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迷奸杀人案中案

我的同事杜勇做过公诉人，他曾说，检察官真正的作用，应该是一个发声筒：“正义并不沉默，只是遇到阻力，被迫消声。检察官要替死者、替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的同事杜勇做过公诉人，他曾说，检察官真正的作用，应该是一个发声筒：“正义并不沉默，只是遇到阻力，被迫消声。检察官要替死者、替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如杜勇履新时受理的一起立案监督“案中案”里，几条“穿西装的蛇”极力掩饰着他们的阴暗面，而一个个女孩在他们丑恶的罪欲之中，沦为悲惨的牺牲品。而杜勇则勇敢地为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

2018年初冬，检察院实行内设机构改革后，杜勇调去了立案监督部门，此前他做了十年的公诉人，办过许多大案，经常在电视新闻里出镜。

刚到新部门不久，杜勇就遇到了一桩棘手的案子。那天上午9点多，杜勇接到一个电话，是控申（控诉申诉）大厅的老朱打来的，说大厅外面站着一个老太太，自称叫“曹桂芳”，指名要见杜勇。天气湿冷，零星的细雪打在老太太的银发上，老朱想搀着她往里面引，可还没踏出门，老太太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老朱说，要是见不到杜勇，就一直跪到天黑。

好事的人们在门外围观，老朱让大家赶忙散了，又打电话向杜勇求救：“杜检，您认得这个老太吗？”

“曹桂芳……”杜勇念叨了一会儿，说还真不记得。

杜勇赶到控申大厅，赶紧去扶曹桂芳。老人见到了杜勇，这才吃力地爬起来，说：“我是为女儿周雪萍来的。”

“周雪萍？”杜勇还是没想起来是谁。

“我前天去过律师那里，是蒋律师叫我来找你的。他跟我说，这个案子他接不了，说你调到新部门，让你给看看我女儿周雪萍的案子。”

“蒋宏伟？”杜勇问道。曹桂芳怔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

蒋宏伟是市里的大律师，杜勇曾和他交过手，“在法庭上，这是一个难缠的宿敌。我当时也不明白老蒋这次到底想干什么，还以为他输给我，心里不服，想再试探一下我的能耐”。

杜勇带着曹桂芳步入大厅中央，让她讲讲诉求。也许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讲了十多分钟，一直前言不搭后语，杜勇听得云里雾里，只能抓取几个关键词：“杀人”“强奸”“逍遥法外”。

曹桂芳说，女儿出事之后，自己像患上抑郁症，“想哭也哭不出”。每到后半夜，她便独自枯坐在床沿，凝望着老伴挂在白墙上的照片。平日里，她有时精神恍惚，意识不清，情绪一激动，就无法正常表达。

杜勇问她有没有文字材料。曹桂芳这才突然意识到，前天把材料落在律师事务所，律师给她打过电话，但她忘了接，材料也没拿回来。曹桂芳急坏了，杜勇安慰了几句，说这件事好办，“我等会儿给老蒋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杜勇让曹桂芳在登记簿上写自己的家庭住址，无论情况如何，他会书面告知检察院的处理结果。不料，曹桂芳却说：“地址不用留了，我过几天还会来这里。杜勇检察官，我相信你会给我女儿讨回公道。”

回到办公室，杜勇拨通了蒋宏伟的电话，这才搞清楚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曹桂芳的女儿叫周雪萍，在一家名企做行政工作，自称长期受到领导朱正嵘的性骚扰。2018年8月的一个雨夜，周雪萍说自己在公司加班结束后，被朱正嵘强奸，但出于种种顾虑，她当时并没有选择报警。此后，她常常受到朱正嵘的骚扰和威胁，周雪萍忍无可忍，最后做了傻事，想要捅死朱正嵘，结果杀人未遂被刑拘，“后来案子被移送到你们检察院”。

“那周雪萍被批捕了没有？”杜勇随口问道。可蒋宏伟的回复让他大跌眼镜：“没有。我找人问过，她患有精神疾病，案子的承办人向法院做了强制医疗申请。老太太觉得朱正嵘肯定强奸了自己的女儿，否则女儿不会动手要杀他，就去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老太太手头也没有证据，女儿也被抓了，所以就没立案。”

当时，曹桂芳跑了几个律所，都没有结果，后来她在法制新闻里看到了关于蒋宏伟的报道，托人在网上查了律所地址，辗转找了过来。

不巧那几天，蒋宏伟正好在电视台录制节目。每天一大早，律所刚开门，曹桂芳就进来等着，茶饭不进。负责接待的见习律师只得给蒋宏伟发信息，让他务必回来一趟，蒋宏伟这才听曹桂芳讲了情况。

“那时候我听完，也挺同情这个老太。曹老太以前是知青，支援过边疆，回城以后，退休金也不高，现在女儿又在强制医疗所。她想给女儿要个说法，让侄子把存折里的钱全部取现，怕付不起律师费，还管亲戚借过钱。我看到她又瘦又小，背着一个大号的黑色行李包，里面放着现金，样子很可怜，就让助理给她叫了一部网约车，想把她送回家。”

“那你怎么让老太太过来找我？”杜勇有些疑惑。

“这个你别误会，我这不是踢皮球，也没必要。前阵子我听同事说，检察院搞部门改革，你调到了立案监督办公室，这个案子你们有管辖权。而且这个案子，不给个明确的答复，老太太是不会死心的，到时大家都烦。要是案子有了新进展，以你的性子和人品，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法庭上，我们俩是对手，打过几场仗，私下里，我相信你的为人。”

蒋宏伟告诉杜勇，这个案子最难办的是——第一，周雪萍患有精神分裂症，她控告朱正嵘强奸的事情，无法被有效证实；第二，老太太一口咬定是朱正嵘强奸了女儿，她找人联系过周雪萍以前的同事，很多人都说不知情，或者保持沉默。

曹桂芳的控告案与周雪萍故意杀人案存在关联，于是杜勇在业务系统中调阅了周雪萍案的强制医疗案件审查报告，获知了案情的全貌。

二

2018年8月底，周雪萍的情绪忽然很低落，经常疑神疑鬼，说自己老是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旁边。曹桂芳询问后才得知，女儿在单位被领导玷污了。

在卷宗里，周雪萍供述称：“朱正嵘骚扰女下属这件事，整个部门都知道的，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很多同事都被他骚扰过，申请调离部门，我刚来部门没多久，他就借口找我谈话，刚见面就摸我的大腿。后来有天晚上，我加班到10点多，下班的时候，朱正嵘还没走，说找我谈点事，却不让我去办公室，而是在一个类似于消防通道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废弃的纸箱，没有摄像头。朱正嵘把我按在那里，捂住我的嘴巴。他的上衣没脱，裤子却解开了。我想推开他的身体，叫他不要碰我，但他的力气很大，最后把我强奸了。他放开我以后，那些纸板箱都倒在两边，我抓过一个挡在前面，躲在后面哭，看他提裤子、拴皮带，对着我笑。”

随后朱正嵘还威胁说：“你就报警吧，我知道你也不敢。我认识公安局的领导，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自己，饭碗都没了。”

周雪萍对承办人说，自己当时很胆小，确实怕朱正嵘日后给自己“穿小鞋”，只能忍着委屈。从那以后，每天上班她不得不面对朱正嵘那张嘴脸，觉得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她总怀疑自己被朱正嵘骚扰，同事们实则都看在眼里，却集体保持沉默，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她。那些曾被朱正嵘欺辱过的女人，如今却“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她。

再往后，每到下班后，周雪萍都躲在厕所里不敢回家，生怕撞见那个“笑脸恶魔”。她坐在马桶上偷偷地哭，不敢哭得太大声，怕别人听见，直到单位的同事几乎全都走光，才逃也似的回了家。

周雪萍说她怕母亲多想，总把自己锁在屋里。有时母亲敲门询问，她就说自己工作压力大，“想要一个人待会儿”。某个失眠的深夜，她看了一部国外的犯罪电影，血色炼狱般的镜头扎进心底，她产生了杀人的念头，“想一刀一刀把他凌迟”。然后她就看见一个穿白色短袖的小男孩坐在床沿，两条小腿荡在床边，对她说：“姐姐，你应该杀掉他。”关于这个“他”，周雪萍确定是朱正嵘。

不久后，周雪萍就在附近的大卖场买了一把水果刀。

案发当天，周雪萍穿着一件白色外套和淡蓝色破洞牛仔裤，刀藏在咖啡色的包里。那天中午，朱正嵘再次把她叫到办公室里，还问她：“为什么背着包进来？”

周雪萍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朱正嵘那张油腻的脸在正午阳光的映射之下，显得猥琐又滑稽，她不禁“嘿嘿”笑了起来，神情有些怪异。后来她对警察和鉴定人员说，自己在那一刻又听见了小男孩的声音，在她耳边说：“就是他，你要杀掉他，杀掉他……”

周雪萍的怪笑声让朱正嵘心慌，他赶紧叫下属把这个疯女人拉出去：“快点打精神病院的电话，这个女人疯了！”听见身后有人进门，周雪萍来不及多想，连忙抽出藏在包里的刀，挥刀猛砍他的头。朱正嵘吓得蜷缩在角落里，用转椅抵挡在身前，几个男同事合力拽住周雪萍，朱正嵘的助理报了警。

目击同事对警方描述称：“被警察带走时的周雪萍披头散发，像女鬼一样，很吓死人的，她大声朝我们喊‘你们为什么不救救我呢’。”

周雪萍的案子被移送到检察院，承办人问她：“你觉得自己的精神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在精神方面没什么不正常的。我父亲是有精神病的，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我身边，可是我不敢对别人说，也不想去医院检查，怕别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周雪萍回答。

2018年10月底，周雪萍被刑拘，之后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被送往市强制医疗所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曹桂芳证实，周雪萍的父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十五年前死在了郊区的精神病院里。

看到这里，杜勇叹了一口气。

次日9点，曹桂芳又来了。这次她坐在控申大厅，一见到杜勇，就急切地起身问他：“检察官，我女儿的案子有希望吗？能不能把那个畜生抓起来？”

杜勇摇了摇头，说由于证据不足，而且周雪萍患有精神病，存在被害妄想的症状，派出所具有充分的不立案理由。检察院的书面答复已经拟好，正在报上级领导审批，马上就会寄到曹桂芳的手中。

“你是检察官，你懂法律，可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我不懂法，只想替我女儿讨个说法。女儿在外面受欺负了，哪个母亲会不管呢？”曹桂芳抹着泪，说得咬牙切齿。

杜勇只得继续安抚：“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女儿被坏人欺负了，我肯定也会愤恨，这是人之常情。可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轻易跟你许诺，说朱正嵘一定会被抓起来。没证据，咱们不能冤枉任何一个人。”

曹桂芳不再说话，她失望地看了一眼杜勇，转身走出大厅，步履蹒跚。那是个灰暗无光的冬日，控申大厅外面行人稀少，阴冷的风声像呜咽，杜勇望着老人佝偻的背影，心里有些发酸。

“法律人眼中的世界是由证据构成的，这话不假。可这不代表检察官是冷冰冰的机器，那样就没人味了。”后来杜勇告诉我，自己原以为曹桂芳控告的案子就此尘埃落定，没想到却迎来了转机。

三

没多久，杜勇受理了一起立案监督案件，被控告人正是朱正嵘，“这一次控告人叫董燕，事由和曹桂芳替女儿反映的一样，还是控告朱正嵘强奸”。

董燕在控告材料中反映，2018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公司的人几乎走光，自己也快要下班了，朱正嵘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办公室里，忽然抓弄她的右胸部。随即两人争吵后推搡起来，朱正嵘把她压倒在身下，即将进行强奸时，由于董燕的激烈反抗而未遂。事后朱正嵘让董燕不要报警，称自己愿意花钱私了，但董燕依然决定去派出所报案。然而，派出所却不予立案——董燕身上没有伤势，且朱正嵘反复声称两人是情人，此前也发生过性关系。

杜勇很快受理了该案件，他认为公安的不立案文书中虽然写有被害人董燕没有伤势，但实际上董燕的脖子和手腕上有掐痕，案发后的当晚她让家人拍了很多照片，可以与她的指控相互印证。其次公安机关存在尚未全面搜集证据的情况，要求其说明不立案理由。不久，公安局专门送达回函，并命令民警对朱正嵘展开调查，最终将其刑拘后报捕。

杜勇赴看守所提讯朱正嵘，这位某名企的小领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公诉干了十年，有老实坦白的，有胡搅蛮缠的，有哭闹耍泼的，还从来没见像他这种的。”

杜勇说，那天上午他自己站在监区门口，等管教民警带朱正嵘来。监区采光不好，光线昏暗，所有人像站在阴影里，很快，就看见一个灰黑色的人影慢悠悠地挪着步子，看上去迟疑不决。快要靠近管教的时候，朱正嵘开始抬手梳理头发。

“这个人很注重形象。手头没有梳子，他就赶在戴手铐之前，给自己简单打理一下，不让自己看起来太颓废。”杜勇事后回忆称，朱正嵘有一张标准的国字脸，高耸的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右眼有点斜视，头顶已半秃，露出油汪汪的头皮，刚才他从左边匀过去轻薄的一撮发丝，显得欲盖弥彰。

踏入提讯室，朱正嵘也不着急坐下，像领导视察一样，仰头扫视着室内环境。杜勇打开中间那道铁门，指了指不锈钢的讯问椅说：“坐吧。”

朱正嵘刚坐定，就用力清着嗓子，十指交叉，嘴巴微张，似乎正要准备发言。

杜勇见状又好气又好笑，估计朱正嵘在单位当惯了领导，哪怕到了看守所，也要虚张声势，把接受讯问弄得像领导开会。结果朱正嵘开口第一句话，把杜勇问得有些懵——“我能不能投诉？”

“你要投诉什么？反映看守所的问题，你可以联系这里的驻所检察官，或者我帮你代为转达。”杜勇说。

朱正嵘摇了摇头，说：“我不是要投诉这个。毕竟是看守所嘛，床铺挤了一点，伙食也一般。我是想投诉民警。”

“你要把话讲清楚，到底是投诉看守所的管教，还是你案子的承办民警？”杜勇察觉到朱正嵘想绕弯子，声音变得冷硬，“别纠结这些没用的，来说说你的案子吧。”

“我要投诉民警陈智宾，公安承办人。检察官你自己也可以问他，这个强奸案我是不认的，那是被他吓得，我在公安那里做的笔录都是假的。”朱正嵘的表情“看起来恶狠狠的”，说得脸红脖子粗，全然没了刚才的“风范”。

“陈智宾他把你怎么了？”杜勇认识陈智宾，那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民警，肩章两杠三星。凡是他承办的案子，都查得很细，证据过硬，也从没有刑讯的情况。

“这个警察他骂我，而且骂得很难听。”朱正嵘继续“投诉”。

“他是怎么骂的？有没有发生刑讯逼供的情况，你必须讲清楚。警察刑讯逼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有顾虑，也不要冤枉陈智宾。”杜勇平静地说。

“刑讯逼供倒是没有。”朱正嵘摇了摇头说，“就是凶巴巴的，把我吓得都不敢讲话。”

杜勇不再理会，直接问他：“你对自己的案子有什么想说的？”然后示意身边的助理准备做笔录。

朱正嵘直呼冤枉：“强奸传出去多难听，到时候就算法律还了我清白，名声也臭了。我请了市里最好的律师，是蒋宏伟的徒弟，叫他赶紧给我办取保候审，我要告董燕诽谤。”

“你以前是不是有个叫周雪萍的下属？”

此时，朱正嵘故意清了清嗓子，反问道：“她跟我的案子有关系吗？”

“有人向我们部门控告，说你在今年8月某天晚上强奸了周雪萍，这件事是否属实？”杜勇说。

“怎么可能属实？周雪萍这个人平常就神经兮兮的，我怎么会去招惹这个祖宗？估计是有些人看我晋升了，就想往我身上泼脏水，见不得人好嘛。”

“那你跟董燕又是怎么回事？”杜勇转回原来的问题。

“我跟董燕其实是情人关系，以前上床也是她自愿的。那晚我们吵了一架，我跟她的身体是有接触的，但绝对不是强奸。”话刚说完，朱正嵘又重复了刚才的话：“我是被冤枉的。”

“你们的聊天记录可不是这么说的。”杜勇说。

“什么聊天记录？”朱正嵘有点吃惊。

“董燕在案发后提供了你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你跟她说过，不要报警，最好用钱私了。有个地方要提醒你：对于这个案件，案发情况正常，董燕也经过公安询问和市院的测谎，排除了报复陷害的可能性。如果确实存在强奸行为，这种情况叫未遂。同时根据董燕的陈述，你的案子也有保底罪名，叫强制猥亵。”杜勇凝视着对面的朱正嵘，故意放慢语速。

朱正嵘陷入沉默。半分钟后，他叹了一口气，把那天夜里对董燕犯下的罪行一五一十地全部交代了。

朱正嵘被检察院批捕之后，杜勇向公安机关制发了一份继续侦查提纲。

在提纲中，杜勇首先要求民警将董燕的110报警记录附卷备查；其次“进一步排除朱正嵘笔录中的矛盾点，比如朱正嵘称自己是董燕的情人，但董燕矢口否认，要询问朱正嵘为何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其三是按时间顺序，重新梳理朱正嵘和董燕在案发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记录。

等到杜勇第二次提审时，朱正嵘已经顾不得形象了，油黄的秃顶彻底暴露在外面，像骄傲的公鸡被砍了红冠。态度也不像初审那样“摆出一副大领导的派头”了，反而不住地叹气，目光闪烁，跟杜勇对视的时间不超过半秒，便把视线转向别处。

杜勇指着身边的助理小程，提醒朱正嵘说：“现在他在笔记本上打的是终审笔录，你有什么想要坦白的，就要尽快说。”

朱正嵘在审讯时全程都很配合，“我现在非常后悔，愧对自己的家人，希望到时候检察官可以跟法院说情，争取减轻自己的处罚”。

“认罪认罚不是嘴上说说的。”杜勇想起周雪萍的母亲曹桂芳，对朱正嵘讲，“周雪萍说你强奸了她，这件事你再回想一遍，想起来了就说实话。”

“可能有吧……我好像记不得了。”朱正嵘说周雪萍在他面前发过精神病，自己都快被吓傻了，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做过。

“到底有还是没有？自己做的事，现在记不清楚了？”杜勇厉声说道。

朱正嵘搔着油腻的头顶，说：“我跟你讲实话，其实我在性方面有点问题，顶多对她毛手毛脚，在心里头过过瘾，但是我真的没有强暴她。她自己有精神病，虚构了一个故事，这个不能赖在我身上。”

“有没有检举揭发？”杜勇问他。按法定程序，办案人员通常在审讯即将结束时，要问这个问题。

在杜勇以往的经验里，大多数嫌疑人会直接说“没有”，另一些嫌疑人急于立功，却忘记对方的真实姓名，只记得绰号，最后徒劳无用。还有少部分人的检举揭发，往往能引爆另一桩藏匿的隐案，杜勇未能料到，朱正嵘就属于最后一种——

“我要揭发我的领导丁之盛。”

四

说出那句话时，朱正嵘的表情像是刚搬完重物一样疲惫，似乎经历了很大的思想斗争。他交代称，自己是由丁之盛提拔上来的，对这个贵人又敬又怕：敬的是丁之盛在公司的地位，甚至有同事传言他常年和官员们打交道，人脉四通八达；怕的是丁之盛的为人，在朱正嵘的供述中，丁之盛的性格阴晴不定，“而且用药品迷奸过别的女人”。

“讲得具体一点，什么时候开始的？”杜勇心里一沉。

“2018年夏天吧，具体时间我真的记不清了。”朱正嵘向杜勇交代称，丁之盛和他私交很好，周末两人经常去郊野钓鱼，“我们两个男的，聊久了就喜欢聊点荤的东西。那天上午我告诉他，前阵子我加入一个聊天群，里面的内容都很刺激，之后就把他邀请进了群。”

丁之盛进来后不久，群主准备散群，让成员们使用一款冷门的聊天软件。成员们平常在新群里分享偷拍和迷奸视频，聊天使用暗语，比如“0.25”、“七”和“力水”。朱正嵘不解其意，“反正就感觉他们已经开始在做犯法的事情”。

“那你明知他们是在犯罪，为什么还参与进去？”杜勇问。

“如果你知道了我的经历，就知道背后的原因了。”朱正嵘立刻开始痛诉起自己生活不易：人到中年，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老婆骂他没出息，混了大半辈子也没什么动静，还为了“无性婚姻”跟他闹过一次离婚。女儿被送到国外留学，也不给他打电话，似乎很不待见他。

朱正嵘说，自己一直活得很压抑，就想找点刺激，偶然间加入的社群便成了最合适的宣泄渠道。

当然，他同时还在为自己狡辩：“是被那些人（成员）带坏的、传染的，自己在性方面存在某些障碍，可越觉得自己不行，就越想证明自己。”这个欲念产生后，他便忍不住把身边的女下属当作猎物。

朱正嵘说自己后来才知道，群里聊的那些东西都是国家严格管制的精神类药品，也就是传闻中的“迷奸水”。“他（丁之盛）用账号私聊过我，说他想买这些东西，不方便收货，叫我用自己的号帮他弄。我已经意识到这些东西是犯法的，可这个时候，也没办法拒绝他了。”

“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还能找到吗？”杜勇皱起了眉头。

“找不到了……”朱正嵘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神情懊丧，“那个软件不保存聊天记录的，他后来也注销了。”

“转账总不可能还用这些软件吧？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交易流水？”杜勇问他。

这时朱正嵘没说话，过了好久，才轻声细语地说：“我看他有这种特殊癖好，正好公司那阵子要搞人员调动，我想再升一级，那些迷魂药就当成给他的贿赂，也就没让他转账。丁之盛说买了以后他要试试，我不知道他讲的试试是不是拿女人下药，后来我们聊天才知道他已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提讯室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朱正嵘表情很惊恐，杜勇的眉头也越蹙越紧——若朱正嵘的供述为真，那么丁之盛涉嫌的是一桩隐案，隐匿的聊天软件、迷奸药水、代替收货，这些都让深挖的难度加大，加之强奸案现场的特殊性，并且被害人被迷倒后意识不清，或者案发后不愿报案，这些限制因素都会让取证遭遇重重阻碍。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迷奸过别人的？”杜勇振作起精神，继续追问道。

“因为他用别的软件跟我提起过这件事，看上公司里几个年轻的女孩。后来我跟群里其他人聊天才知道，原来丁之盛私下里跟卖药的人交流很频繁，还私发过一些迷奸的视频，来满足自己的性刺激。我就让对方把视频发过来，一开始他要50元，我在支付宝给他转了账。我看了那个视频，差不多两分钟不到，发现那个女人就是公司里的同事，也难怪他（丁之盛）没发在群里。”

那天之后，杜勇很快将朱正嵘提供的线索材料移交给了公安局。“丁之盛相当于朱正嵘的同案犯。”经过开会讨论后，部长将丁之盛的案子指定给杜勇承办。杜勇也预感到，自己将面临一个难缠的对手。

丁之盛被刑拘后不久，他的案子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提请逮捕。

杜勇告诉我，提讯时与嫌犯面对面，总免不了要对视。过去，杜勇曾对视过很多眼睛，有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也有耄耋之年的嫌犯，有的茫然呆滞，有的轻蔑，有的躲闪，可唯独丁之盛的眼神，让他印象深刻，“人莫予毒，非常嚣张的眼神”。

如杜勇所料，丁之盛交代不诚，“颠倒黑白的功夫远超过朱正嵘”。没多久便开始抗拒审讯，杜勇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很长一段时间，丁之盛都把头仰靠在铁椅子上，高扬起自己的下巴，“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睨着杜勇，说：“这个案子关系到你自己的前途，市里的领导，我都认识的。你一个小检察官，不要以为这么点证据，就能办得了我。”

面对丁之盛的轻蔑，杜勇并不气恼，反而给了他一个微笑，然后说：“这种无力的威胁代表抗拒审讯，这只会对你日后的量刑有影响。只要触犯刑法，该判刑就得判刑，这跟你认识检察长还是政委没有关系。不管你上头有什么人，我们的背后有国家。你也用不着说这些废话，公安他们会继续侦查。”

眼看施压无效，丁之盛不免有些愠怒，他强装镇定，提讯陷入漫长的沉默，一直熬到审讯结束。在签字确认笔录的时候，丁之盛抬头瞅着杜勇，鼻子冷哼一声。

那次审讯后，杜勇的确经历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怪事。2018年11月中旬，杜勇刚开车进检察院，保安就拦住他，说有他的快递，今早刚到。杜勇将包裹拆开后，发现一些精致的礼品和一张购物卡。他提着包裹就走进了院纪检办公室，纪检组组长让他像固定证据一样，对着礼盒拍了几张照片，建议他将礼品原路退回。

杜勇联系了快递公司，此时他的座机响了。对方自称“是丁总的朋友，以后也是你的朋友”，还说“今天是小的见面礼，希望您行个方便，我们不会忘了您的功劳”。

“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知道座机号码的，也不知道你要我立什么功劳，我只知道你以后再这么骚扰，很可能会坐牢。”杜勇说完，扔下话筒。

电话刚被掐掉，杜勇又接到一个电话，是蒋宏伟打来的，一接通杜勇就毫不客气地说：“老蒋，你徒弟给朱正嵘当律师，为了弄一份刑事谅解书，老是纠缠着董燕，这事我正想要找你算账。今天我还接到一堆莫名其妙的电话，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电话是不是你给他们的？”

听完杜勇遇上的“怪事”，蒋宏伟也沉默了。

“既然接了这个案子，我就办到底。”杜勇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对蒋宏伟说，“你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阻力，人们的嘴巴有时候会被捂住，猜到的人不能明说，知情的被逼得只能沉默。两天前我就通知市局了，这一次，我们要公检联合，把案子彻底查清楚。”

“那时候老蒋还说我，那么多年了，我这个臭脾气还是没改。我说，法律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过，说检察官不能有自己的脾气性格，法律人首先他应该是一个人，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活生生的人，不是一台只会报法条的机器。有些事可以妥协，有些事绝对不能退让。刑诉法规定，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没有证据，不能冤枉任何人。但只要这个案子事实清楚，有证据链，就一定要把他（丁之盛）抓起来。”杜勇后来告诉我。

就在那天下午两点半左右，杜勇的座机又响了。公安那里传来捷报：一名叫“程江”的嫌疑人要揭发丁之盛的罪行。杜勇顺口问道：“他想要揭发丁之盛什么案子？”

“杀人。”

五

就在半个月前，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郊区的荒草堆中发现一具女尸。当天上午10点13分，公安局刑侦二支队赶赴现场。根据现场勘查笔录，女尸躺在草堆中央，躯体被肮脏的彩条布掩盖，身着一件黑色的工作制服，衣物口袋有被翻动的痕迹。

由于案发现场位置偏僻，草堆旁边是一条无名小路，附近并未增设道路监控，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难度。因为无法确认尸源，公安局在案发地及周边发布了协查通告。同时，民警对工作服的品牌和款式做了调查，联系县里的服装厂。负责人说，这种制服是当地一家名企专门定制的，由厂方直接发货。

民警前往调查后，起初该公司里的员工都摇头说“没印象”，后来人事部的经理看了照片，才说：“这是我们的实习生，叫刘娅，在我们公司实习了一个月不到。后来有天晚上，她给我发微信说老家有急事，以后就不来公司了。那时我很生气，说要走正规流程，好歹写个请假单吧？没想到她就把我拉黑了。”

有同事称：“前一个星期，公司办了一个酒会，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程江跟刘娅聊了一会儿，后来他们两个就不见了。”

程江是公司的一名业务员，有时给丁之盛当司机。自从那天酒会结束后，丁之盛就把他换掉了，程江自己也不见了踪迹。民警经过综合研判后认为，这个程江有重大作案嫌疑。

次日一早，办案队火速赶往程江的户籍地将其抓获。程江到案后供述，自己逃回老家，是为了看家人最后一眼，见儿子娶了媳妇，心里就踏实了，正准备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没想到你们的速度那么快”。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民警在押解之前问他。

“知道的，到时候我检举揭发可以争取减刑吗？”程江连忙追问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程江一坐进讯问室，开口就说：“我要检举一桩杀人案。”

程江供述称，案发当晚，丁之盛吩咐程江在晚会结束后，把刘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天丁总跟我打过招呼，晚上由朱总当他的代驾，他们俩要在车里谈点私事，不方便让我在场，叫我自己先行回去。”

程江刚准备离开公司，忽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丁之盛的车里，于是中途折返到停车场，看到车辆还停在那儿，就径直走过去。刚走到那里，他就隔着车窗望见丁之盛惊恐万状的脸，后座上还躺着昏迷的刘娅。

“丁总很生气，问我为什么突然回来。我说有东西落在车里了。他警告我，今晚的事不准对任何人说，不然会找人做掉我。然后他说刘娅的鼻子早就没气了，现在送医院抢救也来不及了，叫我赶紧开车把她（刘娅）扔到没人发现的地方，还让我把事情做得干净一点。事后他会在我的账户里打20万元作为辛苦费。”

“当时为什么不报警？”民警问他。

程江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段时间他的儿子正好要娶媳妇，张罗酒席需要用钱——“看到丁总许诺说要打给我20万元，我就动心了，觉得他不可能反悔。接着他把刘娅的手机塞到我手里，叫我应付她的家人。我开车到郊区，后座那里躺着一个死人，我心里变得很慌张，一时想不到合适的抛尸地点。后来我想到有个地方是荒野，全都是杂草丛，没有摄像头，平常也没什么人。我就把刘娅的尸体扔在草堆里面，想用打火机焚尸，可又怕被人发现，就马上开车跑了。后面几天，我都心神不宁的，20万元一打到账上，我就跟单位请了假，连夜逃回老家了。后来我自己用手机查了才知道，帮人抛尸也要坐牢的，何况我手上还拿着刘娅的手机，迟早会被抓住。”

“那时候我真是没想到，丁之盛的案子深挖到最后，竟然涉及一条人命。像这类重大案件要报送市检察院管辖，在这之前，我要去看守所找丁之盛再做一次笔录，用来写报送意见书。”杜勇告诉我。

2018年12月，杜勇在看守所里第二次见到了丁之盛。

“你的案子要报送给市院管辖了。”

丁之盛显得不耐烦，急忙找到讯问椅坐下，说：“我问了驻所检察官，他说律师给我办取保是不可能了，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可能了。”杜勇说，“刘娅你认识吧？你们公司的一个实习生，长得很漂亮，在公司酒会上当过主持人。”

丁之盛摇了摇头。

“那程江呢？你不会把自己的司机都忘掉了吧？”杜勇追问。

丁之盛挑了挑眉毛，装作一副不屑的样子，对杜勇说，程江背地里说他坏话，让他很失望，就把程江赶回老家了，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你们不能干涉这个”。

“那你买0.25是怎么回事？”杜勇问他。（这个“0.25”学名叫三唑仑，是“迷奸药”的一种。）

丁之盛歪着头，反问道：“我承认自己确实交易过这些药品，那是因为我睡眠不好，这也犯法吗？”

杜勇对他干脆做了释法说理：“原先有人揭发你使用三唑仑迷奸女同事，这其实涉及两个罪名，一个是欺骗他人吸毒罪，是你的手段行为；一个是强奸罪，属于目的行为，这时候你属于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罚。但是现在，案件性质不同了，你涉嫌一桩杀人案。”

“什么杀人？”丁之盛这时候有些坐不住了。

“刚才跟你提到过，你的案子由区院报送给市院管辖。有人揭发你杀害了公司的实习生刘娅。”杜勇说。

丁之盛有些慌乱地说：“那是刘娅她自己中毒死的，怎么可以说我杀人呢？”

“那她矿泉水中的三唑仑是你放的吧？这其中存在因果关系。”杜勇看着他。

那一刻，惊恐、怀疑、不屑，这些情绪充斥在丁之盛的眼神之中，他的面部不住地抽动，显得恐怖而又狰狞。

讯问即将结束，杜勇看着丁之盛说：“我办了十几年的案子，最看不起两种人，一种是欺负小孩的，另一种就是欺负女同志的。对于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办事。另外，单纯从我个人的角度……”

说到这里，杜勇刻意停顿了一会儿，发现丁之盛也直勾勾地盯着他。“我看不起你！”杜勇凝视着对面的人。

尾声

2018年12月下旬，法院对朱正嵘的案子开庭审理。那时检察院“捕诉合一”刚实行不久，杜勇的名字出现在派员出庭通知书上。

庭审当日，杜勇的老同事江国华与他坐在公诉席。江国华和杜勇既是同事也是同学，当年一同毕业于一所政法大学的刑事司法学院。从他的描述里，我得以了解到庭辩中最激烈的交战环节。

交锋中，控辩双方就案件情况展开辩论。辩护律师对杜勇指控的罪名提出异议，他认为：朱正嵘平常与董燕关系暧昧，并且根据当时的情形判断，朱正嵘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进行的，“董燕这时的态度是默认的，不能算违背妇女意志”，因此不应当认定强制猥亵罪或者强奸罪。

杜勇驳斥了对方的观点：“法律尊重女性说不的权利，因为这关乎女性的尊严。被告人朱正嵘首先应该把董燕看作一个有人格尊严、能对自己身体做主的人，而不是纯粹把对方当成一个泄欲的玩具。被告人自以为能读懂女人的内心，认为董燕‘嘴上说不要心里是想要的’，这是一种主观猜测，并不能作为客观的出罪理由。他做出这些犯罪行为，没有体现对女性的尊重，同时公安民警通过继续侦查后发现，朱正嵘说他和董燕属于情人关系，这其实是在说谎，根据以上这几点，他就应当承担自己的刑事责任。”

最终，法院采纳了杜勇的意见和量刑建议。

朱正嵘的案子办结后，此时丁之盛的案子已报请市检察院管辖。杜勇非常关注案件的进展，“丁之盛在终审笔录上辩解说，是刘娅自己中毒身亡，跟他没有一点关系，这时候市院承办人复核相关的鉴定意见，就显得尤其重要”。正如他所料，市院的承办检察官申请了“技术性证据审查”，为接下来的指控提供了有利的依据。同时，承办人在审查报告中提到了尸检的细节：

在终审笔录中，丁之盛辩称刘娅系药物中毒而死亡，主观上没有杀人的故意。而法医从刘娅的毛发中也确实检测出了三唑仑成分。

国内外发生过乙醇加三唑仑致死的案例，但均属于酒精过量，而据其他证人陈述，刘娅在案发前担任晚会主持人，并没有喝过酒，因此排除了酒精配合三唑仑中毒致死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尸检报告中载明：“检见颈部表皮剥脱，左胸骨舌骨肌出血，甲状软骨板骨折，结合颜面部青紫，球睑结膜、舌根部出血点，心脏、肺脏表面出血点等窒息征象，分析认为死者系生前被他人扼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同时，《法庭科学DNA鉴定书》中载明，在被害人刘娅颈部提取的生物痕迹，“证实不能排除为丁之盛所留”。

此外，承办检察官走访了市院法医技术科，主任结合案件材料，提出了专业性意见：“通常来说，三唑仑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药物，致死的案例非常少。在这些死亡案例中，往往伴有全身性血液循环障碍、脑水肿等特征，与尸检报告的描述并不相符。”

杜勇看完报告后，长叹了一口气，“根据丁之盛在终审笔录的供述，当时他在会上喝过一点酒，与刘娅聊天前，在事先准备好的矿泉水瓶中投入三唑仑，至于最后为什么会掐死刘娅，丁之盛一直没有说，我们也不便做主观推测，具体要看法院的判决结果。最让我惋惜的是刘娅，25岁是一个女孩最好的年华，丁之盛把刘娅给毁了，他必须付出代价”。

根据朱正嵘提供的线索，市公安联合网警对贩售管制药品的社群展开全面侦查，收网后抓获嫌疑人7名，缴获三唑仑、地西泮等管制药品，多名嫌疑人涉嫌贩卖毒品罪、欺骗他人吸毒罪、强奸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最终，朱正嵘和程江分别被判处两年和一年半有期徒刑，丁之盛被判处死刑，此后丁之盛坚持认为量刑过重，在看守所写了上诉书。市检察院受理后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丁之盛的上诉理由没有相关的法律支持，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并未就此终结。丁之盛在上诉彻底无望后，主动检举出当地一名官员涉嫌受贿的罪行，当时监察委已对那名官员采取留置措施。

而杜勇心里的石头并没有完全落地，刘娅的父母由于罹患多种疾病，在女儿遇害后，生活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撑。杜勇得知这个情况后，联系控申部门帮助这对老夫妇申请了国家司法救助金，还给曹桂芳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朱正嵘已被法院判刑。随后，杜勇委托心理治疗中心为她的女儿周雪萍提供援助。

杜勇还记得，曹桂芳告诉过他，女儿终于绽放出了笑容，她自己却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