身上……想到她的哥哥，她心里就有一种奇怪的痛苦。这种痛苦并不强烈，却难以忍受，她感到它像脓疮一样在她身上跳动着。[8]

大哥不仅独享了母亲特殊的爱护，还是个“败家子”，在《平静的生活》中，“热罗姆挥霍了我们的所有家产。因为他，尼古拉一直都上不了学，我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也没有钱走出布格，这也是我还没有出嫁的原因”[9]。他是杜拉斯和小哥哥生存的阴影。“母亲的殴打和大哥的殴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大哥的殴打更疼，更让我无法接受。每一次，我都觉得他简直要把我杀了，我不再是愤怒，而是害怕，害怕我的头会掉下来，在地上乱滚，或者头还在，但是疯了。”[10]他对她有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暴力，还对她的心灵造成了不可愈合的创伤。他也殴打小哥哥，不让他和妹妹亲近。他一边挥霍妹妹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钱，一边嘲笑中国人的愚蠢和笨拙，让妹妹觉得自己堕落、肮脏、罪孽深重。杜拉斯要反抗：

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这种爱是那么强烈，又那么邪恶，尤其是为了拯救我的小哥哥……大哥的生命把他的生命死死地压在下面，他的那条命非搞掉不可，非把这遮住光明的黑幕布搞掉不可，非把那个由他，由一个人代表、规定的法权搞掉不可……[11]

有大哥在，杜拉斯就只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受到压抑和摧残。只有“杀死”大哥，用刀或用文字，杜拉斯才能摆脱恐惧，走出童年的阴霾。

五

“情人”是杜拉斯笔下又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他是作家的心结，是作家追忆往昔的耻辱，同时又是矛盾的虚荣心的膨胀。杜拉斯一生都没有停止过讲述她和情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情人”生活在作家的现实和虚构之间，生活在记忆和忘却之间，无法摆脱。故事是在沙沥和西贡之间的渡轮上开始的，玛格丽特回寄宿学校，雷奥邀请她坐他的轿车。“我觉得雷奥非常优雅。他手上戴着一颗很大的钻石，穿着很罕见的纱丽柞丝绸外套。从来没有一个戴着这么大钻石的人注意过我，而且我的两个哥哥都穿着白色棉布的衣服……”[12]她受到了诱惑，钻石和金钱的诱惑。爱情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没有钱，故事就不会发生。她被“做妓女”的念头纠缠着，家庭的贫穷让她无路可逃，于是她把自己当成待价而沽的商品，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找个男人，有义务拯救家庭于水深火热：用可能的爱情交换很多的皮阿斯特。“堤坝”的梦想破灭后，又有了对情人财富的梦想，可悲的是这梦想不是玛格丽特个人的，而是整个家庭的。她为家庭出卖了自己，而家庭在她做出牺牲后唾骂她出卖了尊严，所以杜拉斯痛苦。成为作家后，杜拉斯一直致力于再现这种痛苦，她所承受的耻辱，这段黑暗模糊的经历。她要自我释放，但这种自我释放却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堤坝》中，她没有让情人用他的真实名字，没有说明他的国籍，甚至没有委身于这个富有却丑陋的男子。必须等到老了，无所顾忌了，她才敢承认情人既不是白人，也不是当地越南人，甚至在最后那本书名中点明了他的出处：《中国北方的情人》。在《堤坝》中，她对若先生没有一丝感情，除了对他本人的嫌恶和对他钱财钻石的艳羡；而在《情人》中，她却发现自己开始有点爱他了，说“以她自己的方式钟情于他”。而他也温柔地待她，倾心于她，“吻在身体，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在家里我是不哭的。那天，在那个房间里，流泪哭泣竟对过去、对未来都是一种安慰”[13]。最后，她将同一个故事美化成一个凄美绝望的爱情故事——《中国北方的情人》，充满温柔和迷乱的异国情愫。通过写作，她终于克服了羞耻感，摆脱了过去的阴影，让自己在文字里过另一种生活，一种自己可以接受，甚至有些向往的爱情。

六

除了印度支那，印度也是杜拉斯东方情结之所系。《副领事》《印度之歌》《劳儿之劫》《恒河女子》《爱》《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名叫威尼斯》，她的“印度系列”是文本—戏剧—电影的多重叙事。这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她在印度生活过，对印度很了解。但事实上，玛格丽特只在1922年、1924年、1931年、1933年几次乘坐往来于印度支那和法国本土的客轮时，在印度的几个港口有过短暂的停留。这给她留下了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因为这条航线沿途会停靠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亚丁湾、吉布提、苏伊士和塞德港，最后抵达马赛港。1973年7月13号，在格扎维埃尔·戈蒂埃和杜拉斯的第四次访谈中，杜拉斯说：“我见过一次加尔各答，那时我十七岁。我在那儿过了一天，那是一个船只的停靠站，后来，这个，我从来没有忘记。”[14]然而通过考据，1931年杜拉斯回法国的轮船并不经停加尔各答，而从她一路的行程来看也几乎没有任何中途去异地旅行的可能。

不过，在1973年7月30日格扎维埃尔·戈蒂埃和杜拉斯的第五次访谈中，杜拉斯承认存在某种虚构并解释说：“我应该马上说这种地理学是完全不准确的。我制造了一个印度，几个印度，正如人们从前……在殖民主义时代所说的那样。加尔各答不是首都，不可能在一个下午里就从加尔各答到达恒河河口。岛屿是锡兰，是科伦坡，科伦坡的‘威尔士亲王’，它根本就不在那里。而尼泊尔呢，法国大使也不可能在白天去打猎。拉合尔很远，拉合尔，它在巴基斯坦。”[15]在《印度之歌》的开篇，杜拉斯也做过类似的交代。

印度是什么？杜拉斯说是概念。不能忍受的现实，不能忍受的生活。在殖民地的生活经历和她20世纪30年代在殖民部的工作让她深刻地认识了东方，和印度支那一样，印度也是贫穷和不公正的代名词。虽然杜拉斯在印度只中途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但她只要有几个图像、几句话、爱情上的几个不忠就足已重新建构起一个杜拉斯式的印度，甚至几个杜拉斯式的印度，把它变成一种疯狂、爱情、绝望的永恒象征。

白种人的印度关心自己思想的安宁，并认为自己已对黑种人的印度还清了债。但是，白种人往往用来逃避的这种睡眠只是穷人们的睡眠在上流社会的翻版。在印度，所有的人都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一些人是为了不看到其他人的贫穷，其他人则竭力忘掉贫穷。……这个城市就像一面镜子，最终只能映照出同样生活在不幸之中的无数张脸。[16]

这个“不能忍受”的关于印度的概念从何而来？源头还是在印度支那，来自女作家在那个充满种族歧视、等级划分的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所见、所闻、所感。

同所有殖民地城市一样，这个城市里也同时并存着两个城市：白种人的城市和非白种人的城市。即使在白种人的城市里也是有差别的。上城区的外围是星罗棋布的别墅和住宅小楼，那儿是城里最宽敞、最通风的地方，却免不了带些俗气；市中心是大多数城市人口的聚集地，每年都有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年比一年高……

在那些年代里，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城市的白人区都是洁净得无可挑剔，不仅城区如此，白人也是异常干净。他们一到殖民地便学会了天天洗澡，就像天天给小孩洗身那样，还学会了穿殖民地服装：白色西服，这是象征免疫和纯洁的颜色。从此，走出了这第一步，差距就开始拉大，白种人和其他人最初的这种差别不断地增大，他们是白上加白，其他人则是用雨水、江河里混浊的水洗澡。事实上，白色是最容易弄脏的。[17]

白种人养尊处优、高人一等——闪光的汽车，精美的橱窗，舒适的咖啡馆露天座。在他们用剥削当地人创造的金钱所堆砌起来的高贵派头背后，有的是怎样肮脏、堕落、空虚的灵魂？而作为这片红土地的主人，当地人辛勤劳作，过的却是凄惨的非人生活：

千千万万当地劳动者给十万公顷红土地上的橡胶树割胶，他们流血流汗给十万公顷土地上的树开口，这些土地在被数百个富豪侵占之前就已经凑巧被叫作红土了。胶乳在流，血也在淌。可是只有胶乳是值钱的。收集胶乳就能赚钱。血却白流了。人们当时不愿去想终有一天会有大批的人来讨还血债……

这些拥挤不堪、布满尘土的有轨电车在令人眩晕的阳光下半死不活地慢慢开着，响声如雷。……这些有轨电车多是宗主国报废了的旧货……所以，没有一个体面的白种人敢贸然乘坐这样的有轨电车，万一他被人发现，他就会丢尽面子，丢尽他殖民者的面子。[18]

或许杜拉斯的深刻还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谈到这块平原上的土著孩子的白人作家，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面临着饥饿、霍乱、疟疾、麻风病，随时受到死亡的纠缠。除了安德烈·维奥里的《救救印度支那》、雷翁·威尔士和马尔罗的书，鲜有其他文字记录过殖民地的丑恶和沉重的现实。但在《堤坝》这本书中，杜拉斯“向在沼泽地里，在毒日下为法国修路筑坝最后惨遭横死的人表示了敬意。这些人被一条长形锁链锁住，单个儿根本无法逃跑。都是些饿得要死的农民或是政治犯，殖民地辅助警察的头儿给他们编了队，并且接到上面的命令，说要让他们一直干到累死为止。当时有很多人都目睹一队队警察往外拖死尸。这个故事殖民地不准讲，即使有人知道也仅限于口头流传，没有任何文字记载”[19]。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胡志明市，一些上了年纪的文人在谈起《堤坝》这本书时还会泪眼婆娑，因为他们在这本书里看到了自己民族曾经的耻辱，就像女作家看到了自身耻辱的过去一样。

在《副领事》《印度之歌》《劳儿之劫》《恒河女子》中永恒的女乞丐形象也体现了杜拉斯对这片红土地上穷人生存状况的关注：那个怀了孕的瘦削女子，那个饥饿得要靠吃酸芒果、青稻谷、死鱼和骨头维持生命的女人，那个“疯女人”。和印度这个国家给人的感觉一样，这是“一种彻底被抛弃的感觉”，殖民地就是绝望本身。杜拉斯笔下的印度无疑是一种虚构，但这种“虚构即真实”，是艺术的真实。

在白种人世界和当地人世界的夹缝里生存的是像多纳迪厄一家那样“没有发财的白种人”，他们住在上城区与当地人居住的郊区之间的地带。“他们是名不副实的殖民者，被打发到这一角落。这一带的街道两旁没有树木，没有草坪。白种人经营的商店被土著人的格子间取代，这些格子间的奇妙造型是若先生的父亲发明的。街道每周只洒一次水，满街都是笑笑闹闹、吵吵嚷嚷的流动商贩，他们在热烘烘的尘土中大声叫卖。”[20]贫穷首先是不幸的，而身为白人，贫穷就更加让人无法忍受，因为它是“耻辱”的标志，既得不到上层白种人的认同，又得不到下层当地人的接受。就像洋人看不起假洋鬼子、假洋鬼子看不起阿Q，富有的白人看不起贫穷的白人，而贫穷的白人居然还看不起富有的当地人。所以杜拉斯内心是失衡的，母亲既让她敬重又让她感到羞耻，情人既让她鄙夷又让她神往；在道德和价值的巨大落差里，杜拉斯选择了写作，或许写作就是杜拉斯的“精神胜利法”罢！

七

20世纪50年代末，玛格丽特·杜拉斯应阿兰·雷乃（Alain Resnais）之邀撰写《广岛之恋》的剧本和对话。剧本和影片首先展示的是一对男女在“欲海情焰”中交缠的躯体和“情欲得到满足后的汗水”[21]，在一家旅馆房间，他们在谈论广岛。“她”对“他”说她在广岛看见了一切，而“他”反复对“她”说她在广岛什么也没见到。但“谈论广岛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谈谈不可能谈论广岛这件事”[22]。原本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偷情故事：偶遇，一夜风流，醒来后各奔东西，男的已经结婚，且有孩子，女人也是有妇之夫，也有孩子。但不普通的，是故事发生在世界上一座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城市：广岛。杜拉斯在“剧情”中坦言这是影片的主要意图之一，“它打破了用恐怖来描绘恐怖的手法”，让“恐怖在劫后的灰烬中获得新生”，和“一种必须是独特的而又‘令人赞叹’的爱情糅合在一起”[23]。因为在这座罹难的城市，性欲、爱情、不幸，这些人类普遍具有的东西会淋漓尽致、毫不掺假地表现出来。他们谈论了彼此的生活，他们的过去，是曾经的灾难让他们在迷乱的情爱和深深的绝望中相拥，沉默，呼唤彼此的名字。最后，她对他说：“广岛。这是你的名字。”他回答，“这是我的名字。是的。你的名字是内韦尔”[24]。

一段没有结局的爱情在一个废墟的城市，“她”带着法国内韦尔的创伤来到广岛，在这座曾经在九秒钟内有“二十万人遇难，八万人受伤的”城市里，“她”得到了自我痛苦的释放。广岛的不幸，内韦尔的不幸，其实就是世界普遍的不幸。作为“介入”的作家，杜拉斯有很深的社会责任感。《广岛之恋》的主题因此首先是反战，尤其是反核战，其次才是情爱和欲望。她揭露，她抨击，她希望“整座城市从地面上被掀起，落下来化为灰烬”的悲剧不再重演（never Never），她不希望看到世界变成一片丢着“一包‘和平牌’香烟”的沙漠。

从印度支那到中国情人，从印度到广岛，杜拉斯一次次重复相同、相似或相矛盾的故事。虽然写的是东方，却少了皮埃尔·洛蒂式的异国情调，因为对杜拉斯而言，印度支那是故乡，东方是她情感的维系，她生活在“自身的故事”里，生活在记忆中的“东方”，一个已逝的、“概念”的东方。虚实间有多少是真实，多少是虚构，多少是历史，多少是传奇？我们无法全然探究其间的真伪：书中的故事还是生活的故事。或许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杜拉斯让我们认识了东方，东方让我们认识了她。

2004年1月，陶园

注释

[1]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页。

[2]同上。

[3]米歇尔·芒索，《闺中女友》，第165页。

[4]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乌发碧眼》，杜拉斯著，王道乾、南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5]玛格丽特·杜拉斯，《外面的世界》，袁筱一、黄荭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451页。

[6]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参见前注，第63页。

[7]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档案。

[8]玛格丽特·杜拉斯，《厚颜无耻的人》，王士元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9]玛格丽特·杜拉斯，《平静的生活》，俞佳乐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页。

[10]同上。

[11]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乌发碧眼》，参见前注，第8页。

[12]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档案。

[13]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乌发碧眼》，参见前注，第40页。

[14]玛格丽特·杜拉斯，《话多的女人》，吴岳添、廖淑涵译，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15]同上，第184页。

[16]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徐和瑾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17]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谭立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19—120页。

[18]同上，第121—121页。

[19]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参见前注，第58—59页。

[20]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参见前注，第122页。

[21]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恋》，谭立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2]同上。

[23]同上，第4页。

[24]同前，第173—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