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元和明初江南的人口数量

宋末至明初江南历史予人的普遍印象之一，是在此时期中，由于发生了宋元对峙、元军征服、元朝暴政、元末战争、明初强制性移民等一系列事件，江南人口遭受了颇大的损失。这种观点也得到人口史研究方面最新成果的支持。例如曹树基指出：蒙古人从北方草原带来的鼠疫，导致了中国内地人口的巨大损失，四川人口死亡殆尽，两广人口也病死大半。江南的情况虽然曹氏未提及，不过肯定也未能幸免于这场肆虐欧亚大陆的可怕瘟疫。元朝统一后，各种传染病仍然多次大范围流行。其中与江南有关者，有发生于1308年、1333年、1360年、1362年的几次，有的引起了大量死亡注96。此外，元代江南还经常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害注97，对于人口变化也有相当大影响注98。这些马尔萨斯的“积极制衡”特别集中地发生在14世纪中期。据时人所记，“自兵兴以来，生民之难极矣。以江南言之，饥馑瘟疫无岁无之”；“江南盗寇充斥，人民死兵戈者十七八。”注99到了明初，虽然战乱停止，瘟疫也不再见流行，但是水旱灾害的发生似乎更加频繁注100。

然而，上述马尔萨斯的“积极制衡”对人口变化的影响，似乎并不像一般想象中的那么大。例如，元军攻占江南时，由于蒙古人原有的屠杀政策已经改变，所以江南人口损失较少注101。而在元灭宋至红巾军起义之前（1279—1351年）的七十余年中，江南因战乱而死亡的人口可以说微乎其微注102。在此时期中，尽管政治腐败，但是也尚能称为“盛世”，所以死于暴政的人数，看来也不会很多注103。瘟疫和水旱灾害确实造成了相当数量的人口损失，不过因此而致的死亡率是否会高于南宋时期或明代末期的相应死亡率则很难说注104。因此之故，在元代的大部分时间内，江南人口基本上是在稳步增长。丘树森和王颋已指出元代江浙等南宋故地出现了程度不等的人口增长注105，而葛剑雄也认为江南发达地区人口在增长，尽管幅度不会太大。注106从全国来看，人口的增长一直维持到1340年代初期注107。至于江南，由于较少战乱灾害，这个增长还会持续得更长些，可能一直到1351年红巾军起义之前。当然，这个增长并非直线上升，而是一种有波动的增长。注108元代政府曾根据地方人口的多少，数度调整行政单位，将人口较多的县升为州，或将下州升为中州，中州升为上州。在1295年的调整中，海宁、长兴、崇德、昆山、吴江、嘉定、宜兴、无锡都被升为中州。而按此时的规定，有户4万至5万者为下州，5万至10万者为中州。注109只有在元末战乱中，江南所遭受的人口损失较大，可能超过元灭宋时的人口损失。斯波义信使用多种地方志和其他资料，得出这一时期江南人口数字如下（表1）：

表1 单位：人

据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146页表4中所给的各州府面积与人口密度计算得出。

*包括明清的嘉兴与松江两府。

以上数字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有些与当时发生的事件相符（如杭州在元末死人极多），但有的则明显相悖（如江宁元末人口损失微小，明初又为国都所在，人口肯定多于元代）。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元明之际的人口变化。

丘树森与王颋估计元末江浙、江西、湖广东部、河南西部的人口损失高达人口总数的2/5。注110但葛剑雄已指出丘、王二氏对元代后期人口的估计缺乏依据注111，因此他们关于元末人口损失的估计也有问题。江南在此期间人口的实际损失，从元代与明初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来看，大约为元代人口的1/4（表2）：

表2 单位：人

元代数字出于《元史》卷五十八至六十三《地理志》；明初数字出于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户部》及康熙《浙江通志》卷十四《户口》。参阅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第181—182页；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包括元代的江阴州。

**用户数乘以5而得出。

从江南在元末明初所发生的事件对人口的影响来看，江南在这一时期蒙受了颇大的人口损失，但不可能达到丘、王二氏所说的2/5或表2所显示的1/4之多。

江南在1355年以前尚称安定。注112到了这一年，张士诚自高邮进军江南，未遭元军抵抗，“弓不发矢，剑不接刃”地占领了苏州注113。张氏随后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肃清其他割据势力，建立“东吴”政权。而也是在同一年，朱元璋占领了江南西部，建立了“西吴”政权。作为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张、朱两大军事力量，都颇注意争取民心，甚少有滥杀平民之举。元朝在江南残余势力——杨完者的苗军，在嘉兴、松江一带滥杀无辜，但不久即被张士诚消灭，而张士诚又于1367年被朱元璋消灭。在1355—1367年的12年中，嘉兴、松江、杭州等地蒙受了严重破坏，但是最强大的张、朱两大军事集团，“大小百余战皆在常州、长兴、江阴之壤”注114，即战斗主要发生在江南平原的外围地带。而且，在这些战斗中，除了湖州、常州之战外，其余战役并不激烈，不少地方甚至是不战而降。注115在江南的核心地区——苏州一带，在1367年一直未经战火。1367年朱军围困苏州达10个月之久，但最后张氏仍然以“救一城人命”为念，“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注116。而朱军纪律严明，攻克苏州而“吴人安堵如故”注117。至于明初强制性迁移江南居民到外地，主要涉及少数富豪之家，实际迁出人数并不很多。注118总的来说，14世纪后期江南的人口总数，即使比14世纪前期有减少，差距也绝不会很大。

那么，这个损失大概是多少呢？这里，我们将表1中三个时期数字都齐的苏州、杭州、江宁三地的人口相加（江宁明初人口数字依照表1调整），得到表3所示结果。

据此，则明初江南人口约为元代的90％，而为南宋的113％。这个比例，我们觉得比前面的那些估计更接近实际情况。如用表2中的元代常州和明代嘉兴（包括松江）数字补入表1，则可得表4所示结果。

表3 单位：人

表4 单位：人

*嘉兴包括明清的嘉兴与松江两府。

表4中明初人口约为元代的84％，比表3中的相应比例（89％）低一些。比较保险的估计，应当是明初人口比元代后期盛时大约少了1/10或略多于1/10。又，据表3和表4，元代江南总人口可能在1000万左右，明初在900万左右，而南宋后期则在800万左右。在这三个数字中，明初数字的可靠程度较高，元代其次，而宋末则较差。傅宗文估计11世纪后期（1068—1085年）江南人口最多时，总数约为600万注119。根据宋代官方统计数字，在1080—1223年间，整个两浙路的户数增加了21％，口数增加了25％注120。而用傅氏的估计和我们的估计作比较，这一时期江南的人口增加了1/3。江南（即浙西）是行在所在，人口增长幅度大于浙东及两浙总数，也是合乎情理的。由此而言，我们对南宋后期江南人口的估计，看来并未超出实际太远。当然，正如何炳棣所指出的那样，南宋至明初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并不可信，注121因此我们也不能过多地依赖这些数字。不过，在缺乏其他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得不把这些数字作为参考。