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动态

文化研究是学界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文化研究一词也一直活跃在人类学、社会科学、艺术等众多学科领域。学者们对文化这一重要的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因此有必要对文化研究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

一、关于文化维度理论的研究

文化似乎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有关文化具体内涵的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起点。国外学者对于文化内部维度的界定与分析已经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形成了诸多较为成熟的理论。

（一）施瓦茨的价值观理论

施瓦茨（Schwartz）使用定量分析方法提出了一套测量文化的指标，并对全世界64个国家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超过60000人。价值观理论自1987年提出以来，历经不断的完善和修订成为在价值观研究领域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施瓦茨构建的个体基本价值观模型重点关注以下三个维度：

1.嵌入性（embeddedness）/自治（autonomy）

用于描述个人与团队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个人应当融入团队组织，并为维持现状和抑制破坏团队和传统秩序的行为和倾向做出努力；自治可分为智力自治（intellectual autonomy）和情感自治（affective autonomy），智力自治是指强调个人独立地追求自己的观点和愿望的文化，情感自治是指强调个人独立地追求感情的积极体验的文化。

2.等级（hierarchy）/平等（egalitarianism）

这一指标关注的是维持社会结构的行为方式。等级是指在面临权力、角色和资源的合法但不平等的分配中，强调服从义务的文化；平等是指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自愿推进他人利益的文化。

3.控制（mastery）/和谐（harmony）

描述的是人类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控制是指强调通过自我行为，掌控、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以获得成功的文化；和谐是指强调顺应规律接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文化。

（二）弗恩斯·特朗皮纳斯和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的文化理论

弗恩斯·特朗皮纳斯和查尔斯·汉普登·特纳（Fons Trompenaars and Charles Hampden Turner）认为文化的差异体现在当群体面对困境时所选择的具体措施，据此可以区分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可从三个层面进行界定：与人的关系，与时间的关系以及与环境的关系，具体包括七个维度：

1.统一性与排他性（universalism vs.particularism）

前者指规则、制度、法律和一般的法则；后者指例外、专门的环境和独特的关系。

2.个人主义与共有主义（individualism vs.communitarianism）

前者指个人自由、人权和竞争，后者关注社会责任、和谐关系和协作。

3.确切性与模糊性（specific vs.diffuse）

前者指原子论的、还原的、分解的和客观的；后者指整体的、详细的、综合的和相关的。

4.中性的与富于感情的（neutral vs.emotional）

前者指平静的、克制的、独立的，后者则为热心的、敏感的、热情的。

5.成就的地位与赋予的地位（achieved status vs.ascribed status）

前者关注你所做的事情，你的行动轨迹的记录，后者关注你是谁，你的潜力和关系。

6.对环境的态度：内部导向与外部导向（attitudes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前者指良知和信念藏在内心深处，后者指把典范和势力表现出来。

7.对时间的态度：顺序的时间观念与同步的时间观念（attitudes towards time）

前者认为时间是一个顺序过程，后者认为时间是协调过程的间隔。

弗恩斯·特朗皮纳斯和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的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的人们关于这七个维度的测量得到各自国家的不同文化气质，其中中国表现出排他性强、倾向于集体主义、融合性、工作中情绪中性、赋予的权力更重要、外部控制导向以及倾向于顺序时间观点的特点。

（三）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

埃德加·沙因使用基本假设对组织文化进行界定，原因在于基本假设与价值观相较可以进行开放性的探讨和质疑。这些共享的假设包括外界适应、管理内部整合、现实和真理、时间和空间、人性、人类活动和人际关系。沙因认为在某个特定组织文化中，并非所有维度都占据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且这些维度会交互作用以形成一种模式或范式。

1.有关外界适应问题的假设

理解组织要处理的外部环境十分重要，其共享的假设包括：使命和策略、目标、实现目标的方式、衡量标准以及补救和修正策略。为了实现组织的有效运行，必须在以上假设中实现认知的一致。

2.有关管理内部整合的假设

所有组织必须应对的主要内部问题可以被总结为创建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概念范畴、定义群体边界及内涵和外延的标准、分配权力和职位、形成亲密关系、友谊和爱情典范、界定和分配奖惩、解释难以解释的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在这些管理问题上认同的高度一致可以确保人们专心于首要任务且愉悦工作。

3.关于现实和真理的深层文化假设

包括有关现实和真理、时间与空间的本质；人性、人类活动以及人类关系的本质。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与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问题的解决都息息相关。

4.有关时间和空间本质的假设

前者内含了对基本时间取向、单一性时间和多元性时间、计划性时间和发展性时间、自主性的时间跨度和“准确”度以及时间的对称性、步调和卷入这些概念；后者内含了距离和相对位置、空间的象征意义、肢体语言这些概念。

5.有关人性、人类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假设

其中有关人类活动的假设又存在行动取向、存在取向、求变取向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等维度；有关人际关系本质的假设包括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力距离、角色关系的基本特征、活动取向和角色定义这些维度。

（四）奎恩和卡梅隆的组织文化理论

奎恩（Quinn）和卡梅隆（Cameron）基于竞争价值观的框架提出组织文化评价量表（Organizational Culture Assessment Instrument，简称OCAI），在关注外部/内部、灵活性/稳定性两个维度构建了四种组织文化类型：宗教型、活力型、层级型和市场型。其中对组织文化的特征描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维度，主导特征、员工管理、领导风格、战略重点、组织凝聚力和成功准则，如图2所示。

宗教型组织的特征是关注内部且灵活性较强，以友好的工作环境为特征，员工之间沟通顺畅，领导以家长长辈的身份行使权力，忠诚和凝聚力是其组织的关注重点，提倡参与、合作、协商的工作方式，人力资源的发展是衡量组织效果的标准。活力型组织处于关注外部且灵活性较高的象限，其工作环境具有活力和创造性，敢于冒险和创新代表组织形象，也是凝聚组织的重要方式，同时追求提供独特的产品服务，主张确保个人的主动权和自主权。层级型和市场型位于追求稳定的维度一端，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内部，后者关注外部。层级型组织工作环境具有正式性、层级性的特点，领导往往是协调者和组织者；正式的规则和长期的目标是组织成功的保障，追求优质的服务以及低成本。市场型组织追求工作结果，推崇竞争，注重声誉、成长和进步，领导也是以竞争者的形象开展工作的协调，目标在于高市场的效果回报。

组织文化评价量表包含了24个测量项目，每个特征的测量由四个陈述构成。组织文化评价量表为组织文化的测量提供了有效可行的工具，在对组织文化类型的识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

霍夫斯泰德对国家文化、组织文化、职业文化均有所探讨。通过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个体主义、阳刚/阴柔气质、长期/短期导向、放任或约束六个维度对国家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霍夫斯泰德对于组织文化的内涵界定包括六个维度：过程导向—结果导向：前者提倡在工作中规避风险，日常工作按照规则进行，后者提倡尽最大努力工作，在应对风险时也能从容面对。员工导向—工作导向：前者的氛围中员工的个人问题受到关注，后者的氛围中人们在强大的压力下完成工作，组织仅关注工作而忽略员工个人感受。本位主义导向—专业素质导向：前者认为员工的身份认同来源于组织，后者认为员工的身份认同来源于员工自身的工作。开放体系—闭合体系：前者指组织对新来者开放，后者指组织氛围封闭。松散控制—严密控制：前者的组织氛围较少考虑成本和代价，后者的组织氛围看重成本和消耗。规范导向—实用导向：前者认为组织受规则驱动，后者认为组织受市场等外部环境驱动。

相较国家文化、组织文化成熟的理论，对于行政文化内涵的界定与测量指标的研究较为薄弱。学者有关行政文化的研究多是借鉴国家文化或组织文化领域比较成熟的理论对公共部门组织文化进行国别比较，因此具有了国家维度上的行政文化的研究意涵。也有学者从应然的角度通过定性的描述，提出了行政文化的十个测量指标，包括：理性、自主性、正直、公开透明性、中立性、非人格化、严格的执行、官僚主义以及灵活性和稳定性。遗憾的是，并没有基于这个指标的实证调查研究。

二、关于中国文化构成的研究

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有关中国社会文化或中国文化构成的研究成果对研究中国行政文化的特质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以权威文件的形式对中国文化的构成进行了界定。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需要继承和弘扬的内涵包括：爱国主义精神与传统、求大同、“协和万邦”“好战必亡”、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等。在新时代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革命文化产生于党领导下的人民抵抗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持续不断的革命与斗争实践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追求、精神品格、精神力量”。革命文化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产生与持续发展。五四运动之后由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的并付之于革命实践的革命文化与共产党的党性、革命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其本质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革命观。革命文化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被视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来源。革命文化具体内涵包括共产党人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

第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内容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继承，同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党和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取得的实践及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看作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主要构成，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自身一次重大变革”。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推进行政改革进程具有战略性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集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二）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

有关中国文化构成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由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三种文化类型构成，如表1所示，三种文化在信仰维度和价值维度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信仰维度上有关人的本质的认知中，资本主义文化建立在人性本恶的西方传统观点假设之上，这可能源于基督教中有关人类偷吃禁果的传说；相反，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并且人的本性会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文化认为恶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并且大部分的人可以通过教育而向善；与阶级斗争相关，社会主义文化认为压迫者是恶的。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于强烈的宗教文化中，因此将神作为人类之外的唯一超能力的存在；儒家文化中并没有唯一的超然的神的概念，而是许多神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神力。再有，西方文化更倾向于理性认知，认为知识是客观的，真相同主观意识相分离；儒家文化认为知识与情景相关联，因此真相是由环境决定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点认为认知是根据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而决定的，因此真相也是主观的。在有关变化的观点上，西方文化认为改变是线性的、不断前进直至达到目标；而儒家文化认为改变是在循环中实现不断前进，更注重过程，改变目的在于保持平衡；社会主义文化是二者的结合，认为既存在线性变化又存在循环的改变。最后，西方文化从人性本恶的假设出发，认为人是靠物质来激励的，个人利益是合法的，利益冲突的发生也是可接受的；而儒家文化中人应当追求精神的完善，因此人是依靠精神来驱动的，重要的是培养美好的品德和自我约束；社会主义文化与儒家文化类似，强调精神激励。

在价值体系中，三种文化类型主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点：首先，在看待自然的价值上，资本主义文化主张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儒家文化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追求“天人合一”，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类似，强调人对于自然的主导作用。在看待与人们的关系上，儒家文化提倡社会根据不同的层级来分配权力和责任，认为社会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并且这种稳定可以通过不平等的关系来实现；资本主义文化崇尚为自我负责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建立在共产主义之上，在现实中多表现为集体主义。

同时，在存在、实践、思考的优先性选择上，儒家文化观念是存在然后实践，社会主义文化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决定存在，资本主义文化的理性因素决定了其先思考而后实践的选择。再次，西方文化的道德标准倾向于以公平理性为基础，儒家文化是基于情感的道德标准构建，譬如在人际交往中情面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文化的道德标准建立在公共的善之上。资本主义文化是注重当前需要的现在导向，社会主义更倾向于未来导向，即为了将来而牺牲当下的需求，儒家文化视时间为一个过程和延续，尊重历史，因而更多的表现为过去导向。最后，传统中国文化最终追求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倾向于追求人的潜能的最大化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人们均可以自我满足的大同世界。

（三）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

以鸦片战争为界限，中国文化可以分为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两种文化在存续时间、内容和性质上均存在很大差异。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文化也反映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中国近现代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发挥着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近现代文化并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因此这种文化的古今变化，在根本上说是内容和性质上的变化。在毛泽东的观点中，中国近现代文化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时间界限，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先后有冯契、张岱年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存在着两个传统，即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的观点。

三、关于中国行政文化的研究

学者们对中国行政文化的特质、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实践的影响以及文化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质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内涵没有统一的界定。洪威雷、芦文龙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核心，与法家、道家一起构成传统行政文化的内涵。李鹏飞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传统行政文化由礼制、法治和德治思想系统合成，且礼制为其本质和核心。

学者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研究集中于对传统行政文化具体内涵的分析和评价，综合学者的观点，可发现学者们认为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有：民本仁政思想、注重秩序、德治、重义轻利观念、求和以及和而不同的观念、自律性、世俗化。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有：官本位、人治的思想、集权思想、全能主义、德治与法治思想失衡、伦理文化（任人唯亲、讲关系等）、封闭与排他、守旧、形式主义、神秘、缺乏透明、重视权威、追求等级而不尚平等、共性至上、缺乏个性、义务本位、重视经验等。同时还对传统文化中一些因素的两面性进行讨论，比如传统行政文化的伦理化，一方面容易导致任人唯亲，另一方面有助于节约行政沟通成本，使组织气候处于良好状态。

可以发现，学者对于传统行政文化的态度比较明确。传统文化中制约当前行政活动发展的因素，应当自觉摒弃。例如表现为人治的行政法律文化、虚无主义的法治观念、法制价值取向上的伦理化倾向、法律意识中的协和精神。而对于传统行政文化中对当前行政活动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不能完全排斥，应该合理利用，吸取其有利因素，实现现代行政文化与传统行政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比如，传统行政文化对秩序的强调与公共行政的有序化运作要求相吻合，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和谐可作为处理政府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念；“民本”“仁政”等思想、“和而不同”的协调理念以及注重公务员道德培养的传统有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

（二）当前中国行政文化的特质

关于当前行政文化这一概念的描述，有学者称为当代行政文化，或者现代行政文化，还有转型时期行政文化。本书采用当前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阐述。

不少学者对当前中国行政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行政文化的特点如下：

1.转型时期行政文化的不稳定性

根据当前学者有关中国行政文化的研究，除中国行政文化依然处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特征之外，文化的转型特征呈现出新的特点：现代中国行政文化处于“多元多变”的现实状况中，表现为多元价值并存、多元多变且相互冲突与矛盾，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阶段。具体表现在行政理念的多元并存：“官本位”与“民本位”并存、“廉政”与“腐败”并存；行政道德相互矛盾冲突：利他还是利己、道德评价重动机还是重效果，同时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存在矛盾；行政方式表现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经验型管理方式趋向科学化、精细化，公务员行为更具有活力和创新性等。转型期中国行政文化处于变动不居的动态化过程，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2.行政文化的结构二元性

现代中国行政文化表现出二元化的结构，表现在“德治”与“法治”，“经验”与“科学”等方面的矛盾中，二元化结构给行政管理现代化带来诸多障碍，同时二元化结构中包含的现代性因素成为行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二元化特征的主要问题包括：有限政府观念与全能政府现实的矛盾；行政法治要求与行政人治现象的矛盾；“官本位”意识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的矛盾；求真务实精神和行政浮夸作风的矛盾。这种二元性在公务员群体的价值追求中同样有所体现。具体来说，公务员的价值追求包括了改革开放之前形成存在的“无私奉献”“忠诚”，对党、国家和集体的绝对服从与支持和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对权力、个人利益以及物质的追求，这两种价值追求同时存在于公务员的观念中。

3.行政文化的优越性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影响行政文化的观点并不被大众所普遍接受。“延续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经济上的高度计划、社会上的全面渗透特征”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社会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依然表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关系。即便在行政改革实践中优化政府职能、“大社会、小政府”等理念已经被倡导多年，但无法否认当前中国“社会整体覆盖在政府之下，深受政府行政的影响”的现实。与之相对应的是行政文化之于社会文化的优越性。

4.“单位行政文化”

中国行政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可以通过对单位行政文化的观察得出，这是因为单位是中国政府行政的实际主体，“中国的传统政府行政甚至可以称为单位行政”。单位行政文化的特征表现在政府对内和对外行政的两个维度：对外表现出政府行政的优越、特权等特点，对内表现出多功能、目标多样性、封闭性、依赖性的特点。

（三）中国行政文化的比较研究

有学者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行政文化特点进行探索。

美国行政文化具有民主、自由、积极、奋发的特点；崇尚开放性的人才观、以能力为本位的用人原则；提倡组织和正式规章的权威作用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提倡开拓和创新精神。法国行政文化的特点是集权、官僚化与制式化；法国虽然是一个法制化国家，但治国策略基本遵循行政规定，同时注重公私分开。德国行政文化表现出整齐、严正、重法、守纪的特点；英国行政文化是绅士型、温和型的。英国行政文化还具有以下特点：文官任用中注重通才、忽视专业技术人才，强调公职人员对行政组织的高度忠诚；以及推崇调和主义和实用主义。

日本行政文化与日本深厚的官僚制传统关系密切，同时与不同发展阶段和体制变迁相关，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日本行政文化突出的特点是与日本官僚制相关的行政优越性和无缪性；战后民主化改革削弱了行政文化的特权特征，同时全球化浪潮下的政府放松管制以及地方分权改革等促进了行政文化向接受多元价值的方向变迁。日本行政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作为社会构成原理的行政文化，处在比起‘个人’更加重视‘集团’的文化传统中，并作为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相融合的混合模式，在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功效。”战后日本官僚制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演进，以及分权化、透明化等政府治理的推进，弱化了传统行政文化的封闭性和特权性。

还有学者尝试对中国行政文化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尝试厘清中国行政文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行政文化的差异。中国大陆与其他儒家文化圈国家，如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文化价值和文化现实两个维度均存在差距，具体表现在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取向、性别平等、决断性、人本取向和绩效取向的认知方面。其中中国与韩国差异最为明显；与中国台湾地区在文化现实维度差距小但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差距大；这与中国香港地区的表现正好相反，即文化现实维度差距大，但文化价值观维度差距小。此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关于信任存在不同的认知，前者倾向于调节式的信任，后者倾向于承诺式的信任。西方文化并不回避对立的状态，在规则意识的驱使下希望通过更为直接的制度化途径解决问题；而中国文化在和谐的观念指导下，倾向于选择间接的、疏通关系的方式解决问题。

（四）中国行政文化的测量

学者们尝试通过测量中国行政文化的途径来明确中国行政文化的特点。

1.文化测量模型构建

梁锦培使用模糊数学建立了行政文化模糊评价模型，提出六个方面的行政文化评价指标，包括行政心理、行政价值观、行政规范制度、行政文化网络、行政形象和行政环境。陈建斌、张士兵等同样利用数学模型对行政文化进行量化分析，提出包含了行政价值观、行政道德、行政意识、政府形象和行政精神五个方面的指标。通过建立数模进行行政文化的定量分析和测评较为直观，但模型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

2.文化测量实证研究

鄯爱红在2011年3月至6月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当前中国行政文化的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评估，样本来自黑龙江省、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云南省、贵州省。调查从组织文化和社会文化两个维度，围绕行政理念、行政道德和行政方式展开。问卷指标包括：官本位/民本位、人治/法治、集权命令/参与合作、廉政/腐败；利他/利己、道义论/功利主义；命令式/运动式管理方式、公务员行为方式追求个性还是共性。研究者以分析中国行政伦理现状为出发点进行的行政文化的测量，偏向于对公务员道德、组织道德和政策伦理等方面的关注。

此外，石亚军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问卷调查中涉及对行政文化的测量。调查范围涵盖了全国14个省份的省级、地市级、县级、乡镇政府四级政府，共计回收2579份有效问卷。其中涉及行政文化的具体问题包括：对待领导亲友违法或违反政策的态度、约束行政人员的因素、机关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腐败的原因。之后这一调查又对中国行政文化进行了专门的测量。调查范围是山西省和重庆市不同层级的共463个政府机关，具体包括山西省政府、山西省长治市政府、璐城市政府和翟店镇政府，重庆市政府、重庆市渝中区政府、梁平县政府和梁山镇、解放碑街道办等。此次调查通过行政心理、行政意识、行政价值和行政文化的再造以及政府公务员人文精神的提升四个方面的20个问题对行政文化进行刻画。其中行政心理包括工作动力、与公民的关系、职业目标、面对工作分歧和工作困难时的工作方式和态度、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态度、为人处事态度、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解；行政意识包括对历史上为政主张的了解以及态度、对现代行政观念实施情况的描述以及对培养行政人员现代行政观念的有效方式的选择、对行政原理的认知程度；行政价值包括对现实中领导干部为官之道的认知；行政文化的再造与政府公务员人文精神的提升包括对阅读和写作的喜好以及阅读类型的书籍、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的了解以及进一步提高行政人员素质的主要途径。但调查结果得到的数据分析仅包括频数分析，没有进行深入的比较和总结，无法得到有关中国行政文化的总体认知。

在行政文化测量的相关研究中，还有学者从行政组织文化的角度对政府部门的组织文化进行测量。通过运用企业文化的测量量表——OCQ量表来分析行政组织文化，测量量表包括目标愿景、协调配合、核心价值观、组织学习、关注群众、创新改革和员工参与7个维度。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基层行政组织文化在员工参与、核心价值和创新改革这三个维度表现相对较弱。

（五）影响中国行政文化变迁的因素

有学者关注中国行政文化的变迁问题，对行政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以及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探索。根据学者的研究，影响中国行政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直接促动了传统行政文化向现代行政文化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成为行政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力因素。

第二，行政改革的影响。行政文化的变迁依赖于行政实践和制度的推动。行政体制的改革会引发行政文化的变革，且行政文化的变迁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不一定呈现出同步发展的状态，可能超前也可能滞后。

第三，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行政文化变迁的来源之一。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行政文化中的理念、价值等不断输入中国，例如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的兴起对我国行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第四，科技以及互联网的影响。技术进步在行政观念、行政制度、行政行为三方面发挥改进和优化行政要素的作用，因此能够推动产生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的行政文化。具体来说，科技进步对开放型、服务型、责任型、效能型、创新型行政文化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有学者运用知识创新的螺旋模型分析基于互联网外力的行政文化创新，认为行政文化的创新和知识创新一样，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必然会经过社会化、外在化、联合化和内在化四个转换过程，经过行政个人、行政团体、行政组织和行政组织间四个层次的创造、革新运动。而互联网对这个螺旋运动产生了加速度，其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