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买房案

明显不合理低价的合同

提起褚遂良，你可能会想到《雁塔圣教序》、初唐四大家，也可能会想到他是唐太宗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还可能会想到他强烈反对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但你可能不知道他曾因为强买别人的房子被弹劾，并被贬官出京，做了同州刺史。

永徽元年（650年），时为中书令的褚遂良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金额购买了67岁的中书译语人史诃耽的房子，结果遭到了监察御史韦思谦弹劾。这个史诃耽是谁呢？他是一个在中书省当翻书译语直官的粟特人，职事品阶为正六品上。当时禇遂良已是正三品的中书令，而且是史诃耽所在单位中书省的最高长官。长官强买下属房子，这本是二人之间的私事，却被监察御史弹劾，这中间自是少不了史诃耽的告发。案件发往大理寺审核，大理丞张山寿认为，褚遂良强买房屋应当征铜20斤（以铜赎罪，相当于徒一年）；大理寺少卿张叡册则认为房屋售价是官估的，没有问题，褚遂良无罪。韦思谦坚持认为，官市可以由官估，由政府确定牌价，但是私人交易园宅及田地，不能用官估，张叡册舞弄文法，附下罔上，罪在当诛。这个案子告到了高宗那儿，高宗认为刑狱关系到人命，至关重要，像张叡册这样的人怎么能在大理寺任职呢？于是，褚遂良被贬为同州刺史，张叡册被贬为循州刺史。

本以为这个案件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但是不到两年，永徽三年（652年），褚遂良被复用，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思谦因为弹劾一事遭到报复，被贬出京为清水县令。韦思谦对别人说：“我性格狂放粗率，被授予大权，遇事就要发作，遭祸害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大丈夫身居刚正之位，必须无所畏惧来报答国恩，终不能做碌碌无为的臣子来保全妻子儿女。”永徽六年（655年），在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废黜王皇后，甚至不惜以辞官作为筹码。当然，结果我们已经知晓，武则天成功登上后位，褚遂良则是一贬再贬，先是长沙，再是桂林，最后是越南，一代名臣最后客死他乡。这都是后话了。

回到案情本身，中书令褚遂良强买中书译语人史诃耽的房子，当依贷所监临财物有剩利论罪，计利准枉法论。《唐律疏议》卷第十一职制第142条“贷所监临财物（问答一）”规定：“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授讫未上亦同。余条取受及相犯，并准此）。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强者，各加二等（余条强者准此）……若卖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褚遂良最低笞五十，最高处以绞刑。本案中，遂良被贬为关内道同州刺史，属于从轻判处。

大理少卿张叡册附下罔上，以为价当官估，准估无罪，属断罪失于出，当减褚遂良罪五等治罪。《唐律疏议》卷第三十断狱第487条“诸官司入人罪者（问答一）”规定：“诸官司入人罪者（谓故增减情状，足以动事者，若闻知有恩赦而故论决，及示导令失实辞之类），若入全罪，以全罪论（虽入罪，但本应收赎及加杖者，止从收赎、加杖之法）……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从徒入流，亦以所剩论（从徒入流者，三流同比徒一年为剩。即从近流而入远流者，同比徒半年为剩。若入加役流者，各计加役年为剩）；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即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各听减一等。”《唐律疏议》卷第十一职制第138条“监主受财枉法”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疏议曰：监临、主司，谓统摄、案验及行案主典之类，受有事人财而为曲法处断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实际上，大理少卿张叡册被贬为岭南道循州刺史，重于对褚遂良的判处，属于从重判处。

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史诃耽，生于隋陇右监牧的核心地区平凉，精于马牧。武德七年（624年）他被高祖特敕任命为北门供奉进马。说到北门您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玄武门，您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里。武德九年（626年），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杀太子李建成。事后，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随后退位为太上皇。像史诃耽这样的小人物自是不能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但他在政变后，从一个没有职事品只有供奉名义的低级勋官，被敕授五、六品的牧监正监，一举进入“通贵”行列，显然是因立功而获得升迁，这也表明了史诃耽在玄武门事变中的立场。能拥有让褚遂良强行购买的房产，说明他的宅邸应该是精美奢华的房子，其本身应该也“家累万金”。而且作为粟特人，史诃耽虽然做官但仍然从事其民族擅长的商业活动，故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仅凭这些，他和顾命大臣褚遂良相比地位差距可谓判若云泥，在居大不易的京师，凭着语言能力，安分守己地从事翻译工作，究竟得多大的能力才能扳倒褚遂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入手。

唐高宗李治本不在太宗立太子的考虑范围之内，因其兄李承乾与李泰相争之隙，得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助力，才得到太子大位。所以，他初登大宝行使皇权时，很可能受制于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身为高宗母舅兼托孤重臣，在朝中素来具有实力、声望，高宗即位后，他更是与褚遂良等人掌握朝中大权。自古以来，但凡托孤的大臣，如周公、霍光，均是大权独揽，必为英主新君所不容。虽然影视剧中总是将高宗塑造成懦弱无能的形象，但实际上，高宗绝非庸懦之人。在他的统治下，对外，善于用兵，大唐的版图扩展到最大；对内，扶植新贵，打击陇右贵族旧势力，同时完善律法。因此，高宗对于长孙无忌，自是难以容忍。高宗关注褚遂良案，借题发挥，最终将褚遂良贬往外地，有其政治意图。褚遂良是长孙无忌坚定的政治盟友，有他在朝中，高宗必然多受掣肘，夺权于长孙无忌的意图难以实现。既然褚遂良触犯律法，高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征铜20斤尚不能达到高宗的目的，将褚遂良贬往外地，使其不得位列朝中才是高宗所需。基于此，褚遂良并未征赎铜，而是被贬为外州刺史。然而，褚遂良毕竟是长孙无忌的亲密政治盟友兼得力帮手，长孙无忌岂能坐视其遭受高宗打压，于是在他的努力下，褚遂良只是被贬往长安附近的同州任刺史。而且不到两年就被调回长安，而且还擢升为吏部尚书。不过，蛰伏6年之后，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借废立皇后之事，联合朝中反对长孙无忌的势力，果断出手，击败长孙无忌，执掌朝中大权。

李邕墓 胡人打马球图

李邕是李渊第十五子虢王李凤嫡孙。马球图位于其墓葬前甬道西壁，该幅壁画生动记录了当时马上争球的一幕。整幅画线条流畅，生动热烈，人物五官描绘细致精彩，是继乾陵陪葬墓之一的章怀太子墓发现马球壁画后的又一重要发现。

但显庆（唐高宗年号，656年正月—661年二月）之后高宗疾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而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颇具政治才能，高宗于是将部分政务交由武则天处理，使武后具有了参与国政的机会。然而高宗没想到的是，武则天的政治能力和野心都超乎其想象，她借参与国政之机，培植政治势力，并逐步抑制、剥夺高宗的权力。《新唐书》就称：“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高宗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于是不断采取措施打压武后，意图遏制其政治势力扩张。然而，高宗毕竟需要武后辅佐其处理国政，而武后也确实是高宗处理政务的贤内助，因此高宗不能，也不敢像永徽六年对待王皇后一样对待武后。武后虽然屡遭高宗打压，但其羽翼未丰，高宗又是其政治权力的来源，因而面对高宗的打压，也只能通过不张扬的途径进行反击，并趁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显庆之后，唐高宗与武后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总之，唐高宗在位的34年，前期受制于长孙无忌，后期因为身体原因受制于武后。

续表

所以，褚遂良买房案看似一场交易显失公平的经济案件，但是其背后却蕴含着政治权力的角力。位极人臣的托孤大臣与初登大宝一心想要收回权柄的年轻帝王之间的争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前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姬旦、令汉昭帝“若有芒刺在背”的霍光、为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马昭铺平道路的司马懿，后有推行“一条鞭法”的张居正、为康熙智擒的鳌拜。毕竟，懂得登场艺术的人甚多，而懂得退场艺术的人甚少，像范蠡、张良这样懂得功成身退的，更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